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清代戴震对《诗经·国风》的研究及其训诂学特点
目录
摘要（详见正文）
一、训诂上重源慎流的倾向
（一）在词义和语境义之间向词义回归
（二）反复批评“缘词生训”
（三）重源：对古义的发掘
（四）慎流：慎用罕见之说
（五）大量运用声训
二、方法上的保证--贯群经
（一）贯群经
（二）“本六书”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有时因讲究“贯群经”会忽视了上下文
三、结论
参考文献
以下是论文正文
摘要：戴震是清代干嘉考据学皖派的正式创立者，从他对《诗经·国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在训诂上的一大特点是重视词的基本义，向词稳定而可靠的意义回归而非变得更为险怪。虽然他并不因重视词的基本义而抛弃对语境义的探索和说明，但是他反复批评的是错把语境义当成词义的现象。戴震确定词义的方法上的保证主要是“贯群经”。他这样的学术倾向和方法，既是考据学量的积累的结果，又是质的提高。
关键词：戴震；诗经；训诂；词义与语境义；清代干嘉考据学
戴震是干嘉考据学皖派的正式创立者，涉猎极广，卓然大家。本文略窥一斑，就其对《诗经·国风》的研究作一个粗浅的分析，试图找出其学术上的特点。 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先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时31岁）成《诗补传》，后更名为《毛郑诗考正》（下文称《考正》）；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时44岁）成《杲溪诗经补注》（下文称《补注》）。这是本文所用的材料。前者乃全《诗》的札记，后者仅成《周南》《召南》两卷，但详列经文和毛《传》、郑《笺》、朱子《集传》，末下己意。二书在意见上没有多少歧异。因《补注》晚出而文详，故优先引用。
一、训诂上重源慎流的倾向
（一）在词义和语境义之间向词义回归
在特定的语境下，一个词（常常）会临时性地表示特定的意思，有人称之为“语境义”。从严格意义上说，语境义算不上词义。如果把语境义等同于词义，那么一个词的义项就会极为庞杂，不可能符合社会交际的需要。 但词义的引申、分化，恰恰是以语境为条件的。如果某种语境反复出现，相应的语境义就可能脱离原语境而进入词的意义系统，成为其稳定的义项，甚至在将来发展成最常用的义项乃至唯一的义项。 戴震在《考正》和《补注》中，能够并且非常注意区分词义和语境（义）。在二者之中，他 积极地提醒人们向词义一方回归；虽然他并不由此而抛弃对语境义的探索和说明，但是他反复批评的是错把语境义当成词义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戴震在训诂上的一大特点是向稳定而可靠的意义回归。由于这些意义通常存在时间较早，是词义引申、分化的源头，所以我们把戴震的这种特点概括为“重源慎流”。
（二）反复批评“缘词生训”
戴震的这个倾向从他在《考正》、《补注》二书中反复批评“缘词生训”中体现得很清楚： 例1 《周南·螽斯》首章：“宜尔子孙振振兮”，《毛传》：“振振，仁厚也。”《补注》：“振振，仪容之盛也。”自注：“《毛诗》于‘振振公子’、‘振振君子’，皆曰‘信厚也’；于‘振振鹭’曰‘群飞貌’。晋童谣：‘均服振振’，杜预曰：‘盛貌。’韦昭云：‘威武也。’缘词生训，故说各不同。”[1] （P1121） 例2 《唐风·蟋蟀》首章：“岁聿其莫”，《毛传》：“聿，遂。”《补注》以“聿”为“辞助”，并说：“《传》于‘岁聿其莫’释之为‘遂’，于‘聿修厥德’释之为‘述’；《笺》于‘聿来胥宇’释之为‘自’，于‘我征聿至’、‘聿怀多福’、‘遹骏有声’、‘遹观厥成’、‘遹追来孝’并释之为‘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辞耳，非空为辞助，亦非发语辞。而为遂、为述、为自，缘辞生训，皆非也。”[1] （P1184）
