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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我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统计分析
【第一章】基于统计学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研究绪论
【第二章】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选题研究
【3.1】分析方法使用概况及其主要应用领域
【3.2 - 3.4】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与选取原则
【第四章】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指标运用研究
【结论/参考文献】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计量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4 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指标运用研究
基于同样的原因，本章将沿用上一章的办法，对 377 篇质量较高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典型调查，借以认识同类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通常实证分析的文献都有这样一个路径，即进行理论分析、建立理论模型、选择统计指标替代理论变量（即数据获取）、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原因、提出建议。选择统计指标替代理论变量是宏观经济分析从理论到现实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在这一步的讨论却意外地缺乏。
4.1 实证分析的指标运用概况
在本文的样本中共 138 篇文献有使用了计量分析方法，其中，97 篇有数据来源，占比 70.29%;96 篇明确指明指标名称，占 68.84%;充分讨论选取指标原因的有 14 篇，占 10.14%.来源有说明，指标有明确，原因讨论充分的仅 13 篇，比例不足 10%.
除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实证分析文章基本不提及数据来源外，其余文章基本都有提及到数据来源11.而未充分讨论的选取指标选用原因，其状况千奇百怪：有仅给出部分指标选用原因的，共 16 篇；用时间区间作为选择原因的，共 2 篇；还有原因是其他人认为某些指标关系大，因此选用的，共 1 篇。
仅给出部分指标原因的研究者往往只针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指标进行讨论，然而随着各种探索性统计分析的活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选题涉及面越来越广，学科间相互交叉，非研究者自身专业领域的指标常常对其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讨论也不可能充分。
4.2 四个指标运用的例子
在本文考察的 377 篇高质量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共出现了 283 次统计指标使用12,其中仅有 43 次对理论变量的代替有较充分的讨论，占比仅一成半，有41 次的统计指标使用没有对应的理论变量。
经统计分析，使用较多的经济统计指标为 GDP 和 CPI,而使用得较多的经济理论变量是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本节将以上述四个统计指标和理论变量作为例子进行讨论。
4.2.1 GDP 的运用及现状
除去对潜在 GDP 的研究外，有 29 次指标选取使用了 GDP 或经过对 GDP 进行简单计算的指标用于拟合模型。图 4-1 将展示它被用于替代哪些理论变量。
GDP 的中文全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为一定时间空间内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用于描述国内总产出是完全对口的，描述经济（总量）增长、宏观经济（生产）情况与走势也尚可。用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比较，计算出一般物价上涨率用以描述通货膨胀也是符合理论要求的。
但将 GDP 用于替代经济发展、经济目标则值得商榷。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目标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GDP 仅反映其中的经济总量，对其余两层含义均未能有效反应。
而 27.59%的 GDP 直接用到模型中，却并未提及其所替代的理论变量，则凸显出了一种“唯 GDP”的思想，即“无论如何，说到总量就是 GDP”或“GDP 就是经济发展”.
随着近年来开始提倡注重发展质量，“唯 GDP 论”被批得体无完肤，似乎GDP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样。然而，“唯 GDP 论”的出现实非 GDP 本身之过。
GDP 作为一项指标，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产品与服务的总值，这就是它本身所代表的全部意义。它仅仅是一个自然数，只能变大或变小，众人指责它忽略环境污染、忽略经济发展质量、忽略可持续发展，实在是冤枉了这个勤勤勉勉的指标了。笔者认为，“唯 GDP 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企图用一个有量纲的指标作为标的，去评价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于是看似反映了经济总体的 GDP便被抓作壮丁，被供奉与神坛之上，成为了人们日夜关心的晴雨表。然而经济总体状况作为一个概念广、领域宽、层次多的待评价对象，本应用多维的评判方法（一系列的指标）对其进行测度，若愿意放弃便于理解的带量纲指标，还能选择指数法去综合反映其总体发展水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被加入到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后，一个当期的带量纲的指标根本不可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由此看来，近来较火的“绿色 GDP”其实无甚研究意义。
事实上，20 多年前，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用来评价一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指标，但时至今日，翻开各种国际国内文献，却通篇都是国内生产总值（GDP），鲜见 GNP 的踪影，即使出现，也早已被另一个经过重新代替的指标--国民总收入（GNI）所替代（高敏雪，2006）。虽然 GDP 和 GNI 都是总量指标，但两者在含义、性质、构成、数量关系和应用上都有着较大差异。
从目前已有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理论方法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做大量的研究，但却没有针对国民经济核算核心指标变迁及其问题的论述。虽然 GDP 和 GNI 的定义已经明晰，但两者性质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以至于在长期的研究当中，关于经济结构分析和占比分析时，往往出现指标性质混淆、指标实际不可比的情况。其一就是 GDP 作为一个生产指标常被用作为收入指标使用。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公众媒体都是通过 GDP 占比来反映经济现象和社会现状的，即将支出（消费、投资）/收入（资本、报酬）指标，误以为等效于支出（消费、投资）/生产（使用）指标。例如， 2014 年国家税务局有关领导表示政府收入占到 GDP 比重 44%,并以此说明按照新一轮财税改革稳定宏观税负的原则，这一比重明显偏高。2013 年中国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首达国际标准，并以此作为这是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实际上是用收入性质的指标如税收、教育经费指出、劳动报酬等收入性的指标与生产性质的指标 GDP 比较，本文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从 GNP 转变为 GDP 时，产生的一种“遗传错误”.
