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第二国际文献资料越来越多地被解禁和学术论域的渐次开放，以及受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激荡，国内第二国际研究逐渐打破长期的冰封状态，第二国际的研究从总体评价的单一向度逐渐走向客观化、多元化，研究视阈与理论聚焦正朝着广度和深度方向立体式发展。为了更好地承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时代课题，国际共运的历史梳理逐渐让位于第二国际的当代审视，史学视阈也更多地被哲学视阈置换。尽管相对于马恩原着研究国内对第二国际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使得这个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尚存的“富矿”中还有许多值得开拓和丰富的理论空白与盲点。不过，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随着侯惠勤、姚顺良、周宏、陈学明、方章东、徐军等专家学者对第二国际的理论深入，逐渐形成了研究课题带动和引领学术研究风向的新局面。
一、第二国际研究的视野聚焦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第二国际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总体上呈现重心转向和视野深化的特征，即由史学层面的索引更多地聚焦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哲学探究。一方面，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上的关于第二国际的成立背景、组织结构、人物派别、存在问题等实践层面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对第二国际理论与晚年恩格斯的关系、修正主义的表现及影响等理论层面的厘清和重评。另一方面，在宏观与微观的双向开拓中逐渐倾向于单向度的微观进军，甚至进一步聚焦于第二国际理论阵营中重要人头的研究; 同时，在史学层面和哲学层面之间更加倾向于哲学诠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角度的理论探讨:
(一) 第二国际理论家方阵内部格局的划分与论战
第二国际理论家将时代课题与自身理论素养糅合，在反思如何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这一问题基础上，孕育了不同的阐释路径和理论前瞻。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赞同将第二国际理论家方阵的内部格局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即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在此基础上述评三派的理论观点以及相互之间的斗争。其中，陈爱萍同志在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界定问题上，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策略上，他们实质上采取了与右派相同的取向; 在理论上则与左派一样，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这暗合了列宁对中派的评价，即认为他们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不过，更多的学者直接将考茨基等人归为中派，不做理论和实践上的区分。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坚持二分法，如郑召利教授大致将第二国际的理论分歧归为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正统理论家之间就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基石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是经济决定论等问题之间的论战。这种分类方法类似于孟飞先生将第二国际理论阵营分为修正派和正统派，正统派又分为左派和中派的做法。他指出修正派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效用，因此必须用其他理论来“补充”或替代马克思主义; 正统派则强调必须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可见，三分法实者是在二分基础上进一步将考茨基等人从正统派中分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派的界定。
(二) 第二国际理论的源流
第二国际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链条带上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不断互动的重要一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走向解释形态过渡的第一环，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和实践成果，又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上的全球拓宽和时间上的后续发展。
向前回溯，学界重点探讨了晚年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之间的实践联系和理论联系。在实践层面，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些学者指出恩格斯为第二国际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成果既有力地打击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先进工人阶级内部的传播，无疑对第二国际的成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些学者在研究共运史基础上，大量引用史实和恩格斯原话，证明第一国际解散后恩格斯不主张建立新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在理论层面，国内学界普遍不同意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再到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把恩格斯思想看作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源头的观点，而是较客观地评价了晚年恩格斯在阐释扞卫和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方面做的工作。
向后回溯，即探讨第二国际的后续影响，学界主要观点有: 第一，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开辟。朱旭红教授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在社会主义的伦理解释、世界观的实用主义两方面具有紧密的历史延续性。同时，相比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作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最为致命之处也正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或体系批判性立场和功能的丧失”，它提供了“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的典型范例。基于此，他得出当代“第三条道路”虽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中借力，却比伯恩施坦主义更进一步地偏离社会主义的结论。第二，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阐释范式。孟飞同志指出，被广泛关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和西方马克思学解释范式的胚芽都孕育于第二国际。因此，他强调研究第二国际理论是准确理解各种解释范式与母体之间源流关系的基础步骤，进而为把握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式提供必要理论准备。
(三)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路径
很多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由于辩证思维的缺失，或者是受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资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先在影响，使他们在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象时不免渗透科学化、实证化等视野交融，进而用经验和逻辑等尺度而缺乏实践和辨证尺度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致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性和辩证法等沦落为整个哲学体系的附庸，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总体说来，很多第二国际学者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匮乏不能很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甚至片面地抽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新现象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以致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经典范式被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维阐释和多元思考逐渐蔚为大观，主流观点主要有:陈爱萍副教授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归纳为三种，也就是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以伯恩施坦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阐释路径和以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路径。