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市场经济就其本性而言，是种以“利”为导向的经济形态，理性的工具性就被凸显出来，演变成主导人们去谋求现实利益和实际效果的手段。一方面，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谋求现实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是将工具理性的思路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人的道德领域，用有效性、有用性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单纯对实效进行强调的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个人往往缺乏反思和批判。
其次，随着个人从集体主义中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道德说教失去了有效场所。因此，虽然我国一直重视在道德教育和道德知识的普及和教化，甚至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道德关照和价值引导，但这种努力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人形成内化的约束却值得质疑： 一则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这种道德教育不再具有强制性的色彩，二则，个体性的觉醒也常常表达出对这种进行普及的道德规范进行怀疑和否定。
再次，道德规范难以内化为个人内心的理性原则，这是社会的特殊发展阶段所造成的。个人不再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构成因子，而变成具有个人意愿和欲求的独立体，个体性和自由化不断被强化。同时，非强制性的道德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力量在个人意志的不断膨胀中也日渐式微。理性的缺陷影响了个人意志和行为的非道德取向，直接反映为对道德规范的忽视。
三、道德失范的对策初探： 理性的健全
康德从普遍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启蒙运动理解为人的独立精神的觉醒，黑格尔则希望获得一种客观性解释，认为理性精神的觉醒奠定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关注的也是理性精神，并认为启蒙思想家正是通过理性构建起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世界[7].理性的启蒙开启了现代性的大门，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及现代形态的社会所具备的精神基础，美国社会学家巴伯直接指出，“现代社会，理性的培育和理性规则的确立比习俗和礼仪更重要”[8]74.马克思转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考察，从物质生产、人际关系、人的自身发展三个维度寻求现代化进步的标尺。虽然基于对康德、黑格尔思想的扬弃，马克思并未频繁使用“理性”这一概念，但他是在默认人作为现实个体所具有的认识和改造世界基本能力的前提下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的，这种被默认的能力承袭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对人的理性精神的理解和肯定。因此，理性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内在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质，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三个维度的考察与启蒙运动起来的理性精神的高扬对于我们反思道德失范以及探索应对举措也是不无裨益的。
（ 一） 国家： 制度供给与理性规范
马克思曾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 “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9],只有在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中，人性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只有在一个德行有用的制度体制中，社会成员才能普遍成为有教养的、守规则的自觉建设者与维护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首先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理性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个人行为进行正向的引导：
一是强化社会道德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制度所内涵的对客观利益的合理规范和分配，通过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引导，驱动理性的行为选择。正是对制度道德善的价值认肯，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人格上的统一完整性。而一个制度要能够实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整合，其本身“首先应当具有道德合法性与道德权威”[10]303,因而制度的供给首先应该明确自身的合法和公正。通过公正的制度供给，在向个人提供最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的同时，要求个人在经验生活中学习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生长出 神 圣 品 质，这 种 品 质 正 是 世 俗 道 德 的 结晶”[11]283.并且个人能够在对这种制度进行理性的反思之后，认为它具有价值合理性和相应的道德权威，从而保证了它在现实中整合社会的现实效能。
二是通过制度对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有效的制度供给可以实现对公众道德意识的强化和趋同。对价值取向的认可构成了遵循和践行道德规范的基础。在实现了用制度引导价值的趋同认知之后，制度的安排还应该对这种认同进行巩固和强化。
用外在的隐形的强制力量将道德认同内化和渗透到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表达之中，就需要建立和健全一系列的监督体系。监督体系的作用就是注视大众的行为选择动向，及时反映和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违规行为。当然在监督的形式上，这里强调的是制度上的监督，能够为更广泛的舆论监督提供必要的参照和引导。通过理性设计的制度供给和监督，将理性的规则作为有形的规范呈现出来，并在这种无形的强制中将理性规范的原则内化为社会个体的道德原则。
（ 二） 社会： 舆论整合与理性引导