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误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缺乏对 GDP 和 GNI 性质界定的理论方法和依据，高敏雪（2006）曾分析过 GNI 取代 GNP 的原因以及 GDP替代 GNP 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第一指标的原因。其中对 GDP 与 GNI 性质有明确的界定，但其研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大部分的文献偏向于使用重要指标与经济总量 GDP 作对比，却忽视了 GDP 本身是一个生产性质指标，消费和生产对比、支出与生产对比、使用与生产对比，中间缺少了收入的环节。少了收入的环节，对比占比分析的传导机制是传导不下去的。由于“遗传错误”,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占比指标的“性质错位”:国防支出、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之比可以说是毫无理论依据的，或者说该比值仅代表两个数字间的运算结果，却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GDP 的运用现状可谓既混乱又泛滥。如何正确使用 GDP 这一经济总量指标，需要全中国宏观经济学者共同关注，相互提示、相互监督，力求避免歪曲 GDP 本身所代表的含义，继续出现“张冠李戴”式误用。
4.2.2 CPI 的运用及现状
继 GDP 后，CPI 是排名第二的 “受欢迎”指标，共被选用 20 次。图 4-2 将展示被 CPI 代替的理论变量分布情况。CPI 全称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其描述价格变化的对象为居民消费品，因此，上述理论变量中最吻合的应为消费价格水平，然而其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由于用于去除不可比因素的使用对象是最终消费，该作者认为政府消费在其中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因此该做法也是能自圆其说的13.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其物价意为一般物价水平。另外，根据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是汇率变动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图 4-2 中的汇率变动、价格水平、物价水平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内涵是一致的，均指一般物价水平。
然而，一般物价水平应包括所有消费品与投资品价格的考量。CPI 单作为一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既忽略了政府消费带来的物价影响，又未曾考虑社会投资品的价格变化，这种替代无法称为是充分的。未说明所要替代的理论变量的做法说明该研究与理论基本脱节，参照上一章的说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是缺乏科学性的。
综合现有的研究，用 CPI 反映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主要有四点缺陷。其一是核算范围狭窄。由于一般物价水平应包括所有消费品与投资品价格的总体波动情况，但消费者价格指数却只包含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波动在内，政府消费与投资品的价格波动却未得到反映。其二是权重更新速度缓慢。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在高速或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下，人民生活的消费结构受到收入增加的影响不断改变，恩格尔系数下降，电子产品需求上升等现实变化，都令消费者价格指数编制时的权重设置受到挑战。其三是中国的部分商品价格受到行政管制，而非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政府管制部分商品价格（如油价、电价、水价等）将导致居民消费指数被低估（由于常年处于通货膨胀状态下）并未完全得到体现。最后是未有核心 CPI,无法去除由于供求关系带来的物价波动因素，从而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含供求变化带来的价格波动影响。
4.2.3 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运用及现状
货币供应量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又是涉及金融领域的计量分析文献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变量，其在上述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出现了 13 次替代，其分布情况如图 4-3 所示。用货币流通量替代货币供给量的文献出现在 1994 年，鉴于笔者对该年代的研究情况较少，不便发出评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近年来，M0,M1,M2成为替代货币供给量的三位主角。
但在应该如何选取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人做出回答，只有其中一篇使用 M2的文献指出，由于 M2是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对象，因此选用 M2.如此说来，放弃 M2而投奔 M1,M0却又未对此给出解释的文献，是否因为仅用 M1或 M0的数据时，拟合模型才能通过统计检验呢？