这两例，尤其是例1，一般认为是“随文释训”——指（从基本的词义出发，正确）揭示该词在特定语境下特定的意义。根据这一原理，同一个词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的地方就会有相近而又不相同的训释。不但不奇怪，甚至值得肯定。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欥”字条下就把例2中《毛传》、《郑笺》的前后不一称为“因文分别”，不认为有什么错误。然而，戴震对这种现象（他称为“缘词生训”）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2 不过例2确实不如例1那样没有争议。毛郑的训释的不同，很难认为是语境的不同造成的。当我们看到下面一例之后，会对戴震的用意有更加明确的了解： 例3 《召南·草虫》首章：“趯趯阜螽”，《毛传》：“阜螽，蠜也。”《补注》：“螽之属不一，螽其统名也；草虫则凡小虫草生者之通语也。《尔雅》：‘蛗，螽蠜。’‘草螽，蝜蠜。’‘蜤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溪。’盖因诗辞而别其名，以傅合之。《尔雅》，周秦之际所记，解释《诗》《书》往往缘词生训。以为尽可证实，则违经矣。”[1] （P1132）
可见戴震不是反对随文释训，而是反对没抓住真正的词义，只为了解通某一特定的句子，而制造 特定的解释。随文释训默认的前提是从基本的词义出发，离开这个前提，自然就变成戴震所批评的“缘词生训”了。在实践中，“随文释训”和“缘词生训”之间常常只有一步之遥。 戴震虽然严厉地批评“缘词生训”的错误，但并不因噎废食。他仍然注意发掘特定语境下语词的所指。 例4 《周南·芣苢》首章：“薄言有之”，《毛传》：“有之，藏之也。”《补注》：“有之，睹其有也。” [1] （P1123） 按：体味《补注》之意，应该是觉得《毛传》揭示的语境义不合适，试图扭《毛传》转过于坐实的倾向。不过此处径解为“拥有”即可，戴震说“睹其有”，也略嫌拘泥。 例5 《周南·芣苢》二章：“薄言掇之”，《毛传》：“掇，拾也。”补注：“掇，穗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捋取之也。”[1] （P1123） 按：《毛传》训“拾”，是“掇”的词义，而戴震讲的却是“掇”在特定语境下的所指。 戴震讨论语境义的例子相当少，其努力方向不在于此。而且就前面这两个例子看，戴震的解释也未必成功，不见得就与“缘词生训”存在截然的界线。
（三）重源：对古义的发掘
许多词的某一语境义后来上升成为该词主要的意义，原先的词义反而晦而不明了。凡此，戴震都注意揭示其本来的意义： 例6 《豳风·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归。”《考正》曰：“经传中男女皆曰‘子’。后‘为公子裘’，自豳民之男子言之，谓豳公之子也。此及‘为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谓公之女公子也。言者异其所指，因之而异。”[1] （P1189） 按：“子”的语境义——男子——早已成为“子”近乎唯一的义项。戴震发明了“子”原来的意义，由此解释了“子”表示女子的现象。“言者异其所指”一语，非常精辟。 例7 《周南·汉广》首章：“不可休思”，《补注》引《尔雅》：“休，荫也。”[1] （P1124） 按：这一意义今天已被“止息”的意思取代了。
（四）慎流：慎用罕见之说
然而，汉注中后人看起来很古怪的训释，戴震却往往不当作古义来理解，而是做了更普通、平实的解释，从而向习见的意义回归。 例8 《周南·樛木》首章：“福履绥之”，《毛传》：“履，禄也。”《补注》：“《诗》言‘福禄’者多 矣，此独言‘福履’，盖身之动履，无非福祉吉事，是谓‘福履’。”[1] （P1120） 例9 《周南·葛覃》二章：“葛之覃兮”，《毛传》：“覃，延也。”《补注》：“覃，长也。”自注：“‘覃’字本义，《说文》云：‘长味也。’故因以为凡长之通语。《生民》诗曰：‘实覃实讦’。”[1] （P1116） 按：“覃”还有一义为“深”，所以“长”为较早的意义是很可能的。至于“延及”的意思，或许是个引申义，因为后世确有用例；但我更怀疑后世的用例是文人根据《毛传》的训解生造出来的。