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至 2013 年，我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普查，得到了更加准确的 GDP与就业的行业分类数据，本文将运用这些数据资料并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研究现阶段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一、对奥肯定律的再研究
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密切联系的。1936 年，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创建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这一着作从标题上看讨论的是货币政策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内容上看主要讨论的是国民收入和它的各个分量的增长与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而充分就业则是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就业和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一旦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就业就会得到明显改善。奥肯根据美国战后至 1960 年的季度 GNP 增长率和失业率数据，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数量关系（1962）。他首先把 4%的失业率设定为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保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产出时的充分就业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当失业率在 4%时，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会达到一致（1947-1953 年的年均潜在增长率为 4.5%,1953-1962 年为 3.5%）。
失业率高于 4%时，说明社会中有闲置的资源没有被合理利用，实际增长会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而失业率低于 4%的情况大多出现经济周期的高峰时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失业率也在充分就业的标准之下（战后至上世纪60 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在 3%-7%的区间中波动）。奥肯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测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而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3 个百分点时，将会使失业率平均提高约 1 个百分点，或者简单地说，经济增长率每变动 1 个百分点，将会使失业率反向变动约 0.33 个百分点。这就是着名的奥肯定律（Okun's Law）。奥肯定律是对美国战后至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经济活动的经验描述和统计归纳，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条件上的差异，二者的具体数量关系也可能有所不同。Andrew Abel 和 Ben Bernanke（2005）对美国近年来数据的研究表明，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变动 2 个百分点，对失业率的影响大约在 1 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用奥肯定律所提供的方法所探索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及统计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失业率出现上升时，改善的手段首先就是促进经济增长。
奥肯定律是对复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活动高度概括后进行的总量分析，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一系列先决或假设条件，如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对均衡并保持稳定、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等的变化是稳定的，等等。奥肯在当年的论文中对这些条件都进行了讨论，因此，奥肯定律所揭示的原理虽然具有普遍性（即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充分就业基础上所实现经济增长反映了潜在经济增长等），但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之间是否存在着稳定的数量关系或统计规律？这种数量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存在，它又能保持多久，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宏观背景以及发展阶段下，所得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相比较而言，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市场经济发达、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欧美发达国家（如奥肯所研究的战后至 1962 年的美国），进行类似的研究比较容易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而在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各种经济转轨中的国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在迅速发生变化，通过类似的总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所以说，一个能够解释一切国家的任何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和就业的数量关系的定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①所谓的“失业率”,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事实上是非农业产业的失业率，即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中的失业（有求职意愿并且失去工作）人数占全部非农劳动力人数（就业人数+失业人数）的比重。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无论是在农业企业中就业还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就业都是相对稳定的，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大，可以认为是接近完全就业，没有必要对它进行持续的观察；而非农行业则不同，可能随着经济周期以及其它方面的影响不断地出现失业和再就业，失业率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以各国一般所说的失业率，指的就是非农产业的失业率。非农产业失业率和城镇失业率的概念不完全相同，因为在农村也可能有非农产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公布的失业率大多是非农产业失业率。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或者是经济发展目标。
我们国家目前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就“登记”而言，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失业率”指标是一致的，在欧美各国，同样也是不登记就表示没有就业意愿，就不被认为是失业人口。但使用“城镇”的概念则和“非农”则略有不同，但是非农产业主要还是在城镇发展，所以“非农失业”和“城镇失业”之间也不会有显着的差别。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4.5%左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以非农产业为口径计量的）失业率的一般水平，这其实反映了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对城镇充分就业的保障作用。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和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非农就业或城镇就业方面所面临的难题是不同的。在欧美发达国家，体制上看，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从产业结构上看，工业化已经完成，农业增加值和劳动力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多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5%以下）而且早已稳定下来（奥肯所研究的美国战后的就业就属于这种情况，欧洲主要国家在二战以前也大多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中，尤其体现为高科技、金融、教育科学文化、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城乡关系来看，城乡发展上的巨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展己经转化为一元经济结构，劳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已经成为历史。而中国则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发展的阶段中，虽然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从经济体制上看，中国虽然已经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仍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城乡之间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严格的行政分割、各种行政审批及财政收支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我们现在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和转轨进程；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动最活跃的阶段，农业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正在迅速下降，现在已经降低到 10%以下，但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就必然要带动农业劳动力迅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在非农产业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现在也开始进入迅速提升阶段，导致非农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就业目标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仅仅对静态的城镇劳动力保持较低的失业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解决大量由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业领域、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动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下，这样一类就业带来的失业问题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只要把那些临时转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再转回农村或再转回农业就可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其实这是一种隐性失业，因为农业已经无法容纳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所以才向非农产业转移，但现在由于经济周期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已经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又失去了工作，但又不能在城里“登记”失业，只好再回农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时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实存在着对真实失业率的低估，但低估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却很难计算。