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的论文范文5篇(7)

　　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论争与启示

　　
　　提 要：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思想的交锋和争论始终伴随其中，争论中有一致，分歧中有共识。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论争的历程，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具有重要意义。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之中、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及民意表达的平台之上完善凝聚改革共识的基本条件； 交锋中坚定共同目标、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创新是达成凝聚改革共识的基本要求； 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参与合作，正和博弈、构建体系，引领思潮是达成凝聚改革共识的途径与方法。
　　
　　关 键 词： 改革开放； 共识； 论争； 思想； 中国梦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启程之时，“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五年，也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不断多元化，继续通过改革来破除和解决日益凸显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走过 35 个年头，35 年来，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显着的提升。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优化”环境令人振奋，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要变革，但在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上存在争议；1992 年，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再一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之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鼓舞了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勇气和信心；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不断多元化，继续通过改革来破除和解决日益凸显出的各种社会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共识。可见，中国改革开放35 年来，改革的重点时有变动，分歧也总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每一步，但争论中有一致，分歧中有共识，即总的“改革共识”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在历史的新阶段，如何再启“改革”这把钥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论争的沿革与启示，则有利于我们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分歧与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论争

        思想理论的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中国改革历程的每个关键时期也必然伴有思想交锋和争论。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既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体制不断创新的三十多年，又是人们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的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多次的思想交锋和论争，每次论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些论争其实是当时社会认识的一个缩影。其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解放历程的几次代表性交锋和论争，主要有以下四次：
　　
　　（一） 与历史对话： “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进程中，第一次思想解放是 80 年代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两个“凡是”的观点仍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1978 年 5 月 11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檄文一经发表，随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的一场大讨论催生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拉开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序幕。
　　
　　1.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必然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是适应当时拨乱反正的需要，更是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文革”刚结束后，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在人民头上扣上紧箍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中国，急需一场解放人民自己的运动，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党就没有希望，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所以这场讨论就应然而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而“两个凡是”则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作为真理的标准，颠倒理论和实践、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尊重，实际上却是歪曲和损害。之所以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成为当时社会论争的一个焦点，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潮。其实质是用什么来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检验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 正如邓小平曾指出： 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114.
　　
　　2.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共识与争论中的形成与发展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索是 1978 年 5 月 11 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同时也立即遭到不少“两个凡是”支持者的谴责，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指出文章否认了真理的相对性，还有的认为这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 6 月 2 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114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这次讨论。随后，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等方式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至 1978 年 10 月份，已在全国形成大讨论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的理论务虚会，是这次大讨论的深入和发展，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阐明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 “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因此，这次大论争不仅对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理论探讨的良好氛围，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民主的条件。可见，激发理论创造的活力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与过去对话： 姓“社”还是姓“资”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 90 年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姓“资”姓“社”的束缚。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骤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能否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避免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正确认识10 年改革开放以来，诸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的创办、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姓“资”姓“社”的论争。
　　
　　1. 姓“社”姓“资”分歧的产生面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的思想分歧逐渐产生，并演变成了政治风波。《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等一系列争论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当时改革共识较大的分歧，并有逐渐把握舆论主动权的趋势。在民间，老百姓议论：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社会的气氛沉闷压抑。作为回应，时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于 1991 年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系列文章，再次引发了一场大的思想交锋。这四篇文章引起反对者的很多批判，反对者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再次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这场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对 197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对还是错的判断。
　　
　　2.“南方谈话”促成新的共识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这场交锋，1992 年1 月18 日至2 月21 日，他从武昌到深圳，从珠海到上海，一路走一路讲，内容涉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之后经整理而成的近八千字讲话稿，被称为“南方谈话”.此后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诸多经典思想，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都出自于此。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的进军令，推动了我国改革由目标探索阶段进入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此后不久，社会舆论态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改革开放进一步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三） 与制度对话： 姓“公”还是姓“私”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对姓“公”姓“私”疑惑的解除。邓小平的去世，使一些坚持旧体制的人认为有机会扭转局面，从而利用各种方式挑起争论，其焦点集中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对政局造成很大困扰。这场争论是姓“社”与姓“资”之争必然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实质是上一次论争的一个的延续，也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
　　
　　1.“万言书”引发交锋再起到了 1997 年，随着股份制日益成为改革的主要取向，指责股份制的声音也高涨起来，一场新的交锋就难以避免。从1995 年初开始，有四份万言书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这些“地下论文”以上纲上线的理论形式和严厉的批判指向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社会主义变质和孳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所在，提倡阶级斗争，反对改革开放，恢复极“左”路线。争论是善意的，批评者大量摘引马克思语录来论证我们今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这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有的人批判股份制“是一个地道的私有化方案”,认为如果放掉小企业，私有制就会大量出现，中国就会发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式”,这是“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等等。这些观点形成的影响和氛围，给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障碍。

    2. 改革共识在交锋中再次得到凝聚对于“私有化”究竟是捷径还是歧路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持“目的论”者认为生产力是否发展自然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但为谁发展，同样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 持“手段论”者则强调所有制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随后一些媒体发表了于光远、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的谈话，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冲破姓公姓私的禁区，其中《交锋》一书的出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将社会舆论逐渐引向支持改革开放的共识中去。当然，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不会很轻易地就退下去，比如2001 年，一些人就“民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问题，又发表了新的“万言书”,指责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挑起新的争论，甚至批评国家领导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早在南方谈话中就讲到：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其核心精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可见，邓小平的话不是凭空讲的，的确是有动摇，历史上动摇过，现实中也有动摇，这很正常，但关键是我们在论争中能再次凝聚起改革的共识。就此次论争而言，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时不难发现，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原理和论断，都是为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奠定的前进基础，而不是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或公有制。所以，这些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存在姓“公”姓“私”的问题。
　　
　　（四） 与当下对话： 是改革失误还是有人扭曲改革

        第四次思想解放是一场期待解决我们目前改革“类发展困境”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先易后难，几十年下来，积累的难题越来越多，但是，难题不能回避，否则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谋求思想共识和精神共识的基础上，达成更加广泛的利益共识，成为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