戴震这种慎流的倾向，同以惠派汉学为代表的训诂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惠派学者奉汉人旧注为圭臬，不辨对错。汉人因“缘词生训”产生的错误，他们继承了下来；汉人“随文释训”，对语境（义）的正确解释，被他们错当词义来接受。据守前人（汉人）训诂，虽然表面上也具备广征博引、言之有据的形式，但其实是绕过了分析语言事实的工作而采取的偷懒的办法。戴震最重语言事实，又能从理论上区分词义和语境（义），所以对汉人训诂有分析，有批判；于是，其结论反而向平实、易懂回归，与宋儒颇有相似之处。
区分词义与语境（义），前已反复言之。戴震重视语言事实，从他没有犯王力先生所说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可略见一斑： 例10 《召南·江有汜》二章：“其后也处”，《毛传》：“处，止也。”《郑笺》：“嫡悔过自止。”[1] （P1144） 这是汉儒惯用的偷换概念。“处，止也”的训诂虽然并不罕见，但任何一个注重语感的人，都能自发地感到毛郑以此来解释这句话是存在问题的。《补注》并未引用这个意见，而直接说：“既悔则不失其相处之常矣。”
（五）大量运用声训
声训利用同源词来解释词义，而且往往是使用体现较原始的意义的词来解释，所以也使词义更加平易化。戴书中大量运用声训，这鲜明地体现了他重源慎流的倾向。 戴震的个人发明，笔者找到两例： 例11 《周南·葛覃》二章：“维叶莫莫”，《毛传》：“莫莫，成就之貌。”《补注》则认为：“莫莫，犹幕幕也。”[1] （P1117） 例12 《桧风·匪风》首章：“匪车偈兮”，《补注》：“《汉书·王吉传》引此作‘揭兮’。揭者，疾 躯揭起也。”[1] （P1187） 更多的是引用前人的成果。如引《释名》的有一例： 例13 《秦风·无衣》二章：“与子同泽”，《毛传》：“泽，润泽也。”《郑笺》：“泽，亵衣，近污垢。”《考正》引《释名》：“汗衣，《诗》谓之泽，受汗泽也。’”[1] （P1186） 按：戴震同意郑玄的解释，引《释名》把得名之由讲得更清楚。
转引《风俗通》的有一例： 例14 《召南·鹊巢》首章：“百两御之”，《毛传》：“百两，百乘也。”《补注》引《孔疏》加以说明：“谓之两者，《风俗通》以为车有两轮，马有四匹，故车称辆，马称匹。”[1] （P1128） 引孙炎的例子最多： 例15 《周南·关雎》首章：“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补注》引孙炎：“相求之匹。” [1] （P1113） 例16 《周南·葛覃》二章：“是刈是濩”，《毛传》：“濩，煮之也。”《补注》引孙炎：“煮葛以为絺绤，以煮之于濩，故曰濩煮，非谓濩为煮。” 按：“非谓濩为煮”一句，最鲜明地体现了声训的方法与词义－语境义范畴的内在联系。[1] （1116） 例17 《周南·兔罝》首章：“公侯干城”，《毛传》：“干，扞也。”《补注》引孙炎：“干，盾，所以自蔽扞。”[1] （P1122） 按：《诗集传》云：“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卫内者。”盖亦本孙炎为说，但抛开了声训的限制。 例18 《召南·羔羊》二章：“素丝五緎”，《毛传》：“緎，缝也。”《补注》引孙炎：“緎，缝之界域。”[1] （P1138） 引朱子《集传》的也有一例： 例19 《周南·关雎》二章：“左右流之”，《毛传》：“流，求也。”《集传》：“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补注》：“流之，言在流水之次，有洁濯之美，可以当求取耳。直以求取训流则非也。”[1] （P1114） 按：《补注》虽与《集传》说法不同，但努力方向是一致的，都不“直以求取训流”。 由上例16和例19我们可以认为，声训不仅可用来求语源，求语源是以词义的确．．发生了引申、分化为前提的；戴震还用它来区别（普通的）共时上的词义和语境（义）。
二、方法上的保证——贯群经
戴震如何确定词义？《与是仲明论学书》说：“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经我们考查，只有前者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贯群经
