摘 要： 从单界面、多界面两方面探讨我国语言学界面研究现状, 并对未来界面研究作一展望。单界面主要研究了语法内界面、句法-语义/语音/语用/语篇界面、语法-修辞界面、语义-语用界面;多界面分为多个单界面和多重界面, 多重界面研究了句法-语义-语用界面、语篇-语义-句法界面、韵律-结构-语义界面、句法-语义-语篇-形态-音系界面。我国语言学界面研究主要表现在单界面的句法-语义方面, 多界面研究很少。界面研究多为介绍国外理论或利用理论来分析某一语言现象, 大多文章冠以界面, 却未探讨界面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缕清我国语言学界面研究线路, 明确今后需着力的方向, 以期推动我国界面研究向纵深挖掘, 深化和拓展我国语言研究领域, 催生新的边缘学科。
关键词： 界面研究; 单界面; 多重界面; 句法-语义; 句法-语用;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atus quo and outl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 stud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mono-face and multi-face in which the former mainly touches upon the grammatical interior-face, syntax/semantics/phoneme/pragmatic/discourse interface and grammar rhetorical interface while the latter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single faces and multi-layer faces which relate to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 interface, discourse-semantics-syntax interface and syntax-semantics-discoursemorphology-phoneme interface.Linguistics interface study in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of mono-face with little multi-face study.Most of the published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or analysis on some linguistic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some theory, in other words, though titled with interface study, they are never touches on the cross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This paper will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clarifying the research route of China linguistic interface study, identifying the efforts forward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face study in China to a new stage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the occurrence of new frontier discipline.
Keyword： interface study; mono-face; multi-face; syntax-semantics; syntax-pragmatics;
一、引言
