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力救济概论
私力救济，是人们自始便存在的救济方式，在古代其是一种主要的权利救济模式，随着国家的建立，将救济模式规范化，实现国家的统一控制。私力救济在现代人的眼中，被视为落后的、残暴的、易引发冲突的方式。但是据一项调查表明，在法制程度很高的英国，仅有20%左右的重大事项，而且会涉及法律生活，才会诉诸司法程序。而且，对于那些较为细小的事项，基本都是当事人之间私人解决。根据徐昕教授的观点，私力救济可界定为“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
婚姻是家庭的起点，而家庭是社会生活最普遍的初级社会群体类型。婚姻关系处理不好，必然导致家庭的不和睦，不仅关乎夫妻双方，还会给子女抚育，老人赡养造成各种问题。婚姻从宏观角度出发，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在处理夫妻双方关系上，这确实依旧是个体间的私事。由这种私人关系出发，婚姻中各种问题主要是较为私隐的，不希望为人所知的。婚姻问题倘若被司法介入，一者会“撕破脸皮”，使问题更加不易解决，更容易产生婚姻的破裂。
再者，这种私事如果仅限在个人之间，或者有亲朋介入，基于国人的“情面”，往往不会激化矛盾，反而有助纠纷化解，维系家庭关系。
二、石家庄市新华区城郊婚姻中私力救济的现状
此次问卷的发放对象主要是新华区的三个城郊村。地区改革，城市化进程的扩展，村子基本都有了本村的住宅小区，这为工作提供便利。每个小区选择六栋楼进行，每栋楼为六层，每层三户人家，每层楼选择两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制作二百一十六份，针对三个村子的以随机的形式对每个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本次调研主要集中在家庭满意度、结婚彩礼、限制婚姻、家暴方面、生育等问题上。
根据调查，对于家庭的满意度方面，有190人选择满意，占调查总数的87.9%，选择不满意的只有5户。而且当出现家庭问题时，基本以耐心交流或者保持沉默、故意不理睬对方已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占到调查总数的76.8%。这说明对于家庭的归属感依旧十分强烈，普遍希望家庭的美满。对于彩礼，约为80%的人主张彩礼，其中年龄在20—35岁的人数占到总调查数的55%以上，年轻人希望有彩礼，但是对于彩礼的数额概念不深；对于法律禁止结婚的情况，认可人数占到45.7%以上，对于不置可否的情况约为48.3%，选择不置可否的人数大于对事实婚姻的认可。对于不置可否的情况有人说明，“这是个人的事务，至于以后怎样是其二人的问题”，略带惋惜；在家暴方面，调查中的数据为“从未发生”达到约为58.3%，“偶尔发生”占到33.8%，选择经常的人数只有仅限的几人，而且基本局限于女性。对于生育方面，统计数据显示，25-30岁之间的对象中占到调查总数的30%左右，这部分人将这个问题立足在抚育成本高之上，不愿生育。有条件的生育视情况而定占到人数的约为46.7%。
可见生育观念依旧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选择不生育。
三、原因分析
婚姻不是一件私事，其不仅涉及的是个体。正如苏力教授所言，“假如婚姻纯粹属于两人之间的私事，那么无论感情还是性，都无需婚姻的这种法律的或者习俗的认可”。婚姻建立在双方的感情之上。
但是仅仅如理想主义所言的“依存感情和性能够使婚姻一直稳定”无疑是极端的谬论。在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家庭暴力和年龄文化的冲突。这个时代产生了很大变化，为女性创造财富提供了机会，科技使得女性不再被生育和怀孕所拖累，教育不再区别性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着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自然属性带给女性的被压迫，进而影响了婚姻中男女的关系。
但是调查发现，虽然现代文化的融入给女性的定位和处境带来改变，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女性体力较弱的自然属性，因此家庭暴力很难被根治。对于年龄而导致的意识冲突方面，老一辈的传统观念被冲击了一部分，开始试着接受现代的思想，但是接受程度不高，可以接受，但难以认可，其内在的传统依旧没有很大的改变。青年一代，与现代文化的距离较近，而且接受能力较大，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比中接收，但是在涉及婚姻家庭的私人问题上，对自身存在传统的接受。对违反传统的事项依旧认可。
四、城郊婚姻关系中私力救济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1、婚姻私力涉及的问题
（1）暴力救济。家庭暴力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有33.8%的家庭发生过家庭暴力，而且这一数字由于涉及隐私，碍于情面，实际情况很可能比这一数字还要高。武力救济是先民最初的救济手段，是对力量的追求。谁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包括财富、地位、政治等，那么就代表着公平与正义。在婚姻关系中，将暴力视为救济手段，一者在对女性造成身体和心灵的伤害之外，还会间接地影响子女的成长。在白色恐怖中成长的子女会在心理和行为上形成障碍，例如自卑、易怒、暴力倾向，进而影响其日后的婚姻。婚姻是构成家庭的前提与基础，婚姻关系的不融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2）生育与抚育问题。在当代看来，女性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与生活方式。《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但是由于目前生育成本与抚育成本的增长，使得年轻一代将生育问题放在了考虑的末端。在家庭中，生育不再是女性的负担，而是成为一种救济自身权利的方式，凭借生育其可以达到约束男性，逼迫男性服从的手段。而且在抚育中，女性天然的母性关怀，使得子女有着亲近的潜意识观念，当女性将抚育的任务交给男性时，这种带给男性的压力，使得其不得不重新定位女性在家庭的地位，实现女性在家庭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事后的报复。