在戴震的《诗经》研究中，主要是以《诗经》证《诗经》，当然也有引他经的例子。我们在“重源”和“慎流”两节已屡见其例，又如： 例20 《豳风·七月》四章：“十月陨萚”，《毛传》：“萚，落也。”《考正》：“草木之将落者曰萚。《郑诗·萚兮》篇《传》：‘萚，槁也。’《笺》云：‘槁，谓木叶也。’”（1190） 例21 《周南·卷耳》首章：“采采卷耳”，《毛传》：“采采，事采之也。”《孔疏》：“言勤事采采。”补注：“采采，众多貌。”自注：“《诗》曰：‘采采芣苢’，又曰：‘蒹葭采采’，又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皆一望众多者。《卷耳》、《芣苢》，又以见其多而易得之物。”[1] （P1117－1118） 戴震的研究当然不会都是最后答案： 例22 《唐风·鸨羽》首章：“王事靡盬”，《毛传》：“盬，不攻致也。”《考正》：“《四牡传》又云：‘盬，不坚固也。’《周礼·典妇功》：‘辨其苦良。’《注》云：‘郑司农：苦读为盬，谓分别其缣帛与布纻之粗细。’《典丝注》云：‘受其粗盬之功，以给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典妇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此可与《毛诗》相发明。盬，即良盬之盬。”[1] （P1185） 按：我们认为，“盬”的确诂应是怠慢，参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王念孙《读书杂志》说。王引之《经义述闻》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训“息”，与“怠慢”义通7 ；不过我还是认为训“怠慢”最好。材料由《五经》扩大到诸子，（迫）使我们对词义的把握更趋准确。
（二）“本六书”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六书”的例子笔者只找了两个： 例23 《周南·卷耳》四章：“云何吁矣”，《毛传》：“吁，忧也。”《补注》：“‘吁’当为‘盱’。《何人斯》之诗曰：‘壹者之来，云何其盱。’《都人士》之诗曰：‘我不见兮，去何盱矣。’皆不得见而远望之意。（自注：《说文》：盱，张目也。）《尔雅》：‘盱，忧也。’《毛诗》于盱字不复释，则皆蒙《卷耳传》矣。今此诗及传作吁者，后人转写之讹耳。”[1] （P1119） 例24 《周南·卷耳》二章：“陟彼崔嵬”，《毛传》：“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四章：“陟彼砠矣”，《毛传》：“石山戴土曰砠。”《补注》据《尔雅》“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认为“《毛诗》殆转写误也”；并以“砠”的偏旁为证：“砠字从石，以石上见也。”[1] （P1118-9） 在这两个例子里，六书方面的证据都不是决定性的。例23如果不是有“《毛诗》于《何人斯》、 见王书第35－36页《修身篇》“劳倦而容貌不枯”下。 参看马书对戴侗说的分析。 《都人士》的盱字不复释，则皆蒙《卷耳传》矣”的证据，则完全可解释为假借。例24段玉裁认为《毛传》说正确的可能性比较大，其道理更让人信服。戴震发挥“砠”字从“石”来论证“砠”是“土戴石”，而段玉裁则本《说文》从“山”的“岨”字为说，可见形声字的形旁对说明（先秦的）词义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0 所以我们认为，戴震的成就关键来自于“贯群经”的方法。
（三）有时因讲究“贯群经”会忽视了上下文
