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汉语外来词历史、原因及汉化
目 录
摘要（详见正文）
关键词
前 言
一、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发展状况
二、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原因和特点
三、外来词的构词方式
四、外来词的汉化
五、外来词的规范
结 语
参考文献
致谢
以下是正文
摘 要：汉语外来词历史悠久，近几十年来对外来词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文试图在综观汉语外来词历史的基础上，就新时期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原因和其表现的特征，外来词的构词方式，外来词的汉化及外来词的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做一些论述。
关键词：外来词；特征；构词方式；汉化；规范
前 言
早在七十多年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在其《语言学》（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ech）中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 “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人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际关系的平面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正因为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语言间的接触，外来词正是语言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结果。汉语历史悠久，外来词非常丰富，外来词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汉语外来词，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年），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合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年），史有为的《异化的使者——外来词》（1991年），《汉语外来词》（2000年）等。这些著作和词典，或考源流，或察文化，或明层次，或辨用途，或综合研究，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 因此，简单而言，外来词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2]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发展状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护和平和交往的民族，很早就开始与印度、波斯、缅甸、朝鲜、日本等国家进行友好往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间的交往和文化的传播，语言必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就必然导致外来词的产生。汉语外来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主要借自匈奴地区和中亚各国语言的外来词。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人民主要与中亚细亚诸国或部族有交流和贸易往来，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这一时期的外来词可以说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走过来的，进入汉语的主要是一些非中原地区所产的一些动植物的名称，如：狮子、八哥、苜蓿、葡萄、可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借自梵语的外来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且集一时之大盛，民间普遍信奉佛教，甚至梁武帝削发为僧。由于佛教对人们生活和思想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对语言的影响在所难免，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与佛教有关的事物的外来词，如：和尚、罗汉、僧、尼、塔、浮图、阎罗、瑜伽等。
唐宋元明清时期主要借自藏语、维语、蒙古语、满语等外来词。自唐以来，汉族和周围的少数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起来。唐代民风开放，曾和少数民族进行多次的通婚及贸易，甚至有少数民族的人来唐朝居住或入朝做官，宋明朝曾和少数民族进行过多次的战争和移民，而元清朝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当政的时代，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和密切。因此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藏语、维语、蒙古语、满语等的词汇进入了汉语，如来自藏语的喇嘛、哈达等，来自维语的唢呐、雅克西、热瓦甫等，来自蒙古语的哈巴狗、戈壁、胡同、（车）站等，来自满语的萨奇马、乌拉草、福晋等。
近代以来主要借自西方的外来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迷梦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空前的“西学东渐”。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大量的西方的物质技术和思想传入中国，反映在汉语中的是外来词的大量涌入。如：布丁、沙发、扑克、拷贝、白兰地、凡士林等。
近代以来借自非西方的外来词。这主要包括借自日语、俄语和东南亚语言等的外来词。自古代日语曾向汉语大量借用词语，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强盛，提前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日语也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了许多西方的外来词。由于日语中有许多常用汉字，中国人在日本留学时将这些词语带回中国，既避免了再行翻译西方词语，又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词语是很多的，如：经验、见习、目标、联想、话题等。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又开始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向前苏联学习革命和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的交往更是频繁，俄语的词汇也大量地进入了汉语甚至人们的口语中。如：沙皇、杜马、布尔什维克、康拜因、伏特加等。朝鲜也有一些词语进入汉语中，如金达莱等。另外，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汉语还从东南亚等国的语言吸收了少量的外来词，如槟榔、芒果、舶、舢板等。
二、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原因和特点