亚里士多德曾将理性的职责规定为求真求善，并揭示了理性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正当的社会应当是真和善的统一： 善体现的是价值理性，是公民间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表达和尊重； 真是工具理性层面，表现为社会公正。马克思在吸收了亚氏思想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的实践有两种尺度，一是对象的尺度，一是人自身的尺度。对象的尺度是求真，是工具理性，人自身的尺度是求善，是价值理性。对自然对象的本身把握，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的自由目的。因此理想社会是真与善的结合，善以真为基础，是真的价值追求和目标。
所以对于社会这个主体而言，它所遵循的“工具理性取向，为人的自由实现规定了可能的边际，价值理性取向则规定了人如何利用工具理性，规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10]348.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生存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其基本需要的需要，是工具理性的取向。但现代社会关注的应是对自身理想、价值目标的反思，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与设计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可持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使人的自由意志充分发展”[10]349.因而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结构合理的有序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了规范整合的社会。
制度供给所实现的规范整合还是从程序等外部条件对个体行为的一种外部制约，是通过社会结构、制度体制将社会协调为统一整体，那么社会整合则从个人真实的生活入手，深入到个人伦理生活的真实情境之中，是通过具有伦理性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人们的良心，将社会统一为整体。
相比制度层面的监督措施，社会领域所要提供的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主要以舆论引导的方式实现。
一是可以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倡导新风尚，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 二是对具有正向价值引导的行为进行鼓励和嘉奖，培养良好的道德氛围。实质上是通过善恶评价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微观上是由无数个人的行为所构成的，当这无数的个体行为整合为大众行为的基本模式之后，道德和价值的取向也就被定型和强化了。
社会作为道德的主要形成领域，必须首先具备完善的理性，对个体行为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和定位： 首先是对作为“善”的价值理性的反思，一种价值合理性的反思； 然后是对工具理性的“真”的合理确定，在明确合理的价值目的、社会理想、生活原则的基础上将其具体化为个人行为。这种在社会层面的理性反思和重建是确立道德秩序的必要条件。
（ 三） 个人： 自我反思与理性累进
制度和社会层面的理性重建对个体的理性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个体的理性重建既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外部生活世界变化的冲击之下，个体既有的某些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虽然缓慢但却真实地被解构。这种解构并非是全然消极和被动的，而是在解构的同时意味着建构的开始。个体的道德观的重建就在于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而达到的一种理性的累进，即向健全的理性的趋近。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并不仅仅指人有认知、推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指人的反思性能力。一方面，是个人以理智的态度对自身行为进行透彻的反思和剖析。“人是唯一能够通过反思而自觉推进自己历史的存在物”[12]54.在内省中，理性将自利与他利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衡量，随着不断反省，就能够达到对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的新的审视。另外，这种自我反思还能将道德不断内化和强调，在持续的实践中对道德规范进行不断认知，将强制性的道德他律演变为自律，由此其行为也就成了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的显现。另一方面，在反思基础上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自我谴责和否定，产生自我羞耻感。
耻感产生于一个人的自我批判，“至少表明一个人具有一定的自我批判能力，拥有一定的善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标准，至少揭示一个人具有起码的良知与道德感，至少象征着一个人走向纯粹、完满的可能性”[11]294.这种正在觉醒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理性的判断，发扬其积极面，防止其消极面，使个体在理性指导之下建立起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共在关系。通过耻感这种在反思基础上所萌发出的自我批判促进理性的自我完善，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个体行为对于道德的遵守。
这里所谈到的人的理性的发展与完善的进程其实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以来关系，再到自由个性的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终实现是要求人们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打破己、他之绝对界限，融己、他为一体，为己的就是为他人、社会的，为他人、社会的，就是为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关注于本己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但又并非与他人、社会处于绝对两级对立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共生共在的统一中。因此，人的理性累进是促成个体行为的自利与道德之间不断融合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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