当然，过分讲究“贯群经”，有忽视上下文的危险： 例25 《豳风·七月》三章：“猗彼女桑”，《毛传》：“角而束之曰猗。”《考正》：“猗，如‘有实其猗’之猗，猗然长茂也。”[1] （P1190） 按：这是受朱子《集传》的启发。《集传》云：“取叶存条曰猗??小桑不可条取，故取其叶而存其条，猗猗然耳。”《集传》是对《毛传》的声训，而戴震则彻底抛弃了《毛传》的影响。此说得到马瑞辰的支持，但他以《小雅·小弁》“伐木掎矣”为反驳毛说的证据，并不成立。而王念孙于《广雅疏证》“捔，掎也”条下仍然赞同毛说。我们看上下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以“猗”为动词斜拉，于文气为顺。若依戴说，则“猗彼女桑”要看成写景。二说都可成立，若求文例一贯，则旧说为长。 例26 《召南·摽有梅》三章：“顷筐墍之”，《毛传》：“墍，取也。”《补注》：“墍，如‘民之攸墍’之墍，息也。”自注：“犹言置诸顷筐。”[1] （P1142） 按：此说显然牵强，后人似无从者。戴震之所以创为此说，殆因《诗经》里“墍”字训“取”仅见于此，而训“息”则是两见。但《左传·宣公十二年》：“董泽之蒲，可胜墍乎？”可见训“取”是可靠的。
三、结论
我们注意到，戴震在名物典制的研究上的特点与其训诂研究是相似的。他区分了对名物的运用和名物本身： 例27 《周南·关雎》首章：“关关雎鸠”，《毛传》：“雎鸠，鸟挚而有别。”《郑笺》：“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有别。”《补注》：“《笺》说非也。古字‘鸷’通用‘挚’，《夏小正》‘鹰始挚’，《曲礼》‘前有挚兽’，是其证。《春秋传》：剡子言少皞以鸟名官，‘鴡鸠氏，后来陈奂为此说提供了他书引文的证据。详段玉裁《毛诗定本小笺》和《说文解字注》。 就戴说而言，“砠”无论是“土戴石”还是“石戴土”，都有从“石”的道理。所以段注才会说：（许慎）“重土，故不从石。”
不过段玉裁的这个说明八成也是附会。 司马也。’说曰：‘鸷而有别，故为司马，主法制。’此义之兼取者，不得如《笺》所云明矣。雎鸠之有别，本于其性成，是以《诗》寄意焉。凡《诗》辞于物，但取一端，不必泥其类。” [1] （1113）《考正》：“??后儒亦多有所疑——猛鸷之物，不可以兴淑女者。考诗中比兴，如《螽斯》但取于众多，《雎鸠》取于和鸣及有别，皆不必泥其物类也。”[1] （P1175） 这一区分与对词义和语境（义）的区分是相通的。语境义发展、或者误认为词义，实际上都是错把语境赋予某一特定的词，使之脱离了语境仍然具有这种意义。脱离语境而把“挚鸟”与“淑女”等同，其误相类。 戴震批评“因《诗》傅会”，坚持常制，这与他反对“缘词生训”，推重可靠的意义是一致的： 例28 《召南·采蘩》首章：“公侯之事”，《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又：“王后则荇菜也。”《补注》：“《毛诗》谓‘公侯夫人执蘩菜’，‘王后则荇菜’，因《诗》傅会，非礼制也。”（P1129） 例29 《秦风·驷铁》三章：“輶车鸾镳”，《郑笺》：“置鸾于镳，异于乘车也。”《补注》：“田车亦无鸾在镳之制。盖‘輶车鸾镳’，本非对文。輶车也，鸾也，镳也，三者皆因所见言之耳。”[1]（P1185）
戴震之所以有这样的学术倾向，是（清代）考据学量的积累的结果。无论是“缘词生训”还是“因《诗》傅会”，首先是所见不广，就一词一事附会为说造成的。数据看得多了，缘词造说的可能性自然减少。戴震《毛诗补传序》就说： 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1] （P1106） 但另一方面，这又是（清代）考据学质的提高。假如一味据守旧的训诂，那么无论花再大的功夫，所得的成绩也是有限而且多半是错误的。而戴震懂得区分词义和语境（义），从而在理论上明确地拒斥了一大批似是而非的立论根据。沿着这条道作进一步探索，最有名的是高邮王氏父子。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继承了这一宝贵的遗产。段玉裁的弟子陈奂在例10“处，止也”的问题上依然是“墨守之讥，亦所不辞”[2] （P3）。而单纯以前人训诂立说的方法，直到今天还是有人袭用。
参考文献：
戴震：戴震全集[C].第二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疑误之处参校了《皇清经解》本）
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