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烟台三面环海，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部，半岛地域环境孕育了其独具特色的烟台方言。烟台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四个次方言区山东方言中的一支，其方言中的特征词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李如龙将方言特征词界定为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本文借用李如龙方言特征词的概念，将烟台方言特征词定义为在烟台地区内批量人群使用的、烟台地区内部相对一致、与烟台以外地区相对殊异的方言词。
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而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可以说是与地域文化共生的。本文借助烟台方言报告资料，对其方言特征词汇进行了梳理，筛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方言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现烟台方言词汇特有的半岛文化特质和精神内蕴。
二、烟台方言词汇与半岛文化“向内”的精神内蕴
（一）农业方言特征词汇与适应自然的精神面貌
烟台地区农业方言特征词汇较多，在农具方面有：“小地拱子”，铁制胶轮手推车，由胶轮和车架子组成；“小抓钩儿”，刨土农具，齿、柄都比抓钩短小，可蹲下身体一只手使用，土里生长的作物收获后，从土里筛捡掉落的作物；“笸箩”，用柳条或蔑条编成的盛放粮食的器具，帮较浅，略呈正方形；“囤子”，用荆条编成的盛粮食的器具，一般为圆柱形，如果粮食较多，可以在上面加上圈成螺旋状的茓子。
在劳作方式上有：“拈种儿”，播种，一般指人力播种；“抹窝儿”，将播过种子的土坑埋平；“埋鼓堆儿”，抹窝儿后再加上土形成小型的土堆，可以防涝；“薅草”，指拔草；“打麦子”，将麦子脱粒的农业活动；“扬”，把晒干后收成堆的谷物、豆类等用木锨扬起，借风力使外壳、尘土及杂物等与干净的籽粒分离；“下苹果”，对摘苹果的俗称。
在农副产品上有：“饽饽”，用手揉成圆形，工艺比馒头复杂，口感比馒头更松软的一种发面馒头；“饽饽”根据形状可分为几种类型，“枣儿饽饽”（插上十字形枣的饽饽，一般过年时制作）、“桃儿饽饽”（将圆形的饽饽继续团揉，使有一处凸起，形似仙桃，一般平时制作）、“花饽饽”（将面团揉成花边饼状圆形的基础上，用彩色的面团制作龙、凤、金鱼等吉祥物镶嵌在圆形饽饽上，供女儿出嫁时做陪嫁品用）等；“棋榴”，在和好的玉米面中加入煮熟的红薯蒸成的一种发面食品；“烫面包儿”，将面粉用热水烫熟擀成皮儿包成的包子；“发面包儿”，用发酵过的面擀成皮儿包成的包子。
烟台农业方言特征词汇的产生，有很重要的地理条件。烟台地处中纬度，位于山东半岛东部，属于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度适中，雨水较充沛；区内分布着低缓丘陵，山地丘陵间分布盆地、平原，棕色森林土广泛分布于缓坡地和排水良好的平地。依靠气候、水源和土地的天然条件，烟台人顺应自然、因时而作，种植适合自然条件生长的农作物，因地制宜地采用劳作方式，对粮食产品进行加工，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享受着大自然的礼遇。
（二）传承古汉语的方言词汇与守旧心理
“坐小椅子”，烟台人对排名最后者的戏称。旧时考试结束后，一般按考试成绩的好坏排列学生名次，并张榜公布。榜上的名字写完后，一般用红笔打一个红钩儿，表示到此为止，这个红钩正好落在最后一名学生的名字上。
由于红钩儿的形状类似椅子的拐角，故以此戏称。尽管是戏称，“坐红椅子”还是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排名最后者”的尴尬。“康维爷的后人”是烟台人对不学好的后人的讽刺用语。齐康王是战国初期姜氏齐国最后一位君王，传说康王有个儿子，从小不听话，康王“让他往东他向西，让他撵狗他抓鸡”。康王临终前怕他儿子把他葬不到风水宝地，就故意反话嘱咐儿子把他葬到山顶上，没想到儿子到最后听话了，真把康王葬到了山顶上。
“夜来”，对“昨天”的俗称。“夜来”，可见于古代诗词和古典名著中。宋·贺铸 《浣溪沙》：“笑捻粉香归洞户，更垂帘幕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水浒传》（三四回）：“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当不得，那疋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
“溜枵溜枵”，很薄很薄，形容纸张或布料、被子非常单薄。“枵”，布类的丝缕稀疏而薄，语出“又有蕉纱，乃闽中取芭蕉皮析缉为之，轻细之甚，值贱而质枵，不可为衣也。”（《天工开物》），为古汉语常用词，现代汉语中用“薄”取代。“顶艮顶艮”，烟台方言中形容食物受潮，不容易咬动。“艮”，指食物不易咬动或嚼烂，为古汉语常用字，现代汉语中用“不脆”代替。
从以上方言词汇中可以看出，烟台方言特征词汇部分借用了古代典故、诗词用语和古汉字。古代典故和古典诗词的借用完整地沿袭了古汉语用语的词形和词义，在借用古汉字的基础上，加上了新的字使词形构成了“ABAB”的形式，但仍沿用古汉语的词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烟台人在方言用词上的保守心理。
（三）儒、佛教派方言词汇与传统文化心理