界面研究 (interface studies) 是一种方法论, 指两个或以上学科或学科内部两个或以上分支共同影响和制约并合力描写与解释同一事实、问题、观念、理论、实践的一种活动或过程;语言学中指两个或以上子系统共同影响和制约并合力探讨某一语言现象的活动或过程。它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由俄罗斯大全俄语数据库以及yandex.ru检索可知, 俄罗斯只检索到6篇有关界面研究的文献, 首篇以стык (接口) 为关键词的文献发表于1966年, 文章提及诗学处于语言学与文艺学的接口处。由知网检索篇名“界面”, 再按“哲学与人文科学”检索, 获得695篇文献, 剔除不相干文献, 获得语言界面研究文献200篇;再以“接口”为篇名, 按“哲学与人文科学”检索, 获得205篇文献, 剔除不相干文献, 获得语言界面研究文献153篇, 加上其他无“界面”和“接口”篇名、但内容为界面研究的专着和论文集, 有关语言界面研究的文献共363篇/部 (专着和论文集)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某些学科内界面, 跨学科界面研究微乎其微。学科内界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语言学的语法-语义、语义-语用界面、应用语言学的接口理论;介绍或深化国外某一界面理论, 并结合汉语或英语实例证明或修正某一理论的有效性, 或将其理论用于外语教学中。本文限于篇幅, 只综述传统语言学的界面研究。
二、单界面研究
界面中有点、线、面, 在语言学科内, 这一点、线、面由两个或以上分支学科交接, 因此, 界面又分单界面和多界面。目前的界面研究以单界面为主。
(一) 语法界面研究
语法界面研究既有语法理论界面的研究, 也有语法内部各界面间的研究。徐杰考察了描写语法研究与普遍语法研究的接口, 认为二者都十分重视寻求和总结世界上各种不同语言的通则和共性。普遍语法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 将这类语言的通则和共性跟语言初始状态相联系, 而描写语法重视语言的通则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自身。二者在诸多方面互相补充, 互相促进。突出表现在:普遍语法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解决用其他方法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有助于观察从其他角度注意不到的语法现象;反之, 对任一种具体语法的描写研究成果, 都将跟其他各种语法的描写研究成果一起构成普遍语法理论赖以存在的语言事实和语言规则基础[1]。学者们还考察了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认知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的接口问题[2]。
语法包括词法、句法, 具有结构、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巫宏梅探讨了词法与句法的分野, 认为, 词法和句法存在模糊的界面, 是因为异质同构的原因[3];分析语言离不开对形态和句法的描写, 因此需对形态学与句法学界面研究的既有理论进行研究, 如方立探讨了佐伊基和普伦创立的接口语法纲要中有关句法学与形态学之间关系的一些假设, 讨论他们提出的制约句法学与形态学关系的句法自由形态学和形态自由句法学两条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属于有限影响的形态句法现象[4]。
(二)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句法-语义”界面, 是指句法与语义之间的实现关系, 即句法与语义之间是如何对应或关联的[5], 如词义如何、哪一部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句法。主要讨论人们如何根据意义构建句法形式以及如何根据句法提示构建意义[6]。国外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在量词、疑问句、计算机识别领域已取得一定成就;国内的句法研究虽在20世纪80年代已涉及语义层面, 但句法-语义界面研究从90年代才起步, 从两个角度研究动词与论元的投射关系, 一是投射理论, 认为动词语义对句法形态具有决定作用, 从动词语义入手探讨动词、论元表征及映射规则;二是构式理论, 认为有些句法的意义属于构式意义, 动词的投射作用不能解释这类语言事实, 必须从论元结构的整体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的系统对应关系中去寻找答案[5]。汉语学界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主要分三条线进行, 一是语义角色的研究;二是语义句模的研究;三是句法语义关系的研究。
