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教育会对居民幸福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目前鲜有研究针对教育影响居民幸福的逻辑关系进行系统探讨。鉴于此，本文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深入研究教育影响居民幸福的理论逻辑。结果表明：就直接影响而言，教育能够在哲学、心理及社会生活三个维度直接强化居民幸福体验；从间接机制来看，教育会通过收入及其分配、社会地位、社会资本、健康、婚姻等关键中介渠道间接影响居民幸福。
关键词：教育;居民幸福;理论逻辑;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目标，“如何让居民更加幸福”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近年来，国家层面多次就我国人民(居民)幸福问题进行过重点阐述。例如，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无论是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抑或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均有提及“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重要内容。由此表明，我国愈发重视居民幸福问题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另外，关于教育发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的科学论断。事实上，此论断传递的核心内涵在于：教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关键手段。由此可见，教育对中国梦的落脚点——人民幸福意义重大。
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全面深入厘清教育影响居民幸福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现有居民幸福研究的理论体系；而且能够为从教育层面出发，设计持续提升民生幸福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教育对居民幸福的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意味着教育本身具有直接影响个人幸福的功能。就现实而言，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哲学、心理及社会生活三个层面。从哲学角度来看，教育能够促使居民对幸福有更为深入的理解。通过接受教育社会大众更可能清楚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影响个人幸福的要素有哪些?以及如何才能保持持久幸福等。实际上，舒尔茨(Schultz)同样认为，教育的主要作用就在于造福于人，居民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本身就会获得心理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就积极心理学层面而言，教育可以通过培养个体积极心态，并提升其认知与沟通能力，从而更好地掌控自身情绪、舒缓工作压力、化解生活矛盾、拓展人际关系、获得稳健的情感支持等，进而持续增强其对幸福的感受程度。另外，从社会生活层面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通过掌握自身劳动过程，从而强化个人幸福体验。具体来讲，接受过更高层次教育训练的个体更有机会远离具体的生产活动现场，摆脱生产设备束缚和管理者的监督，从而更可能从事相对自由、轻松、愉快的创造性工作，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其幸福感。
2 教育影响居民幸福的间接机制
间接机制主要体现在教育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间接地对其幸福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来讲，主要包括：
2.1 收入机制
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源于教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的知识技能通常与企业生产效率正相关，因而个体间会因知识技能存量不同而获得差异性劳动回报，即个体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人力资本理论逻辑不同的是，斯彭斯(Spence)提出的教育信号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教育在人力资源筛选方面会扮演信号发射的角色。从现实来看，尽管教育本身并不会显着提高所有受教育者能力，但它通常会向雇主发出高层次受教育拥有高能力的信号，这会促使高学历个体更可能获取理想的职业、职位以及丰厚的劳动回报。由此可见，以上两种理论均表明，教育能够改善个人收入状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目前仍存在一定分歧。例如：从微观经济理论来看，收入增加预示着个人消费预算线可以向外扩展，从而会使自身消费均衡决策点位于效用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之上，进而会促使其所感受到的满足感和幸福程度获得一定提升。而伊斯特林(Easterlin)提出的“幸福—收入之谜”却认为：尽管短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幸福感通常也会越强；但从长期来看，当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时，其居民平均幸福程度并未随收入增加而获得提升。此外，格雷厄姆(Graham)通过经验研究发现，收入增加和居民幸福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或即便有关系也非常微弱。事实上，收入之所以对居民幸福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只是影响居民幸福的要素之一，除收入外，收入分配制度、个人社会地位等其他重要因素也会显着影响居民幸福，居民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之，上述分析表明，教育通过收入机制对居民幸福产生的影响并不明确。
2.2 收入分配机制
通常认为，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是社会底层个体实现向更高阶层迈进的重要通道。即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社会阶层跃升和收入增加，进而也更可能缩小其与更高层次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然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前提条件是：个体间拥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换言之，只有具备相对公平受教育机会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个体从固有阶层向上流动，从而缩小社会优劣势阶层个体间收入差距。然而，从现实来看，宏观层面，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部分制度设计一定程度限制了劣势阶层个体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微观层面，家庭掌控各类优势资源的差异客观上也会造成个体间教育机会不均。此外，理性选择理论也指出，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个体在面对教育机会不均时，通常更倾向于主动放弃争取自身利益的努力，从而被动接受低质量教育，甚至放弃接受教育。由此可见，尽管教育本身具有优化收入分配的功能，但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所引发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会限制教育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发挥。
另外，就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影响而言，可以从“正向隧道”“负向隧道”以及“相对剥夺”等三种效应对此进行阐释。具体来讲，“正向隧道效应”和“负向隧道效应”反映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会改变居民心理预期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其中，“正向隧道效应”认为，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尽管看到自身与高层次受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他(她)内心依然会保持乐观预期，认为自己同样可以通过努力奋斗实现与高层次受教育者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进而潜在地提升了其幸福感受。然而，“正向隧道效应”发挥的前提是：所有居民有较为公平的机会去自由创造财富。如果一个社会不具备这一关键条件的话，“负向隧道效应”将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向上流动的空间将大幅压缩，并由此可能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从而对居民的乐观预期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一定程度降低其幸福感。“相对剥夺感效应”认为，多数人具有参照他人进行比较的心理倾向，倘若在与他人比较中发现自身处于劣势地位时，内心深处可能产生被其他群体剥夺的不良体验，进而会使其幸福感随之降低。以上分析表明：教育优化收入分配的局限性，以及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的多重影响使得教育对居民幸福的影响在收入分配机制下并不确定。
