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与转折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向中国旧的文学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引入和盛行情况，着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做评价“: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因此，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开始大量融入中国，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淫巧”,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由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以推动政治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1902 年，梁启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由此，近代小说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把小说视为“改良政治”的良药。而侦探小说，既有内容新奇特点，又有启迪民智的作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文人不再刻意去排斥侦探小说，一些翻译家开始大量翻译侦探小说，以顺应当时社会改良的文化需求。
二、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
侦探小说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大体上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年代。在我国传统的文体中，根本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种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类似的体裁，中国古代有公案小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虽然都是以案件的侦破与审理作为核心内容，但二者无论在文体结构还是叙事方式上，都有较大差别，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末民初翻译界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不仅仅是内容方面的翻译，还涉及对侦探小说这种文体的引入和移植[3]108.具体来看，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翻译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色。
1.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翻译为主。1896 年，张坤德完成了对柯南·道尔四篇侦探小说的翻译，并将其发表在《时务报》上，这是清末民初时期所能考证的最早外国侦探小说。自刊登外国侦探小说之后，《时务报》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对于当时该报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梁启超曾做如此描述“: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热衷，可以看出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时间跨度上来看，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 1907 年为界，1907年以前为第一阶段，此阶段为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初期；1907 年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是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高峰期。具体来看，在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初期，翻译家们主要翻译的是柯南·道尔所着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柯南·道尔被视为英国一流的作家，其作品大多数为侦探小说，在英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1901 年，黄鼎、张在新翻译了柯南·道尔的七篇侦探小说，并将其编入《泰西说部丛书之一》，于当年公开出版。
1902 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其中包含了多篇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190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补译华生包探案》也正式问世，其中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为主。1904 年，由周桂笙、奚若出版的《福尔摩斯再生案》中，收录了他们二人翻译的 13篇西方侦探小说，其中柯南·道尔的作品占据半数。1906 年，新民丛报编印了《最新侦探案汇刊》，其中翻译了四篇西方侦探小说，有一篇为柯南·道尔的作品。至于散见于其他杂志或报刊的西方侦探小说更是不胜枚举。但由于当时译者与译者之间、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加上利益的推动，使得大量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重复出现，以柯南·道尔《A Study in Scarlet》为例，这篇小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有奚若、黄人、林纾、周瘦鹃、陈彦等译者对其进行了翻译，并出版在多本译着之中[4]244.这些译本所述内容基本一致，但翻译质量却良莠不齐。当时这种西方侦探小说重复翻译的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2.翻译速度快，翻译作品数量众多。到了 1907 年，译者们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选材开始丰富了起来，除了翻译柯南·道尔的作品之外，还大量翻译其他国家的侦探小说。比如法国侦探小说家鲍福、埃米尔·加博里奥、伯格贝，日本侦探小说家黑岩泪香，美国侦探小说家劳伦斯·林吉、乔治·麦沃特斯等的侦探小说，都在1907 年以后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可以说，1907 年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内侦探小说的翻译达到了顶峰期，与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第一个阶段相比，呈现出了翻译速度快、几乎与原作的出版同步的新特点。在这之前，由于国内翻译水平有限，很多欧美国家的侦探小说都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而在此时期，译者们直接以原着为蓝本进行翻译，翻译步伐比日本还要快。有学者评论道“:在这个特殊的文艺领域里基本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同时，法国着名侦探小说家玛丽瑟·勒勃朗所着的以侠盗亚森罗苹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经国内译者翻译引入之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亚森罗苹热”.此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队伍十分庞大，所翻译的侦探小说作品占据了当时翻译小说的大部分，据后来的史料考证，此时期一共出现了近千部翻译小说，而侦探小说就有 500 多部，这也证明了当时文学界和翻译界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热衷。
3.积极引入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着名翻译家周桂笙曾经指出：“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逼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这反映了中国小说表现手法与西方小说表现手法在本质上的差异。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都先定宗旨，让人阅读之时，只要读其精华，明其宗旨，便能预料全书所述之事迹[5]179.但西方小说不同，其情节曲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摸不清头脑，直到全文阅读结束之时，才能知晓结局。因此，清末民初的译者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也积极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引入中国。比如周桂笙在翻译侦探小说《毒蛇圈》时，他如此描述道“: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周桂笙对西方侦探小说的表现手法给予了高度赞赏。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的引入，直接挑战着我国传统小说中以平铺直叙为主的叙事方式，对于中国当时的小说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历史价值
清末民初是我国翻译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此时期大量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从目的性上来看，此时期的小说翻译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大众教化与治国救国的任务。但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此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给当时寂寥的我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一方面，通过大量的西方侦探小说翻译，使得国内文学界歧视、排斥侦探小说的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当时翻译界许多知名的翻译家如林纾、吴趼人、周瘦鹃等都积极参与到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之中，使得文学界开始接受侦探小说这种文体，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正是以周桂笙为代表的翻译家们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积极引入、推介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使得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活动中往往尝试改变以往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代之以突兀起笔和悲剧结尾，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此时期的文学发展。
基于此，总体来看，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与引入这一文化现象，是很值得肯定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胡和平。试谈中国侦探小说[J].理论与创作，2001（6）。
[3]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陈平原。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