陆俭明提出“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的两种思路, 一种是由外往里的思路, 即从句子意思的组成角度来研究探索一个句子的意思由哪些意义编织而成;一种是由里往外的思路, 即如何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所得通过言辞表达出来[7]。方立认为句法与语义的界面研究有两种:第一种是指句法与词库的接口 (该接口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从论元的角度来研究句法与语义的联接;一是从谓词的角度出发, 分析谓词的词汇概念结构) ;第二种是指句法与逻辑形式的接口, 探讨句子语义和句法之间的关系, 旨在建立句子的语义解释和句法规则之间的联系, 而不是动词语义向语法功能的映射 (不是题元角色向句法论元映射) [8]。
1. 理论引进
1) 句法-语义界面理论。1993年陈养铃翻译的《“句法-语义”接口》一文, 主要介绍义类指派、题元角色指派、辖域指派和对解释的限制四个方面的观点[9]。2010年朱怀介绍了RobertD.Van Valin的专着《句法-语义接口探索》中结构、意义和交际功能三者如何在语言中相互作用, 其接口系统具有类型学价值, 有助于理解句法、语义和焦点结构的连接过程[10]。
2) 乔姆斯基的“接口”理论。孙道功、李葆嘉介绍了乔姆斯基在“最简方案”中提出“接口”这一课题。其基本思路是从基础词库中取出带有各种语义、句法特征的词项, 通过匹配、合并等手续形成组合结构, 再通过特征核查 (中心语跟标示语、中心语跟补足语特征吻合) , 分别与语音和逻辑语义接口, 最终生成句子[11]。郑玉荣介绍了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中句法结构与语义接口的演化:在从词库到句子生成的过程中, 表达层次的演变经历了深层加表层结构到后来的深层与表层结构的取消;语义接口的演化经历了衔接深层结构、连接表层结构再到简约论的“释出”点[12]。
3) 泰尼的“动词体接口假设”。孙道功、李葆嘉还介绍了泰尼提出的“动词体接口假设”, 即题元结构与句法论元结构之间的映射受“动词体固有属性”的制约[11]。与句法结构中的核心与论元相关联的“动词体属性”, 限制着能够占据这些位置的“参与者”的种类。接口之处的“体特征”主要包括:起始事件、量标事件及界标事件, 这三种特征在句法中存在不同的投射。
4) 论元结构理论。1994年顾阳系统介绍了论元结构的基本概念, 包括论旨角色、论元概念和论元结构的基本理论[13], 奠定了汉语学界“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基调。
5) 事件结构理论。事件结构理论是将事件和事件结构用于句法-词汇语义接口研究, 探讨从事件到句法的映射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词汇语义学的动词体结构研究、逻辑语义学的事件语义研究和生成语义学的谓词解构分析。语法学使用谓词解构, 将事件分解为基本动词组成的结构并表征到句法中, 这种表征可分两类:一是事件结构从词库映射到句法;二是事件结构直接映射到句法[14]。
2. 理论深化
在译介国外理论基础上, 学者们将句法-语义界面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如:沈园应用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 探讨了“词汇语义表征”“映射规则”“构式语法”“论元结构的一语习得”“句法-语义界面和二语习得”等, 解决了三个问题:1) 动词语义的哪些方面和句法相关;2) 相关的词汇语义表征有哪些特点及其本质;3) 从词汇语义到句法的映射规则系统的本质是什么[15]。曹火群在分析各种映射模式不足的基础上, 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整合映射模式。整合映射模式是将题元层级和体层级相结合而形成的映射模式, 是在四种驱动机制 (题元驱动、体驱动、象似驱动和修辞创新驱动) 共同作用下进行映射运作的。映射的实质是题元角色与句法论元的对应关系, 映射理论则是阐明二者之间的对应规律[8]。
