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问题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近年来，中央提出了一些有关城镇化的重要决定。2014年3月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三个1亿人”目标，其目的是健全城乡一体化，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当前，城镇化正加快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城镇化会带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如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社会生产由农业化转向工业化，人力资源大国发展为人力资源强国等。
城镇化对经济的发展如此重要，对影响城镇化的因素分析也就成为重中之重。而在城镇化进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据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到2020年将达到12.17%,2030年为15.19%,2040年为21.15%[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给城镇化带来深刻变化，而年龄结构的变化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较少，主要集中在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
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老年人口的增加会显着地抑制经济增长[2-3].同时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4-5].Kluge等通过对德国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前20年确实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后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会引致更多高等教育需求，更高的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6].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还会对个体的储蓄行为[7]以及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8]产生影响。目前中国正经历与日本类似的人口红利消失期，其所造成的人口结构变化效应将导致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迅速下降[9].有关城镇化发展问题，自城镇化理论引入中国之初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辜胜阻等比较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发展模式[10].
目前，中国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11],推进城镇化不仅可持续增加中国农民收入[12],还能有效地保护耕地[13].张翼通过分析提出中国城镇化的最优路径是“常住化城镇化”而不是“户籍化城镇化”[14].汪泓等运用计量实证分析得出在一定时间内城镇化将持续推动就业增长[15].罗能生等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研究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16].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我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17].而其他国家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速度明显高于城市[18].人口老龄化会阻碍城市化进程[19-20].
就目前来看，45~64岁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21],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城镇化发展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在研究城镇化时也并未过多关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基于此，本文通过收集1990-2011年中国的相关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考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推进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城镇化的渠道
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有很多，本文采用联合国的三分法，即根据一个国家的儿童少年、成年、老年人口数等情况，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0~14岁代表少年儿童，15~64岁代表成年人口，老年人口是指65岁及以上的人口。具体见表1.
城镇化的衡量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人口集中过程中生产力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区域的变化以及包括这几个方面的整体形式的区域变化。相对应地来考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可看作人口的迁移或流动；区域的变化可用产业结构的变化来衡量；人口集中过程中生产力变化可以用劳动力供给来测度；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可用居民的消费水平来量化。这样就能直观地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由于年轻型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明显不同，因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阐明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口对城镇化的影响。
1.1 人口迁移效应
年轻型的人口无自主的决策能力，他们迁移或流动与否完全取决于家长的行为，此类人口迁移效应不明显。若为成年型，则劳动力资源充足，他们一般是家庭的决策者和主要收入来源，这类人口除在家务农外，一部分人群有意愿为了较高的收入外出务工，其流动能力强，此类人口迁移效应非常明显。老年人思想传统，从心理上很难接受离开生活多年的农村而迁向城镇。这类人口的迁移能力最弱。
1.2 产业结构效应
年轻型人口属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和劳动力后备资源宽裕的类型，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纺织业、玩具业、家具业等。成年型人口是抚养比最小的一个时期，劳动力最为充裕，所以应对这一类型的人口，适合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共同发展。在老年型人口时期老龄服务产业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1.3 劳动力供给效应
运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概念以及斯勒茨基方程，我们可以得出图1的劳动供给曲线。一方面曲线向后弯曲揭示了个人劳动力供给意愿随工资率变动而变动的规律，工资越高，劳动供给越多，但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工资的增长反倒引起劳动供给的减少。另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对于闲暇和收入的偏好不同。一般来说，中年人因家庭负担较重，他们会更加偏好收入，将选择更多的劳动时间，其供给曲线为S1;对于老年人和年轻人来说，其家庭负担较轻，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下他们所愿意提供的劳动时间将更少，其劳动供给曲线为S2.因此，成年型人口社会其劳动供给效应大，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显着，而年轻型和老年型人口社会其劳动供给效应小，对城镇化的促进没那么显着。
式中：Y 表示居民收入；C/Y 表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Y/GDP表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公式（2）表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共同决定了居民消费率[22].由于GDP是外部变量，下文将以人口年龄结构视角从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倾向（行为因素）两方面对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因素进行分析。
年轻型人口基本上没有收入来源，消费的主要产品为生活必需品，整体而言，年轻型人口对社会的消费水平影响不大。成年型人口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他们除了对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外，对其他如文化娱乐产品，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也很大，这类人口将促进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断改善。老年型人口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但他们的购买能力不高，并且消费习惯形成后很难改变，不利于其消费层次提升，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身消费水平的提升。
综上可知，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影响人口迁移、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供给来影响城镇化。通过对四个影响渠道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成年型人口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老年型与年轻型人口则会抑制城镇化发展。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城镇化发展现状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也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国策所决定。建国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流动，这改变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分布
实际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人为控制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由图2可知，1949-195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猛增，出生率较高以及人口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一时期人口猛增。1957年，我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分析了控制人口的迫切性，强调实行计划生育的紧迫性，这为计划生育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1958-1961年，这一段时间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导致死亡率急速增加，出生率急速下降，这一时期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出现了萎缩。在1962-1970年之间，为克服“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加之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又陷入停顿状态。1970-1978年这段时期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走上正轨并逐步开始在全国推行。
19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6.6%,15~64岁为74.6%,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约为8.8%,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总结来说，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三个类型的变化--年轻型、成年型以及目前刚步入老年型（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