2.3 社会地位机制
社会地位是指依据个体拥有的财富、权力等资源状况，确立其在社会或某一群体中所占的位置，其显着特征为： 该地位被他人承认或被社会公认，个体社会地位通常源于先赋或后获。教育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确立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其中，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对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来说，其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更具先天优势，教育事实上充当了优势阶层维系其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重要工具，有助于稳固其子女社会地位。然而，教育功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发现，快速崛起的工业化打破了原先高度依赖代际关系传递知识技能的生产模式，新发展的现代教育与职业体系允许个人通过接受教育的方式改变其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应劳动回报。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也会越高。而一定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尊重、归属感等个人需求的满足，能够显着提升其幸福感。此外，社会地位较高的父母通常生活态度更加乐观，对子女教育方式也更为科学，而这些有益因素显然有助于其子女形成健康心态和健全人格，并最终对其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
2.4 社会资本机制
社会资本是社会主体之间密切互动的结果，本质是一种社会网络结构，具体形式涵盖社会关系网络、规范、信任等诸多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促进居民幸福的重要元素，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第一，提供经济资源和帮扶。具体来讲，一方面，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自身在就业、收入获取等方面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其经济地位；另一方面，若个体在生活中遭遇变故时，可通过自身掌控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必要经济帮扶和智力支持，进而摆脱困境。事实上，个体从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中获得的所有物质性收益均有助于提升其幸福度。第二，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具体而言，作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社会资本提供的稳定情感支持有助于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改善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并增强其与关系网络内其他成员的互动关系，进而对个体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第三，强化身份和价值认同。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确认自身属于某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从而增强其对该社会网络的身份和价值认同，进而提高自身幸福水平。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就社会资本的获取路径而言，教育的确能够帮助个体培养妥善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和支持等。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也是教育促进居民幸福的重要机制。
2.5 健康机制
健康不仅是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所在，更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可见，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国家来说，健康的意义均较为重大。在影响个人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是关键因素之一。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第一，“健康意识说”。该假说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通常具有较强的健康意识。日常生活中，不仅会主动培养自己在饮食、作息等方面的良好习惯，而且也会时常通过体检或向医生咨询等方式以掌握自身健康动态，进而获得较佳的健康状况。第二，“资源配置能力说”。即教育能够提升个人抵御健康风险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具体而言，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个体通常会获得较为丰厚的收入报酬，这不仅有利于增加自身食品营养和医疗保健投入，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其在医疗保险、健身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能力，进而提高其健康水平。第三，“控制能力说”。该假说认为，与低层次受教育者相比，拥有高层次教育经历个体通常控制工作、婚姻、家庭等事务的能力更强，而良好控制事务能力能够帮助个体更加从容地应对自身遭遇的各类困难与挫折，进而有益于其健康状况。综上所述，教育的确能够通过“健康意识说”“资源配置能力说”以及“控制能力说”等三种机制改善个人健康状况，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2.6 婚姻机制
婚姻也是决定幸福的关键要素，高质量的婚姻有助于强化居民幸福体验，而教育能够通过婚姻本身影响个体幸福。具体而言，一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更容易在婚姻市场找到较为合适的配偶，并由此获得幸福人生；另一方面，高层次受教育者可能由于结婚较晚，积累了一定财富，因而离婚率相对更低，幸福感也相对更强。另外，有较多研究显示：相较于未婚群体，已婚群体总体上拥有更高的幸福水平。然而，不适切的婚姻也可能会对个体幸福产生负面影响。究其原因，除了夫妻双方在性格、价值观等方面差异过大之外，最可能就是由孩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如：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及责任划分争议、子女教育与工作安排矛盾等。但就现实来看，高层次受教育人群总体上并不会过多遭此婚姻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高层次受教育者通常会选择与自身教育经历大体相当的对象作为其配偶人选，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双方在同一问题上的认知偏差；第二，高层次教育接受者通常能够采取更为机智灵活的方法妥善处理各类实际问题，如：为避免因孩子而引发的生活品质下降，夫妻双方可能会选择恰当时间生育孩子、少生孩子甚至放弃生孩子。综上所述，教育会通过婚姻机制间接地对居民幸福产生正向影响。
3 总结
“如何增进居民幸福”一直是政府和学界的重要议题。然而，以教育为逻辑起点，系统探讨其对居民幸福影响的理论成果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就教育影响居民幸福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就直接影响而言，教育能够使个体在哲学层面更加全面地理解幸福内涵、在心理层面获得妥善处理各类问题的积极心态、在社会生活层面自由控制劳动过程，进而有助于强化其幸福体验。从间接机制来看：第一，尽管教育具有改善个人收入状况的功能，但由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存在差异化特征，因而，教育通过收入机制对居民幸福产生的影响并不明确。第二，考虑到宏微观因素引发的教育机会不均会限制教育优化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以及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影响与社会竞争环境及个人心态密切相关的实现。所以，综合来看，教育会通过收入分配机制对居民幸福产生不确定性影响。第三，教育是实现个体社会地位稳固和提升的重要手段，而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意味着个体更容易满足自身在尊重、归属感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会对其幸福产生正向影响。第四，教育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广泛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个体提供经济资源和帮扶、稳定的情感支持，以及强化个体对参与网络的身份和价值认同，进而提高其幸福水平。
第五，教育能够通过培养个人健康意识、增强个人应对健康风险的资源配置能力以及提升个人事务控制能力等三种机制改善个人健康状况，进而增进自身幸福感。第六，教育会通过婚姻机制间接地对居民幸福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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