（3）年龄的对冲。婚姻所构成的家庭中，必然存在不同的年龄层次。而且，不同的年龄层次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就产生了家庭内部的文化断裂，在这种断裂中出现文化的不对称，导致对统一问题的传统与现代的对冲。当然，这种对冲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存在缓和的余地。如对于限制婚姻中，传统思想的绝对排斥已经成为有限度的接受；现代思想的独身主义，被传统思想的血脉延续削弱；在老人赡养方面，国家控制逐渐减弱，开始重视家庭的作用，积极宣扬传统“孝”的概念，这些都对缓解年龄对冲有着实质意义。
2、婚姻私力救济的优化模式
（1）采取非暴力模式。暴力性私力救济是原则禁止的私力救济方式。自国家成立以来，国家基本垄断了暴力，其目的在于稳定社会和保证自身的权威。但是这在另外一面对维持民众的基本生活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挑战这种国家权威的行为却始终不曾消失。这完全超越了统治阶级对秩序的预期，超越了法治的范畴，并且这种私力救济形式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巨大的。对于婚姻家庭而言，暴力得到的永远是暴力或者屈服，对于后者的屈服，只是一种暂时的关系缓和，当有条件时，会产生心理反弹，致使更严重的后果。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虽然有着工业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的冲击，但是熟人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方面，人际关系比较紧密，而且存在着互惠因素。以人情关系解决问题，是在维护“面子”，实现和平解决内部问题，重归于好，是绝对胜过暴力型私力救济的。
（2）稳定社会关系的舆论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对熟人社会产生冲击，但是在乡土气息浓郁的乡土社会文化下，陌生人社会受到一定抵制。中国人口的流动是双向的，工作地和家乡地。中国人因土地而联系的观念是深深烙印在心底，这一点和外国人不同，外国人可以很随意的卖掉祖屋，而中国人则是想法设法的对其保留，烙印在国人心底的地缘依旧存在。虽然离家，但是其依旧关心着家乡发生的事情，在这前提下，生活区域的熟悉性，使得其不得不在做一些事情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看法，否则会产生对他不利的影响。
在熟人社会，舆论会对“恶者”产生精神上的强迫，并且进而会影响他的地区生活，使其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不再为，不敢为一些事。即在关系紧密的群体之间形成并保持的舆论可以视为规范，其内容可以实现成员之间的利益最大化。
（3）传统观念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调查中所体现的不同年龄段的思想冲突，实质是社会的文化断裂。中国人有着“再活一次”生育观，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去代替自己圆曾经的理想。在一个社会变迁缓慢的社会，其变迁速度不会很快，父母灌输给子女的理想便可能成为日后子女的向往。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转型进程中，注定变化的速率会很快，而且会出现各种人们所难以预料的情形，父母灌输的理想很可能会成为双方冲突的引线。子女在物质上，在体力上受父母的控制，但是随着成长，接触的事物变迁，这一控制会被削弱，会产生“自由”心态，但是其又不能完全脱离父母，因为父母给予生活和精神的保障，并且又有着儿时的童年感情，恰是这一点为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提供了契机。在紧跟世界潮流的同时，关注传统文化，将曾经的光辉文化继承，使其为文化融合服务。注重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如“孝”的概念，凸显家庭的优势。加深“情理”思想的发展，将亲情观念普及社会，体现出人性美好的一面，将矛盾直接在内部私力化解，实现父母与子女冲突的社会控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徐昕.论私力救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3］陈苇，倪丹.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2007年年会综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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