同时，她指出前两种阐释模式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基石，且都把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过，第一种模式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科学和研究方法，第二种主张用康德主义来“补充”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第三种阐释模式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世界观。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将第二国际理解模式的分化归因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蜕变，并从大的类型上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范式分为狄慈根、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模式，拉布里奥拉、卢森堡的历史主义实践论模式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型模式。这种分类突出了不同理论家的个体差异，相对于那种笼统地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等“帽子”简单地扣在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头上的方法，更符合理论演变的逻辑。
二、批判第二国际理论的不同视阈
在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不是纯粹的事实罗列，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自身理论尺度的潜在影响，在马恩原着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中，试图厘清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背离、发展与扭曲。纵观新世纪国内学者关于第二国际的理论批判，主要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苏联马克思主义视阈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阈，三重视阈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关注，对全面把握第二国际理论形态具有视野比照的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的诘难和纠偏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指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解模式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逐渐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区别于费尔巴哈范式的黑格尔范式。首先，国内学者洞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第二国际的现实指向，即革命性、批判性的丧失和理论与实践的脱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新的理论、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解读，抓住了第二国际理论家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实质，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锋芒。在这一点上，与列宁等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第二国际的批判是合拍的。仰海峰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整合不同的社会思潮基础上，“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固步自封的框架，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批判性，沿续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批判精神”。
其次，国内学者也抓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第二国际的理论针对，即跳过费尔巴哈将马克思主义直接上溯到黑格尔的思想，用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如陈爱萍副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第二国际的理论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完全用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即过度强调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架构中的地位，从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渗透了实证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等倾向。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模式，鲜明地区别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退回到费尔巴哈、遗忘黑格尔的阐释模式。不过，这也使他们忽略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本质差别，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主体”和与之相关的问题的理解上。
(二) 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对第二国际的锋芒指向
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包括一些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对第二国际的评价长期严重左右着国内学者，因此，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对第二国际的锋芒指向是攻入第二国际理论家思想的重要突破口。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列宁主义，“是在与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的抗衡中发展起来的”。
二者的对立，既有实践的相互对立，又有理论的相互攻讦。列宁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最早关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与第二国际理论阵营之间特别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之间有过激烈的思想论战，他曾站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层面批判过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阐释，以此来恢复被第二国际磨钝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与革命诉求和哲学追问之间的统一。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承袭了列宁的批判路径，甚至在政治大环境的作用下走向极端。
陈爱萍副教授在史学视野下整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脉络。首先她批判了西方学者和苏联东欧学者惯常将列宁思想视为一以贯之的统一体，提出应该在把握列宁哲学思想演进线索基础上分析他与第二国际之间的理论纠葛。列宁之后，陈教授指出斯大林理论团队基本上完全否定了整个第二国际理论家。斯大林逝世之后，与政治上实行“非斯大林化”改革一致，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推动了第二国际研究的别开生面。斯大林逝世到苏东剧变，主要是在总体的国际史或哲学史中研究第二国际及其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观。苏东剧变之后，苏联学者更多地对第二国际思想特别是修正主义进行了重新审视。不过，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对第二国际批判的具体剖析，以及探讨他们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第二国际的直接评述
在比照马恩原着思想基础上对第二国际的直接评述，一直是国内学者最主要的批判视阈。即使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阈，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达到评述第二国际思想的跳板。相比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话语霸权下的否定态度，近年来国内学者将立论筑基于扎实的文献研读和理性的学理探讨之上，逐渐形成了对第二国际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即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借鉴。从格局来看，肯定的态度更多地青睐于考茨基、拉法格等马克思主义主流派; 批判的矛头多集中在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
