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伦理学研究观念、范围、目的和机制的借鉴

　　军事伦理学（M ilitary Ethics）是近年兴起的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一切与军事有关的道德问题：不仅研究军人主体自身在相关军事活动中的道德建设问题（军人伦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广泛地研究战争与和平，现代高技术战争与常规战争中方方面面的道德问题，以及国家战略中军事力量发展的道德、国防教育中的道德、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关系中的道德、国家首脑军事决策中的道德等问题。在当代，战争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战争诱因多等特点，因而，全体人民、军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军事决策者，必须具有全局意识，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一切与军事有关的道德问题，这就使得军事伦理的研究成为迫切的课题。军事伦理学不仅包含了军人伦理学的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更突出的军事特点和更具体的应用前景。

　　在我国，对于事关军事的道德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在军事学方面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的零星研究，一是在军人伦理学方面进行的研究。当前，我们的研究普遍侧重于军人主体道德素质方面，对于其他问题则较少涉及，也就是说，缺乏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的研究。可以说，从学科体系角度看，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远不如军人伦理学那样已初具学科规模。对这一学科研究较多的，是西方一些国家，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在美国，军事伦理学可以说已成为一门较成熟的学科：空军军官学校于1980~1985年、1988年主办了《职业军事伦理学期刊》；由国防大学主办的三军联席职业伦理学年会，就国防、军事、军队中出现和存在的有关军事伦理的问题展开讨论，并积极吸引地方专家教授参加，注意借鉴地方研究成果；近些年来研究成果颇丰，正如空军学院国际关系和军事伦理学教授詹姆斯·特纳（JamesH. Toner）所说：“已出现了多部论及军事伦理的着作。”美国军事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和平时期、战前时期、战争时期、战后时期所存在的军事伦理问题，对战争和平观、对美国军事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及生化武器、核武器的发展及运用中的伦理问题都作了大量探讨。可见，美国在军事伦理方面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的分析、借鉴，以服务于我军建设。综观美国军事伦理研究，对我国军事伦理研究有以下启示。

　　一、研究观念上的启示--确立对西方军事文化的开放心态
　　
　　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建国初期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成果缺乏科学的具体分析，不论其性质和价值如何，大多加以批评和抵制。这对我们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使我们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部分地矫正了对外态度，注意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但是，我们所注意吸收和借鉴的主要限于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主要限于物质文明成果，而对于哲学、伦理学等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成果、精神文明成果则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意识地将其视为“禁区”.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是，我们较注意对外军的战术、训练方式、高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借鉴，而缺乏对其军事哲学、军事伦理学等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借鉴。应当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含哲学、伦理学等相关意识形态）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指导思想，是其在精神形态上的折射，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现代化首先是指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要是指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的首先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因此，不注重对其相应思想的研究、分析、借鉴，就不可能充分借鉴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同样，不注重对外军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研究、分析、借鉴，就不可能很好地对其军事实践进行借鉴，从而不利于我军军事实践的发展，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此外，包括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在内的任何理论、思想，是否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决定因素之一是其是否具有开放性，是否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广泛吸收体系之外的思想成果来丰富自身、完善自身。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可看到，包括美军在内的西方军事文化中，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因此，对外国（外军）思想、文化确立开放的心态，既是（指导）实践的需要，也是我国（我军）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这一要求在现代社会中更具迫切性。因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在经济与自然生活上呈现出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在大大浓缩的地球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具有共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包括思想、意识在内的中西文化交融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要求，而开放的心态是进行文化交融的首要因素。