罗思明、王文斌考察了当代句法-语义界面理论中词库驱动理论和句法驱动理论的异同。二者都承认语义对句法的制约作用, 语义的表征对象是句法相关语义和有关联接模式, 但词库驱动理论认为句法相关语义来源于谓词, 并单独决定句法结构和意义, 采用词汇语义表征, 坚持普遍联接规则和间接联接模式;而句法驱动理论认为句法相关语义来源于谓词和构式, 构式义融合谓词义并决定句法结构和意义, 采用句式义语义表征, 坚持构式独特联接规则和普遍联接规则相结合, 采用单层直接联接模式[16]。朱怀探讨概念整合框架下的句法-语义, 概念整合理论是意义构建理论, 语法整合通过想象事件和句法构式的相似性合并到整合空间中, 再通过句法句式体现出来, 想象事件和句法构式之间存在的相似性是进行语法整合的前提[6]。徐盛桓、李恬、华鸿燕对语义语法接口研究的“用例事件”、“模式”提出三项假设:句法表征语义、语义体现为意象、句法结构就是事件结构。语言运用是一个从事件到用例事件的心智过程。研究意象建构与句法的发生的关系即研究语法语义如何接口[17]。张达球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运动事件结构中终点论元、路径论元及其体角色允准的异同, 发现它们在体结构上的主要差别是:汉语作为话语型语言允许运动事件结构的终点论元和路径论元隐性表达, 运动类事件的体结构在英语中不能允准隐性终点体角色和独立的路径体角色, 而在汉语中可以, 从而修订了体界面假设中运动事件的体角色网格并提出了汉语的句法映射连接条件[18]。
刘宇红的专着《词汇与句法界面的双向互动研究》提出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双向互动观, 总结了五种格现象在词汇语义与句法层面中的排列规律, 即结构格向下连接词汇层, 向上又是句法的表征, 语义格和θ角色向下连接词汇层, 但向上只能通达D结构, 经过转换可以通达结构格或词序关系, 再向上通达句法层。管约论阶段的抽象格是结构格的第一次抽象, 最简方案的抽象格是结构格的第二次抽象, 与语义格、θ角色和结构格“从下到上”的功能实现不同, 两种抽象格的功能实现是“从上到下”的过程, 即体现为对转换过程的驱动, 但同样不能通达词汇层。在五种格中, 只有结构格能贯通词汇层和句法层。该着比较了生成语法关于词汇语义与句法的界面研究与神经认知语言学的最新发现, 证明了生成语法的观点基本合理;对比分析了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研究的合理与不足之处, 提出了因果元构式方法以及三级互动模型:词汇语义与词汇语法的互动, 句子成分之间的互动, 抽象句法层与临时性句法组合的互动[19]。
3. 理论的运用
运用某种理论分析英语或汉语某类词、某类句式、某类语篇、词汇化过程等语言现象。
1) 词汇语义-句法界面
词汇主要指名词 (词组) 和动词, 包括词汇单位和词汇语义;句法指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 在传统语法中体现为主语、谓语、宾语等功能成分之间的关系;句法-语义界面中的“句法”指句法范畴, 即在组合结构中词汇单位所实现的论元或所充当的句法成分[20]。在词汇语义-句法界面, 以对动词的研究为多, 如:动词的哪些意义影响句法结构, 这些意义如何表征;动词的意义成分如何映射到句子结构层面, 并决定句子的论元实现[21]。陈昌来用配价理论研究以动词为中心的现代汉语句子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说明句子语义结构对句法结构产生重要影响[22]。王葆华运用词汇语义学理论探讨了汉语部分动词的语义和论元配置变化的关系, 揭示了汉语部分动词在论元配置变化中表现出的语义因素;动词句法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论元配置变化与动词意义的变化密切相关, 动词的意义对动词的句法行为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性, 动词随句法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灵活多变的意义[23]。他认为动词为一个句子提供了复杂的句法和语义信息, 决定了一个句子可能的句法结构或句法框架, 也决定了那些与之共现的名词性成分的语义选择限制, 亦即动词的词汇语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论元的句法表达[24]。阚哲华以致使动词和致使结构的语义和句法为研究对象, 综合词汇关系结构理论、分布形态学理论、Voice假说和方位主义观, 提出Kratzer-Marantz式动词结构模型, 并对各类致使动词和复杂致使结构的句法生成做出一致的解释[25]。
王文斌、罗思明等通过对英汉作格动词语义的研究发现, 作格动词的语义是行为义、使役义和结果状态义的“三义一体”;英语单词素作格动词的语义是内孕式, 而现代汉语动结式作格动词的语义则表现出外孕式特征;动词的部分意义会映射到句式上[26]。刘正光、曹志希考察了指称与句法的关系问题。发现, 宾语名词隐形或并入的前提是宾语名词必须表示通指意义;动词越接近表达状态意义, 其指称能力越弱, 形态分布特征越少, 对论元的约束能力也越弱。指示词丧失指称意义, 或充当虚指性论元, 或产生功能扩展;时态丧失指称意义, 时间状语对时态使用的制约作用消失[27]。