许多烟台方言词汇借用了教派用语。在烟台方言中，形容一个人通情达理、能够为别人着想、不自私自利、重视亲情和友情时，往往用“仁义”来表达，突出人性情温顺，通情达理。“仁义”最早是作为“仁”“义”单独出现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把“仁”当作追求的一种道德规范。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着重提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一种“舍生取义”的观点。汉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不论是“仁”“义”，还是“仁义”，在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作为道德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及行为。烟台方言中的“仁义”一词，只重点突出人有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品性，忽略了这种品性的必要性。即烟台方言中，虽忽略“仁义”对人的思想及行为的约束力，却完整地沿袭了儒家“仁义”核心思想的道德成分，这凸显了对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视和认可。
烟台方言词汇也借用了中国传统佛教教派用语。如，“抖擞”本是佛教专有名词，出于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法苑珠林》，原指“振衣去尘”，后来词义扩大，不仅指抖去衣物灰尘，还可指“抖擞精神”。在烟台方言中，虽然读音发生了变化，但基本沿用“抖擞”一词“振衣去尘”的义项。又如“眼斤”在烟台方言中表示眼力非常好。其实，“眼斤”“耳斤”也为佛教用语，佛教以“眼、耳、鼻、舌、身”为“六根”，“根”取“能生”义。《景德传灯录》：“从眼根返源，名为文殊，耳根返源，名为观音。”“根”音转为“斤”，故名“眼斤”“耳斤”。再如，烟台方言“打哑巴禅”，源自佛教中的禅宗用语“打禅”。禅宗中，不立文字，不用背诵抄经，主张“顿悟”，“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禅宗浓厚的唯心色彩，在烟台百姓看来，往往是玄而又玄，不知所云。所以，在烟台方言中，把人与人密谈、故意说些隐语或做怪异手势让别人不解其意的行为称为“打哑巴禅”。烟台方言借鉴了古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共生互动、圆融互摄的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将烟台方言打上了重视传统文化的烙印，从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在亦步亦趋的语言运用中对传统文化谨慎传承的心理状态。
三、烟台方言词汇与半岛文化“向外”的精神内蕴
（一）渔业方言词汇与勇于挑战自然的精神特质
烟台方言中存在着与捕渔有关的专有名词。例如“鱼眼”指渔民出海捕渔侦察鱼群的人；“号头”，唱渔号的领头；“锅头子”，渔村村民出海捕渔，在船上做的出锅第一碗饭，第一碗饭定要先敬奉老大，其次才是船老二、鱼眼等；“猛儿”，潜水捕鱼作业者；“口子里”，安全港；“丈杆子”，风网网头上的木叉子，渔民在完成下网的活动时，不能喊“网下完了”，要喊“丈杆子朝前喽”。这些特有的渔业方言词汇是渔民在捕渔劳作的历史经验中积淀而成的，已成为烟台悠久渔业文明的象征。
烟台渔民出海捕渔不用“出海”这一称呼，而用“下河”取以代之。在他们看来，海是可以跨过的河、可以攀登的山。自然界的海本是漫无边际的，其广阔无垠是河水所无法比拟的，渔民却人为地为其设定了边界和尽头，这突出表现了渔民在与自然界的抗衡中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严重对立。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渔民不是肆意妄为的，要保证出海的顺利，必须遵从自然规律。面对大海，渔民不是消极无为的，他们给自己植入“自然（大海）可以战胜”的先有观念，并把“顺利满载返航”的积极心态投入到渔业生产当中，这突显了渔民不屈于大海的威力，勇于挑战自然的精神。
（二）带“洋”字的方言词汇与开放的文化接受心理
“洋火棍儿”，即“洋火儿”，火柴的称呼。火柴最早是从外国输入的，英帝国主义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向我国输入鸦片的同时，火柴及其它商品也成为经济掠夺的一种重要手段。《天津条约》中，烟台（当时为登州）被迫成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自此，17个西方国家纷纷在此设立领事馆。自德国人最早开办盎斯洋行后，中外商客蜂拥而至，建立商行、洋行等，形成繁华的朝阳街商埠区，烟台一度成为国内、国际贸易港，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与烟台文化的碰撞、交融。反映在语言中，烟台方言在与本地物品相似的舶来品中加入了“洋”，代表从西方或外国引进的新品种。如烟台人称呼形似中国红柿子的西红柿为“洋柿子”。“拉洋片”是一种民间的游戏器具，匣子里面装着画片儿，匣子上放有放大镜，可以看放大的画面。由于最初画片多是西洋画，所以叫“拉洋片”。
带“洋”字的烟台方言词汇，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这种文化交流的态势没有使烟台人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传来的新事物，接受“我之未有”，改造“我之现有”，丰富发展了烟台地区方言词汇的同时，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三）道教方言词汇与勇于探索的精神面貌
