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革”时期视觉元素的艺术形态
（1）人物形象政治符号化。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发展到一场政治运动，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代代人的印象和记忆“。文革”期间，为建立群众基础、改造思想，宣传画成了60、70年代的主要传播媒介。其中，以毛泽东领袖形象和文革后期工农兵的人物形象在宣传画中应用广泛“。正像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在隐喻和转喻中发生的是一种移位和凝缩的心理运作过程，符号通过普遍的相似性和象征作用而造成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凝缩、移位、变形和重构。”
①毛主席的人物角色具有政治权利和国家领导的象征，他的形象在政治宣传中具有符号的基本功能。他代表一个时期的政治形态、是文革时期的思想载体。
毛主席的人物形象具有革命号召力，并影响群众的思想和政治行为。而“文革”时期的另一主要形象包括工人、农民、士兵，他们作为特定时期的三个社会阶层，在政治运动的宣传中以正面角色出现，合称工农兵。这四种政治角色在文革宣传中代表不同的政治阶层，是一种人物形象的政治符号化。
（2）“红光亮”“、三突出”的宣传画风格。“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在版面的比例关系及色彩配合等方面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政治符号的设计处理手法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模式，即“红光亮”的形式特点和“三突出”“、三结合”的僵化公式。
从延安时期，毛主席形象一直被作为主要的艺术创作题材。据《新中国美术图史》记载，“经过1966年下半年各地的群众大创作，到了1967年，毛泽东肖像创造已呈成熟阶段。从官方的正式报刊到民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以及在红卫兵美术展览中，毛泽东肖像创作为主潮。”其中，1966年，沈尧伊的木刻《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画面中的主席头像被作为单独的作品发表次数最多，且影响最大。因此，其作品的主席侧面形象逐渐形成了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化模式。
后期的宣传画，多把此毛主席头像放在画面中心，占据大幅版面，色调运用艳度极高的红色，背景一轮红日，光芒四射。整个画面给人以恢宏的视角，极富感召力。这种严肃的，甚至呆板的形象已经慢慢走向只追求“圣像画”的形式主义。
“三突出”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文革后期的宣传画里。这一时期，出现在宣传画中的青年、英雄人物、工农兵人物形象较多。创作原则为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画面主要通过一些特定的场景反映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这类作品中的人物表情正派、人物动态积极向上。
2 政治符号在创意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1）“异质同构”——含义的转化。“文革”时期宣传画的人物形象被设计师重新演绎，成为当下的时代元素。设计师提取这些人物元素，作为一种时尚文化应用在创意设计中。
在他们的巧妙处理下，这些视觉符号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载体的应用里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理想契合。香港设计师陈幼坚的《Living environment》主题海报，采用“异质同构”的设计法则，将可口可乐的瓶型作为基本造型元素，重新建构经典的毛主席头像。“Living environment”主题解读，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设计师不断思考这种社会变化中文化沉淀的深度。此时，作品中的毛主席头像已不再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宣传意义，而是设计师对当下的不同文化情境、我们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一个是“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一个是百年传奇的全球品牌，两个符号相互置换、同构，转变为设计师所需要的设计语言。在政治和商业品牌间建立一种“同构”，它们之间不仅存在文化上的冲突，还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连接，通俗化贴近生活，从而产生新的视觉形态、含义。
（2）符号“并置”——中西方的对话。时代变迁，透过“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不仅使人们重温那段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同时也激发我们站在当下对这些符号展开全新的阐释。
在中国特殊的批评语境下，使用“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很容易被认为是消解对象。但当代前卫艺术家，中国“政治波普”第一人王广义，在他观念艺术“大批判”中传达了不同的创作理念。如2006年的系列作品《唯物论者的艺术》，就是将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转换成一系列视觉的表达。他将“文革”时期的毛主席头像与西方着名品牌香奈儿、路易威登、百事可乐等标识符号并置，造成意念上的相互关联。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并置，创造了新的视觉感受，反映我们社会转型的新旧交替，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王广义的艺术是典型的中国式“文化矛盾”的产物，他擅于用政治符号，借助中西方的符号并置的手法来摆脱某种简单的政治姿态。当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面对外来文化，我们除了彼此尊重交流与对话，更需要对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全面的思考。
3 结语
这种由“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形态到当下在创意设计形态的转变，政治符号的新时代性值得我们思考。现代的创意产品中有许多设计是将毛主席头像或工农兵的人物形象作为插图元素应用在时尚背包、T 恤衫、马克杯或是其他载体上。
这些设计产品沿用了文革宣传画中视觉元素的艺术形态，如“红光亮”“、三突出”的形式风格。政治符号与现代工艺产生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创意设计所呈现出的前沿性、明快、活跃的特点更符合当下人的消费口味，为设计产品增加了附加值。
在这种创意设计中的转换处理，政治符号不仅承载了更多的文化性与个性化，同时产生新的思想观念及话题使命。每一段时期的主流意识，不仅影响特定时期生活情境的各方各面，而且还会物化为一种视觉符号供人们在精神上追忆“。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在创意设计中的应用是一种被转换的关系。政治符号的特质与价值在文革背景下赋予的意义，被放在另一个时空，产生新的时代活力。艺术家和设计师抓住现代群体的审美趣味和消费心理，通过“异质同构”和符号“并置”等表现手法，使“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在创意设计中得到解放。
解除“文革”时期特有的政治色彩的束缚，在创意设计的领域中，视觉符号获得被当下艺术经验后的自由空间。
注释：①金鹏 . 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D］. 第一章，第一节从符号到政治符号的产生 .
参考文献：
［1］王明贤，严善錞 . 新中国美术图史［M］.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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