此外, 还有对量词、代词、复合词、虚词等其他词类的研究, 如文卫平以英汉负极义微量词为例探讨了句法语义界面现象, 认为, 从语言生成与语义解释来看, 句法语义是两个自治的递归程序, 句法语义界面在这两个递归程序中建立联系。句法语义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如直接辖域, 也存在不对应关系, 如反向辖域。负极义微量词是典型的句法语义界面现象, 英汉负极义微量词的允准充分体现了句法语义的这种对应与不对应关系[28]。林巧莉通过证明汉语RVCs是普遍语法提供的功能谓词与来自百科知识的裸露词根在句法结构中相互作用的产物, 有效地验证了非词汇主义“外骨架法”的合理性, 表明词库与句法具有相通的运行机制, 两者之间的接口应该是直接而透明的[29]。
2) 句式/型的句法-语义界面
除对词汇语义-句法界面研究外, 学者们还探讨了某些句式/型。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点划分出来的。汉语中句式研究通常是基于格语法的角度展开, 动词的语义结构类型由动词决定, 句子的语义结构由动词和各种格组成[30]。句型是按照句子的结构模式划分出来的。句型研究是句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句式/型。
“名词词组1+把+名词词组2+动词词组”句型。只有当一个动词词组描述的事件有明确的时间终点, 这个动词才能用于把字句, 名词词组2也必须参与确定事件的终点[31]。
存现结构和动补结构。张达球在生成语法框架内探讨了汉语非宾格性的两种典型结构表征:存现结构和动补结构。认为存现结构不是非宾格性诊断式, 动补结构是非宾格性诊断式。决定一个动词是否具有非宾格性主要是句法特征而不是词汇语义特征。汉语中普遍存在非宾格结构表达, 并非所有能进入存现结构的动词都具有非宾格性[32], 英汉典型存现结构句法表征不尽相同, 但均在存现事件结构中表达凸像与背衬的语义关系, 在句法结构上表现出非宾格性特征, 其句法配置都不是由存现主动词而是由存现轻动词允准。无论结构表征差异如何, 存现结构的句法操作和语义关系都能在句法语义界面获得统一解释[33]。
动核结构。主要探讨了动核结构中词汇语义-句法语义, 即词汇单位如何凭借范畴义征转化为句法范畴的衔接机制。当相关词元组合时, 范畴义征虽然成为与角色衔接的环节, 但是始终基于词汇语义[11]。
“不+名词”。语义上, 名词本身的类概念必须积淀到一定的量才能进入这一构式;认知上, 是为了实现认知与表达的经济性;非范畴化是名词与构式协调的认知方式;类比是构式功能扩展的重要手段[34]。
“XAY let alone B”与“X (连) A都/也Y, 更不用说/别说B”构式。张滟验证了以下“语义-句法”假设和原则: (跨语际的) 句法现象要从意义的认知识解层面得到解释和支撑;意义的识解必然涉及认知主体间的互联和协调, 而不只是发生在作为个体的概念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这种“交互主观性”可作为“语法化”的元动力之一, 推动实义语言单位不断向句法构式蜕变和发展[35]。
反身代词“自己”。刘悦明从句法语义视角分析了现代汉语反身代词“自己”在NP1+V1+NP2+V2+NP3 (AP+N3) 结构中的长距离回指阻断现象, 发现回指阻断受句法触发和限制, NP1、NP2甚至NP3的论元语义特征可能导致回指阻断, VP1或VP2中V的语义结构可能产生回指阻断[36]。
致使移动变式。夏晓蓉探讨了变式语义与核心致使移动意义之间的关系, 发现与不同变式的语义连通关系涉及动词的不同语义特征, 相同语义特征使动词和变式直接连通;与变式没有连通关系的动词也可有临时用法, 概念框架中各概念结构间的语义连贯以及动词和变式间的语义连通可合理解释动词与致使移动小句的关系。因此, 语义-句法接口不仅建立在动词和变式的论元结构之上, 更应建立在概念框架之上[37]。
3) 语篇的句法-语义界面
用某一理论来研究语篇的句法-语义界面。该类很少, 只见1篇, 如吴建伟以Talmy的“附加语构架语言”和“核心语构架语言”语言类型学区分为基本框架, 以认知为视角, 对比分析英、汉叙事语篇在表达空间移动事件上的异同[38]。
4) 词汇化过程的语法-语义界面