货币供给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控变量，历年来的研究都只关注其波动与效应，却从未规范其指标应在何处运用才是合理可比的，以至于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所用的指标各异，均自称为货币供给量，但又未曾对其含义与现实意义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从而造成了的混乱现状。
4.2.4 通货膨胀率的指标运用及现状
通货膨胀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又是在单缩法下的“理想”缩减用的理论变量。在上述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出现了 13 次替代，图 4-4 将展示其替代的分布状况。
在这 13 次的替代中，仅两位研究者给出了替代理由。一位使用 CPI 的研究者认为，目前计算通货膨胀率的方法主要包括 CPI 和 GDP 缩减指数等方法。由于中国 GDP 缩减指数的建立历史较短，因而选择 CPI 作为通货膨胀率。而使用了GDP 平减指数的刘迎秋（2009）先生则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充分反映同期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服务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还有助于充分反映同期进出口、特别是进口商品和劳务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笔者认为，如刘迎秋先生这样深入考虑经济统计指标对理论变量的代表性的做法，才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最严谨的推导分析过程。
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者对中国统计公布的价格指数了解不够充分。绝大部分研究者只知 CPI,PPI 等常用价格指数，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反映更多领域的价格指数，即使研究选题涉及上述领域，但对应的指数均未被提及。
4.3 本章小结
经典理论的提出者从未在意过现实社会应如何考量这些理论变量，但宏观经济分析的实践者应当把这条连接现实与理论的桥梁搭好，以确保其理论内涵并未受到现实操作的扭曲，从而影响实证分析的质量以及可靠程度。
不难从本章的四个指标运用实例中看出，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实践中，普遍缺乏指标选取的合理性考量。如这些指标应该如何选取，与理论的联系如何，各有什么优劣，前人为何使用这个指标等等问题，都应深入思考，而非浮于表面。
比如度量数据集离散程度，绝大部分人都不假思索地使用方差，即使用变异系数，也不过是对方差的变换使用，然后他们得出一个只能相互比大小的数值，再也不知道这个数字与实践中的直接联系在哪里。绝大大部分的文献、网络搜索结果在描述离散程度时都在使用方差，人们会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常人并不会去查证为什么使用方差，他们在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参照一个他们认为可靠的对象（他们认为这个可靠的对象是信息完全下做出的最佳决定），当他们发现这些可靠对象（文献、网络搜索结果）都在使用方差时，他们便做出如上决定。但是，这些文献、网络搜索结果的作者为什么使用方差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是他们所接触到的权威都在使用方差。那为什么这些权威们在如此多的离散程度度量方法中，选择了方差呢？他们是为了方便做积分。可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甚至对这些文献、网络搜索结果的作者们来说，他们又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积分呢？而另一个度量数据离散程度的方法--平均绝对离差--同样能描述数据的离散程度，在不影响比较各数据集的离散程度的条件下，还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这样一种“帕累托改进”竟然就被人们忽视了，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在模仿心中的权威，殊不知已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
现实中，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设定了各种针对性的指标，如收入核算就包括国民总收入、国民净收入、国民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国民可支配净收入等指标，分别从初次分配、再分配、总额以及净值等角度对其进行核算，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学者几乎无人使用这些经过重重困难才核算出来的指标，众多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被弃置，却在用“少数指标打天下”,这无疑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如何运用好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指标运用水平较低，缺乏对理论与实际之间衔接的思考，377 篇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仅 13 篇完全考虑了数据来源，具体指标，以及替代原因。剩余的或多或少均缺乏充分的讨论，或者应该说，仅为使用实证模型而使用指标（如为使用季度 GDP 数据而直接使用工业生产总值进行替代）。要改善这种明显的以技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应当从学者自身、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同时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