但是现在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持续多年的大规模转移，已经越来越使得这种转移不可逆转。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现阶段我们有着和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不同的就业目标，或者说，我们的充分就业的定义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不仅要解决城镇劳动力存量的就业，还要解决大量的由农村转来的劳动力增量的就业。从具体目标来看，就是要在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发生显着变动（即保证城镇充分就业）的前提下，稳健地通过经济增长吸纳或消化由农村转移而来的劳动力。
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和奥肯定律的假设条件或先决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奥肯定律中，失业率的分母可以看成是一个常量（变化是有限的），而在中国，非农产业失业率的分母则是个变量（持续地发生变化）。在奥肯定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会对增长和就业的总量关系发生显着性的影响，但在中国，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无论对增长还是就业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二者的总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用奥肯定律的方法来探索和总结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将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应该通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改善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
二、2004-2013 年我国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化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以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普查，得到了以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基本调查对象的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和就业的详细数据。根据新的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不仅对原有的GDP 总量数字进行了修正，还公布了 GDP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数据以及在相同分类下的就业数据，为我们进行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对这三个时点的经济总量及就业数据以及相应的时期中所反映出来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参见表 1）。
首先，从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在不断推进，工业化的发展领先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发展快于工业化。如果我们把增加值结构中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看成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工业化进程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和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而把就业结构中农业就业的比重看成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标志（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在城市中非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提高①）。那么，从 2004 年到 2013 年这十年间，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工业化进程仍然在推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业占 GDP 的比重的降幅在减少，2004 年到 2008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 2.7%,但是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仅下降了 1.3%;二是工业化进程领先于城市化进程，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在迅速减少。
在表 2 中可以看到，无论是 2004 年还是 2013 年，我国增加值结构中农业或第一产业的比重都要明显地小于就业结构中的农业比重，2004 年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与农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相比，低了 43%,2008 年低 35.2%,2013 年低 25.7%;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差距在迅速减少，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距在 10 年间下降了 17.3%.从各自的变化来看，2004-2013 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 4%,而农业就业的比重下降了 21.3%.这说明这一期间高速经济增长下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从三次产业的增加值结构上看，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第三产业开始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这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就业结构，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从增加值结构上看，2004 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为 13.4:46.2:40.4,2008 年为 10.7:47.4:41.8,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是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仍然在提高（增加了1.2%），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发生显着性变化（增加了 1.4%），这说明在 2008 年以前（尤其是在进入了新世纪后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中），中国经济仍然是以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为主导行业的，不仅增长率高（按不变价格），而且比重在扩大（按当年价格）。
但是到了 2008 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013 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发展为 9.4:43.7:46.9,反映出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现象，第三产业的比重比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时提高了 5.1%,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主导产业。
从增长率上看，从 2012-2014 年，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连续三年超过了第二产业。这其实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转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应地，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就业结构上，2004 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是 56.4:22.5:21.1,农业占比最大，而且超过 50%,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低于第二产业，体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特点。而到了 2008 年，这一结构发展为 45.9:26.6:27.5,虽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然很高，但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有明显提高，分别提高了 4.1%和6.4%,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反映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迅速推进。到了 2013 年，这一比重进一步发展为 35.1:29.7:35.2,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下降了 10.8%,第二产业提高了 3.1%,第三产业提高了 7.7%.可以看到，在 2008-2013 年期间，第三产业就业有了显着的改善，在增加的非农业就业中，第三产业的贡献在 70%以上；而且从占比上看，已经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就业部门。通过对增加值结构变化与就业结构变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的提高，高于其增加值占比的幅度，这说明现阶段在类似的名义增长率下，第三产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高于第二产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率在回落，但非农就业和由此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却在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