词汇化, 是指原来非词的语言形式在历时发展中变为词的过程, 即语义上较复杂的概念用一个词来表达。主要讨论: (1) 概念词汇化及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的互动。句子的核心是动词, 动词的词汇语义是句法结构投射的基础, 而动词的词汇语义又需通过题元来实现, 题元所体现的是语言之外的概念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联[39]。 (2) 表运动义动词词汇化。陈佳分析了英汉运动事件表达句中, “路径”词化单位和构式所表达的“空间界态”概念结构构形语义在句子建构中起着重要的句法-语义接口作用。英汉“路径”概念语义均可由词、短语、句子三个层面的语言单位来词化表达[40]。汪祎、罗思明发现英汉运动类动词的词汇化程度以及句式表达的个性特征是造成其语义与句法界面差异的根本原因[41]。 (3) 其他词汇化问题。李金满、王同顺考察北京话中“X们儿”一类词的演化历程, 探讨了词汇化和语法化之间的联系[42];王中祥考察了英汉动结式句法-语义接口的词汇化等级序列, 认为英汉动结式的词汇化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序列, 在语义上表现为动词V的动作性逐渐增强、语义分量逐渐加重, 附加语R的动作性逐渐降低、语义分量逐渐减弱, 直至最后脱落;在句法上表现为从SVOR到SV (R) O到SVO的演变形式, 附加语R由于语义合并跟动词V逐渐融合为一体[43]。
此外, 王振华讨论了结构与意义的接口———语用因素, 认为意义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 这种多维性的产生是由语境导致的。意义通过语境而产生、因语境而增殖。语境是语用因素, 是结构和意义的接口[44]。张素艳讨论句法与语义学界面的翻译问题, 认为“句子翻译中限制因素的本质是句法与语义学界面问题。语义比句法更为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 语义决定句法, 即句法不能独立于语义获得描述, 二者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是不容置疑的”[45]。
(三) 句法-语音界面
句法-语音界面研究以韵律-句法研究为主, 概括起来, 可分为三部分。
1. 理论介绍。
方立介绍了由Arnold M.Zwicky和Geoffrey K.Pullum提出的接口语法。接口语法是一种关于语法组成及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语言学理论, 句法独立于音系原则和表层制约音系原则是两条严格约束句法学与音系学关系的假设[46]。
2. 深化理论。
张连文在MP语段理论 (PT) 框架中结合循环拼读模式 (MSO) 探讨了韵律拼读、焦点重音等句法-韵律接口效应;在Selkirk和Kratzer&Selkirk以及Ishihara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强语段的阻断效应, 证实韵律主短语MaP和焦点语调都是由多重拼读在语段推导过程中循环形成的;基于MSO模式的语段拼读域 (SOD) 是韵律主短语MaP等音系计算和解释句法-韵律映射机制的关键局部域[47]。赵永刚讨论了最简方案理论, 尤其是最新的语段理论和多层拼读理论, 并结合汉语音系-句法研究的一些观点, 发掘汉语韵律-句法接口研究的新的方法, 以期为汉语韵律结构的解释提供新的理论支持[48]。
3. 理论探讨。
张洪明以汉语方言丰富多彩的连读变调语料为例证, 探讨句法与音系接口一些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如:语法的音系部分是如何组织的?哪些句法特征制约音系规则的应用?句法信息如何融入音系?作者根据连读变调材料事实, 以批评性眼光审视近三四十年来句法与音系接口的各种理论以及原则假设, 提出了句法与音系接口的新模型, 建立起了汉语普通话的韵律层级[49]。李谷慧也从句法-韵律界面讨论了汉语方言连读变调, 认为, 连读变调域构建不是由形态句法结构、连读变调规则或韵律结构特性等因素中的某一方力量直接决定, 而是这几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糅合进同一语言材料时会产生交互作用。两者间的交互作用会对一些域敏感音系活动, 如连读变调, 产生影响。但连读变调域构建也并非完全被动受控于句法-韵律交互关系, 变调规则本身也可能传达变调域界定信息[50] (PP.Ⅰ-Ⅲ) 。
(四) 句法-语用界面
句法对语用有制约关系, 语用离不开句法, 任何语用均附丽在一定的句法结构上, 语用也会制约和影响句法。张滟探讨了话题链的句法-话语界面。在话题链层面, 汉语“句子”的句法行为和序列关系表现出明显的“话语导向”特征:零形NP作为显性标记, 连接起一系列话-述结构, 其基础是通过不同路径话题被指派以明确语义角色, 建立起“有关”话题的连贯性话语语义;同时, 话题链“句子”结构的粘连组织及时体表现形式也受到作为信息处理手段的前、后景话语信息配置的影响[51]。张滟和尚新认为汉语“无头”关系小句 (NRC) 表现为中心名词缺失, 即以零形出现。NRC句法源自述谓语义框架与话语信息结构的互动, 取决于零形中心名词在语义上具有可复原性、在话语信息结构中地位明确。NRC句法表现与其话题识别、焦点体现或关联的话语功能具有相关性[52]。胡建华从动词移位和句法与信息结构的接口两方面讨论“王冕死了父亲”这类句式的生成方式[53]。
