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古学的存在论新意
1.元理论叙事策略：范式生成的本体论承诺
青年福柯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指涉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史研究路径。就其学术的原创性而言，福柯的研究开创了一种有别于正统历史文化理论研究诸如"传统"、"影响"、"发展和演进"、"心态或者精神"等概念追求起源、总体性、连续性、意义和同一性等启蒙理性以来所建立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的新范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言：一种真正历史性话语的形成，需要建构一种当前正统话语之外的元科学的立场。
[2]P9福柯的"科学考古学"彰显了一种元理论叙事的原则和策略。这种哲学叙事的建构策略，与大卫·哈维的社会空间正义的方法论建构不同，后者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其空间分析的理论支点，却从未着意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叙事范式。福柯开创的哲学理论叙事没有延续传统文化史研究的既有框架，而是重起炉灶，具体来说，从《疯癫史》到《词与物》（《事物的秩序》）和《认知考古学》，福柯出于打破关于一种自足而公平的理性的幻想，先是揭露疯狂的原始经验，逐渐抛弃现象学上的有问题的纯经验描述的理性追求，最终的替代方案是，建立以限定性分析为基础的一套话语规制系统，福柯试图对一种普遍有效的理性形式的观念加以解释，这种基于解释的策略涉及了范式生成的本体论问题，这就是哈维"话语辩证法"所追求的那个本体论安全问题。
所谓本体论问题，其实质，按照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的理解就是"何物存在"的问题。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本体论事实问题，即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本体论承诺的问题，即语言使用中何物存在的问题。在福柯这里，就是话语实践中的何物存在问题，即话语形成规则的识别问题。福柯的这种话语分析的策略着重体现的是一种本体论承诺的向度，即考古学家不去界定话语之下的思想或再现，而是要界定这些话语自身，即遵守规则和作为实践的话语。当然，这种本体论承诺与其把它与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关于存在本质的追问区别开来，倒不如把它作为对本质存在的肯定（历史的本质是一种断裂和非连续性，福柯并不"害怕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8]P13加以褒扬。由此，作为范式的考古学方法创制，图绘了青年福柯用来限定其理论表达方式的重要意识形态，进而体现为一种元理论叙事策略的本体论承诺，凸显了其理论原创性的鲜明个性。
2.作为"新历史"的一个辩护：马克思和尼采的两个蕴涵
在对待历史问题的存在论态度上，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依然树立了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他宣称，考古学是所谓"新历史"的一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2]P9,它强调在断裂中追寻结构，建构关于客观世界与主观体验的世界图景，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显然是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和列维·施特劳斯有关"共时性"和"中断性"等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了强调这种"发明",福柯在《认知考古学》的引言中曾6次提到"新历史"来诠释这种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在福柯看来，历史是西方的神话，这显然是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如萨特理解的是对历史的存在的否认，而是在黑格尔偶像的黄昏之后，对如何达到历史的合法性理解的一种反思的姿态。对于这种反思，福柯采取的是一种考古学的立场。福柯指出，他的这种方法适用的对象就是一种"新历史"的主题。这一主题谈论"历史的结构化或者谈论一种要清除结构和变化之间的'冲突'或者'对立'"[2]P12,这显然是与传统历史哲学和结构主义不相容的领域。福柯认为，这是看待和求索历史问题的认识论变化的确定不疑的事实。
福柯把这种代表了"新历史"的认识论变化追溯到了马克思和尼采。他说，无疑的是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的历史分析是一种对"全面历史"研究的偏移；而尼采的谱系学研究注定是一种对"起源"研究范式的解构。在福柯看来，马克思的偏移蕴涵了一种对特殊性和差异的确定，这种理解表现在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中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以及阶级斗争方式的异质性，分明是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断裂",并展示为一种实证性形式的考古学立场。这是对"新历史"的辩护之一。同时，尼采的谱系学解构方法，蕴涵了一种与传统起源研究、思想史宏大叙事不同的方法论特征，即它关注的是不易被发现的卑微线索，容易被忽视的微观细节和对真理性认知的普遍怀疑等。尼采的谱系学在福柯看来，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家的专利，它应该是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新视域的开启，它反对目的论，崇尚意义的多元和时尚色彩。这是对"新历史"的辩护之二。福柯肯定了这两种历史认识论的偏移和差异，显然同其反连续性、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反宏大叙事的考古学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即使是福柯对微观权力的研究也贯穿了这一主旨。在这里，关于"新历史"的辩护，实际上是考古学反主体历史学的一个表征。福柯清晰地勾勒了主体与历史连续性的内在契合，一旦站在"新历史"的立场上去审视历史，那么，我们关于历史的一切结论必然是反主体的。
四、余论
在《认知考古学》中，青年福柯将注意力集中放在关于实现一项"对话语事实进行纯粹描述的规划"的努力，忽视了这种纯粹分析可能带来的一切解释学的或者生命政治和社会伦理等非话语领域的实践诉求问题。这样一来，正如布朗肖所言，为了解决其理论的困难，福柯后来转向了关注"话语实践的基础即社会实践"的权力谱系研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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