　　二、研究范围上的启示--拓展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社会实践，尤其是军事实践的发展，对军事伦理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事伦理强烈的实践性、发展性决定了它只有与军事思想、世界军事格局相适应，才能为军事实践、军事决策等提供切实的指导。只有与国际接轨，才能在战争、和平等战略问题上取得世界各国的确认和支持。对于战争、和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军事伦理的视角进行探讨是极其重要的。美军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如何审视和处理这些问题不仅能折射出军队现在的情况，而且会决定美军在21世纪的总体特征和战斗力。美国军事伦理学对涉及战争与和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伦理思考和研究，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和薄弱。因此，必须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新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对已有研究的反思，从而加强其研究深度。对比研究提示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至少有下列方面：军事决策中的伦理问题（国家领导人、高级军官和军事伦理）；对现代社会中各种战争的伦理定性问题；战争法的分析、传播与贯彻中的伦理问题；高新技术武器（包括生化、电子、核武器等）的发展与运用中的伦理问题；和平时期、战前时期、战争时期、战后时期的伦理问题；战争时期中立国的作用的道德问题；小规模战争（内战）中的伦理问题；军队解决国内问题的伦理问题；对待战犯的伦理问题；关于投降的伦理问题；军队和其他社会机构关系的伦理问题；军人（含退伍军人）待遇中的伦理问题；军人（含军属）社会保障中的伦理问题，等等。
　　
　　三、研究目的上的启示--坚持双重目的的有机统一
　　
　　军事伦理道德有两个本质属性：一是规范性，二是主体性。与此相联系，军事伦理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战争服务，即为结束战争、赢得和平提供理性思考；二是为提高军人素养、人格品位服务。但在对军事伦理本质属性的理解上，我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颇：重视其约束性、规范性而对其引导性、主体性关注不够；以其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的认识掩盖了它同时是（且更多的是）一种主体把握自身的方式的内在化特点。受此影响，我们在军事伦理研究的目的上，较侧重于前一目的而对后一目的关注不够。事实上，军事伦理的规范性与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使二者都受到伤害。因此，在军事伦理研究目的上的要求必然是坚持双重目的的有机统一。美军在其军事伦理思想研究中，受其社会核心价值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的影响，对其军人主体自身的幸福、完善与发展关注较多，反过来又能使军人较好地为军事服务，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好地实现了军事伦理研究双重目的的结合，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当然，我军历来也强调人的培养，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军人”.但是，如何在实践中真正使这一目标落在实处，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四、研究机制上的启示--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美军科研规模庞大，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在总统和国防部长统一领导下、军内外相结合的军事科研体制。美军军事学术研究体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极大的开放性。这包括对地方的开放性和对外军的开放性两个方面。除各军种、各军事院校设有专门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机构外，还有许多地方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或部分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学术研究，它们与国防部和各军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研究成果对于美军军事学术的繁荣和美军军事决策的制定起着促进和咨询作用，是美军军事学术研究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由军外科研机构承担的研究任务占美国防部及各军种全部军事学术研究任务的2/3以上。此外，美军注重学习、借鉴外军先进的军事学术成果。具体途径是： a.聘请外军教官任教； b.邀请外国军事专家和军队领导人到美国讲学或访问，介绍外军军事理论； c.派人到外军进行专访、考察。通过向军外、国外的开放学习，不仅促进了军内外、国内外的军事学术交流，充分利用了军外、国外的学术成果，而且开阔了军内学术研究的视野，营造了宽松的研究环境。特点之二是充分的人力、物力保障。美国各军事学术研究机构在组织领导以及财政方面均有相对独立性，美军的科研经费在整个军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加之军外科研机构承担了相当任务，军内科研机构在相对少的科研任务中有相当充足的财政支持和较好的科研条件。此外，科研人员待遇较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研究兴趣，使之安心军事科研工作，加之地方为其培养、输送大量人才，使军内科研人员在质与量上得到了保证。极大的开放性，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为美军军事学术研究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而良好的环境无疑是军事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更好地服务于部队建设的前提。就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来说，美军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和促进该项研究。比如，空军军官学校主办了专门的军事伦理学刊物-- 《职业军事伦理学期刊》；在国防大学定期召开三军联席职业伦理学年会，从制度上保证军事伦理思想研究的顺利进行。这对我们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不无启示。

　　当然，对于美国军事伦理思想，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对其同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腐朽成分，应坚决予以抵制、排除。不过，美国军事伦理思想中确有值得我军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即便是某些阶级政治色彩强的东西，只要剔除其阶级性的偏见，也可结合我国国情、军情，对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正确把握在研究上具有启示性的东西，对于加强我军道德建设，丰富和发展我国军事伦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James H. Toner, Teaching M ilitary Ethics, M ilitaryReview·M ay 1993, p. 3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76页。
　　[3] Anthony E. Hartle, M oral issues in M ilitary DecisionM aking, university Press ofKansas, 1989, p.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