“点化”一词本是道教用语，是道家对点石成金、化凡为仙行为的专用名词。在烟台方言中，“点化”的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示善于对别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或者指责、指使、指派别人，常常含有贬义色彩。在道教用语中，“神仙”指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是神话故事中有法术的人的统称。烟台方言中也有“神仙儿”一词，常形容人神通广大，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行为能力，但在运用“神仙儿”时，表达出的往往是说话人对所谓的“神通广大”的人的质疑和嘲弄。（如“他正果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摆把他说的跟个神仙儿似的!”意为“他当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不要把他说的那么神通广大!”）。烟台方言中的“鬼画符”，常用来形容字迹潦草，让人无法辨识。“鬼画符”这一词汇也源自道教文化，道教文化集中了国古代文化思想之大成，其内容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在画符方式中，存在几种特殊的画符法——舌尖书符，手指凭空虚写虚画，用铜剑、师刀、令牌凭空虚写虚画。不论哪种画符方式，都强调画符的动作，对于画符真正呈现出的内容却不得而知。烟台方言中的“鬼画符”含有的辨识不清之意便由来于此；不仅如此，道教中用于驱鬼的画符也失却了“辟邪驱鬼”功效，而变成了对潦草字迹的谑称。
由此可见，烟台方言词汇对道教专有用语有所借用，但从语用环境看，这些词语基本上缺失了道家专有用语的本义，增加新的义项，词语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由褒至贬的明显扭转。这种变化体现了烟台民众对道教文化的接受心理过程，由开始一味地尊崇和信仰，到质疑求索的变化，这一文化心理变化过程有其历史根源。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东莱方仙道文化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方仙道文化最兴盛的地区是在汉代东莱郡北部沿海地区，主要指今烟台地区北部沿海一带。该区域三面被大海环绕，日月似从大海中跃出，茫茫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奔腾咆哮，周而复始地退潮涨潮。特别是那神秘莫测、时常出现的海市蜃楼，更是激发了东莱先民那无垠的遐思和丰富的想象。于是人们便将这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奉作神灵（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及琅琊的四时主）来敬畏和崇拜。毗邻大海的神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背景派生了仙山、仙人、仙药的传说。先民对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不仅仅停留在信仰上，秦始皇多次来东方“祠八神”的同时，开始了派人入海寻求仙人、仙药的求索之路，然而“求之不得”的徐福为躲避秦始皇的统治，以“求仙”之名名正言顺地开始了东渡生活之探索。从秦始皇对仙道文化的信仰到徐福东渡求索的变化历程，是一种由信仰到质疑求索的文化心理转变的过程，也是烟台民众对道教文化接受心理的变化的根据所在。
（四）味觉方言词汇与民众文化创新心理
“甜么索”，除表示食物味道甜但不爽口之外，烟台方言中特指一个人嬉皮笑脸，故意讨好别人的样子。“淡么索”，除表示做出的食物没有味道外，烟台方言中特指人生分，不与本该关系亲近的人亲近。“苦巴叽”，除表示一种“苦”的味觉，还经常形容日子过得非常艰辛，口气中经常透露讥讽意味。
这些词语本义指食物的味道，后在烟台人的生活中与人际关系建立了关联，这是对原有词义的创新。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方言的创新词汇“咂煞”一词，本义指鱼刺、碎骨之类有味儿的东西，引申为吃饭挑挑拣拣或对生活要求过高、不知足。由于烟台地处沿海，海产品的食用成为家常便饭，人们在品尝海鲜美味的同时，模拟品尝时的声音、动作创造了符合烟台地域文化特征的词汇，在加入了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的基础上，使词汇获得了更为广阔、更受认可的生存语境，这是烟台人在生活交际中创造性智慧的结晶，透视了其文化创新的心理特质。
四、结语
方言反映地域文化，折射一定地域的人们独有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质。本文阐释了烟台方言特征词汇的文化内涵，透视了半岛文化在适应自然中勇于向自然提出挑战、既保守又开放、既重视传统又敢于质疑创新的精神内涵。
实际上，这只是烟台方言研究的一种路径。烟台方言独特的语音和语法系统，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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