(五) 句法-语篇界面
从共时角度看, 句法-语篇界面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句法结构和句法范畴的语篇功能, 二是句法现象在语篇层面的分布以及语篇对句法结构选择的制约[54]。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句法现象与语篇功能之间存在规约性联系;语篇功能会对句法现象的分布和选择施加制约, 特别是语义相同但结构不同的句式变体, 由于其语篇功能不同, 使用上受到相应制约。句法如何与语篇互动?句法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语篇动因?句法现象可实施哪些语篇功能?语篇功能如何被语法化?语篇如何影响句法?所有这些问题均是句法-语篇界面研究的内容。苗兴伟和董素蓉认为语言学的整合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界面研究、互补研究和跨学科研究[55]。
(六) 语法-修辞界面
语法和修辞界面研究的文献较少, 2004年姜亚军的博士论文《英语变体研究与比较修辞学的接口》[56]却未谈如何接口。施春宏提出可以将构式压制现象, 尤其是认知性构式压制现象看成是语法和修辞研究的一个界面[57]。
(七) 语义-语用界面
曹笃鑫、向明友探讨了意义研究的流变, 聚焦于语境论和语义最简论两种对立的后格赖斯学说对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有所批判与发展。发现:1) 针对格赖斯的“所言”, 语境论者采用扩展视角将语用因素或部分或整体纳入所言, 扩充经典格赖斯所言的内涵成分;而语义最简论者却采用窄化视角根除语用因素对语义的影响, 保证语义独立性, 重构所言的触发因素。2) 关于一般会话含义的处理, 两派学者就其语用过程的性质形成三种解释路向:默认推理、语境推论和协同推理。3) 围绕语用过程的解释, 语境论和语义最简论就所言命题中的语用涉入倡导不同的补全路径, 即强语境效应的自由充实和句法约束的逻辑扩展[58]。
三、多界面研究
任何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现象都离不开音系、形态、语义和句法, 乃至语用, 因而涉及多个单界面或多重界面。
(一) 多个单界面
主要探讨句法-语义、句法-音系界面。当形式句法从接口的角度来考虑格问题时, 格要求就成了接口要求, 而接口要求实际上中和了形式句法与功能语法之间的对立。Richards认为格的作用可以由区分性推出, 区分性的要求来自句法和音系之间的接口, 而区分性条件产生的动因来自句法推导之后的接口条件:或句法-语义接口条件, 或句法-音系接口条件[59]。
(二) 多重界面
句法-语义-语用界面。主要探讨语法学中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之间的界面问题, 分为三块。1) 理论介绍。许名央、阚哲华介绍了Andre Wlodarczy和Helene Wlodarczyk提出的句法-语义-语用界面理论———元信息向心理论[60]。2) 理论深化。张连文重构了心智语法 (MG) 的句法中心模式与Jackendoff的平行结构模式, 阐明了心智语法的普遍性、输入与心智语法模式的符合度以及计算系统 (组合系统) 之间的差异, 尤其句法、音系和语义以形成规则自治生成的平行制约的推导模式 (PDM) 及其接口机制;梳理了句法-语义接口、句法形态以及句法-语用接口等语法的多重接口策略, 分析了接口类型和概念语用制约;发现控制关系的扼制释放以及转指扼制控制在概念结构 (CS) 语义接口系统得到充分解释[61]。3) 理论运用。曹道根根据汉语无格假设, 指出汉语中句法-语义-语用接口运算存在三种情况, 据此解释汉语话题句和涉格句的生成[62]。
语篇-语义-句法界面。从语篇、语义与句法界面的视角探讨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空宾语结构的习得。空宾语习得不是单纯的句法习得问题, 还涉及语义和语篇限制, 不同程度的语篇突出对受试判断空宾语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语义、语篇因素对不同水平的英语学习者习得空宾语有不同的影响[63]。
韵律-结构-语义界面。孟凯讨论了“热水器”类[2+1]偏正式和“吃偏饭”类[1+2]动宾式两类三音词语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调适。偏正式主要体现了三音词语的整体语义压制导致内部成分结构顺应的双界面调适, 动宾式则更明显地体现了三音词语的韵律压制促使结构和内部语义先后顺应的连锁式界面调适[64]。