从层次上看，肯定态度多集中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实践层面。方章东教授认为，第二国际创办了众多的理论报刊，依托阵容强大、理论扎实的宣传团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完成了出色的工作。姚顺良指出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链条上最为关键性的一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相比之下，否定态度多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重构”等理论层面。周宏教授指出，第二国际左中右三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用不同的理论对马克思进行当代性改造，但都没能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出场路径问题。方章东教授指出由于所面对的环境和学习主体改变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主观上扞卫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没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髓，没能科学认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环境和正确回答变化了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进而最终还是走向了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三、第二国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国内第二国际研究，随着不同学科的理论加盟，不同价值取向的异向规约，研究者在理论创新基础上对研究方法也进行了大胆开拓与尝试，形成了融合不同的批判视阈，宏观与微观、外史与内史相结合等独特的研究方法，对进一步开拓第二国际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融合不同的批判视阈
第二国际恰好是两个时代(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 、两个世界(西方和东方) 的交叉点，“构成了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 既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欧洲走向世界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分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的时期”，这导致对它的阐释具有多维的可能性。迄今，仅在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阵营中就分裂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等重要的支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黑格尔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抬高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正试图建构自己的多元阐释范式。这虽然导致了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和理论架构等核心问题上出现龃龉，但却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视阈比照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学者注重借鉴国外研究者的理论成果，比对不同学者的批判视阈，逐渐达到了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思想的科学认识。
(二) 宏观与微观、外史与内史相结合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现状的理论回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思潮激荡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态演绎。对第二国际置身的历史情境与理论背景的研究，真正将第二国际放置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全面地考察，为第二国际的整体把握和局域考察奠定了逻辑基石。因此，在论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境遇和阐释第二国际理论家思想时，应该以宏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具体思想史语境为支撑，秉承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宏观考察自由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前提，综合分析达尔文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的荡激作用，进而定位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线索中的时空坐标; 同时，通过比较分析第二国际内部的不同倾向，理清不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的现实根源与理论根源，进而在公正评价他们思想的基础上，“扬”其合理成分，“弃”其不合理的成分。
(三) 文本研究与问题研究相互促进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着作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回应动态现实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回应花样翻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思潮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向解释形态发展过程中的第一环节，对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理论开拓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蕴含着丰富的学术“矿藏”。加强马恩经典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着作之间的比照，能帮助研究者理清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相互激荡的真实图景，真正找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或误读和背离，进而找到理论创新的基点。姚顺良教授指出，“一定要重新原原本本地用第一手文本说话，重新考证，重新解读，重新诠释。当然，这并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轰动效应，而大作‘翻案’文章。那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同时，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也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问题来整合理论; 突出研究的现实指向，寻找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触发点。通俗地说，也就是既不能不读书，也不能读死书; 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有现实的针对性，从而形成文本研究与问题研究相互促进的良性模式。
(四) 理论与实践接轨
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不能脱离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先导作用的同时，要不断地从实践中创新发展理论，不断地用理论比照指导实践。列宁曾指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第二国际理论家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进而坠入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歧途，甚至酿成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修正的恶果。姚顺良教授也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史论结合。特别是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
这里，理论与实践合辙，具体是指第二国际的研究必须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重心和归宿，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马克思主义在场性的问题。
第二国际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在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普及化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但也出现了实证化、科学化等诠释倾向，更培植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等思想异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甚至诋毁。研究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中对马克思主义怎样保持在场性问题的回应，梳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第二国际重大实践问题的历史回顾、对理论问题的当代挖掘，对我们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代化，具有突出的实践参考意义和理论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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