句法-语义-语篇-形态-音系界面。从句法、语义、语篇、形态和音系等主要语言研究模块的界面角度出发, 综述国外二语习得领域界面研究的最新动态, 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在于多界面的关联与互动研究[65]。
四、语言学界面研究前瞻
综上, 我国语言学界面研究呈现不均衡态势, 以句法-语义界面研究最为充分, 取得了丰硕成果, 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间及各层次内部的界面研究较少或尚未涉猎, 因此, 今后的语言学界面研究尚需在以下方面深化、加强与拓展。
第一, 深化单界面研究, 拓展多界面研究。语言学的发展路径由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再到认知语言学, 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多种理论与方法, 为解释一些特殊语言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语言现象还需结合社会、物理、生理、心理、认知等并置于时空中来描写和解释, 如语篇分析可采用语音、语法、语义、语用、认知多界面研究。现有语言学界面研究多为单界面研究, 两个以上交叉界面研究较少, 各分支各领域深入程度也不平衡。因此, 需深化句法-语义单界面研究, 加强语音-语法/语义/语用、语法-语用之间以及语音、语法、语义、语用内部各层次之间的单界面研究, 拓展如语音、语法、语义、语用之间以及内部各层次之间的多界面研究。
第二, 巩固与深化语言内界面现有研究, 加强与促进外界面研究。语言学内界面指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内的界面, 如语音学包括音韵学、音位学、发声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听觉语音学等。外界面指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接。如句法-语篇、句法-语用等。现有研究以句法-语义内界面研究为主, 涉及的是语法内部的不同模块, 联系的是语言系统本身的域, 而与其他域 (如语篇、语用、修辞等) 的界面 (如句法-语篇、句法-语用、句法-修辞) 研究较弱, 有待加强与深化, 尚需拓展如语音-语义/语用、语义-语用等界面的研究。
第三, 不拘泥于单一方法,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界面研究是一种方法论, 是两个或以上学科或学科内部两个或以上分支之间的交叉与互动。不同学科具有不同方法, 同一学科各分支也具有不同方法, 有多少个研究对象就有多少种、甚至更多的研究方法。已有研究多基于某种理论采用演绎法来解释某种语言现象, 如在句法-语义方面, 以对动词的句法-语义研究最为成熟;该方法固然可取, 但不妨采用归纳法, 从语言事实出发, 探讨句法-语义界面的各种现象。进行语言学界面研究应该尝试采用各种方法, 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描写与解释、定性与定量、共时与历时等方法。
第四, 发掘国外理论, 创建本土理论。我国界面研究多为介绍或运用国外理论, 以印欧语或汉语实例验证, 缺乏基于汉语事实的原创性理论。因此, 在引进国外理论时, 还需创建本土理论, 深化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事实的发掘, 总结出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与方法, 力求逐步形成反映自己风格和成就的学术流派, 从而逐步实现跟国外理论的“平等对话”[66]。
第五, 探求界面交叉与融合, 加强界面互动研究。在我国界面研究中, 汉语界对“形式-语义-语用”三个平面之间的互动研究比较充分, 尽管未冠以界面;而外语界, 除构式语法研究中强调词汇语义与构式意义的互动外[20], 大多文章未探讨界面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 而是将某一语言现象分割开来阐述。因此, 在今后的界面研究中, 需洞悉界面研究的实质, 探求界面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切实进行界面互动研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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