从以上外来词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外来词的出现主要受宗教和政治等特定领域的影响。而新时期，外来词的大量出现则涉及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宗教、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呈现多方位渗透。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汉语外来词也迅速发展，追其原因主要表现为：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大量新事物出现，发明创造越来越多，其名称传播到各民族；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置身其他民族之外单独生存发展，只有彼此交往、互通有无，才能不被淘汰。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是民族特有的智慧结晶，反映着本民族的历史、风俗、传统和精神内涵。在交流中，民族自身的扩张必然带动其语言的扩张和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渗透，尤其在宗教和艺术方面，比如“罗汉”“魔鬼”“阎王”等梵文词进入汉语。语言的传播又会进一步扩大民族的影响。另外，国民学习外语的因素也是外来词进入的重要原因。上世纪50-70年代，受前苏联的影响，俄语很普及，“布尔什维克”无人不知；80年代后对外开放，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越来越高，不知“托福”“雅思”的人少而又少。此外强敌入侵使得其语言成为相对于汉语的强势语。近代从鸦片战争、列强瓜分中国到日本侵华，弱肉强食法则在语言上也得以体现，侵略者必然要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弱小者，使征服在语言上留下印记。而落后和狭隘很容易造成强烈的心理崇拜，进而盲目模仿、机械套用其语言，也造成外来词的进入，比如洋油（煤油）、洋车（自行车）等。
新时期外来词进入汉语后其特征表现为：
第一，引入渠道、引入种类更加趋向多元多样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科技和相关工业飞速发展，包括娱乐在内的日常生活也相应有了极大的变化，许多新词语如潮水般涌现出来，这种情况迫使汉语主动或者被动的创造大量的新词语。与多元多样的社会生活相适应，汉语外来词的引入也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点。
（1）引入渠道多元。新时期的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除此之外，其他语种也是重要的来源。例如： 法语：如“爱丽舍”（巴黎的宫殿，建于1718年，法国总统的官邸，常用来指称法国政府，现又指法国名车，来自法文Elysee。） 德语：如“盖世太保”（德国法西斯国家秘密警察组织，来自德文Gestapo。）（《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 意大利语：如“几何”（研究空间结构及性质的一门学科，它是数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来自意大利文geometria。） 日语：如 “写真”、“人气”、“寿司”、“特许”。（林伦伦等《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2000） 俄语：如“布尔什维克”、“卢布”、“拖拉机”、“伏特加”。 这些外来词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到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形成一道多姿多彩的风景线。 （2）引入种类多样。在新时期，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不同国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外来词的引入种类也相应多样化。举例如下： A.科教卫生类 “克隆”：无性繁殖 英.clone “GRE”：（英语）研究生资格考试 英.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CT（机）”：电脑断层扫描 英.Computerized Tomography B.衣食住行类 “迷你—”：微型/超短—，先由港台借入 英.mini- “扎啤”：整桶装的啤酒“扎”：英.jar(桶)；“啤”：啤酒（英.beer）的缩写 “香波”：一种合成洗发剂，先由港台借入 英.shampoo C.歌舞文体类 “卡拉OK”：放送伴奏乐曲并可跟随演唱的装置，该词由台湾译成 日.karaoke“MTV”：电视音乐片 英. Music in television D.社会组织和成员类 “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 英.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丁克夫妇”：双收入，无子女 英.dinks(史有为《汉语外来词》2000)[3]
第二，引入的外来词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1）新时期的外来词具有很强的派生能力和组合能力。新时期以前，外来词形式固定，意义单一，使用也很单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到现在，汉语外来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能作为构词成分批量产生出很多时尚词汇，而且还可以作为词根随意组词，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例如： “吧”：来自英语“bar”，“bar”有一个义项是“柜台”，引申为专售酒类的柜台，后来在引申，就成了一个饮酒的特殊场所。译为汉语就是“吧”。“酒吧”解放前上海就有，但在新时期，“吧”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派生出了如“琴吧、陶吧、电视吧、网吧、茶吧、书吧、布艺吧、怀旧吧、玩具吧”等。此外，它还可以作词根生成许多合成词，如：吧男、吧女、吧台、吧娘、泡吧等。说不定以后还有新发展。[4] “酷”：来自英语“cool”“cool”本义是冷，由冷这种人体对低气温的感觉，引申出了fine（好的）、very good（棒极了）的意思，“酷”由此引申而来。如今“酷”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很强构词能力的新语素。如：酷男、酷女、扮酷、比酷、酷呆、酷毙等。[5] 类似的外来词还有“的”一族，“秀”一族，“巴”一族，“啤”一族等。
（2）字母词越来越多。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有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者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字母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借外文原词形，尤以原形缩略语居多，例如： “WTO”：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T”：计算机体层成像 Computerized “CD”：激光唱盘 Compact Disc “VS”：比赛双方的的对比 Versus 另一类是字母和汉字一起使用，即字母加上汉字表示的语素或音节，如： IC卡、AA制、IT人才、BP机、X射线、B超、T恤衫、KTV包间、T型舞台、C调、PH值等。（林伦伦等《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2000） 这样的外文字母词越来越多，有的已进入《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所附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栏收39条（《现代汉语词典》P1690），虽然还有许多常用的词（如：C调、A型血、IC卡等）没有收进去，但是和以前的版本相比已经是一个进步，从这里也可见字母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6]
（3）音译词增多、音义兼备的词增多。在汉语外来词史上，音译词的生命力总是不很强。除了人名、地名、国名外，其他词语很少用音译的形式，有些词开始吸收过来的时候采用的是音译，后来也发展成为了意译或其他方式。如用“科学”代替“塞因斯”，用“电话”代替“德律风”，用“最后通牒”代替“哀的美敦书”，用“课堂讨论”代替“习明纳尔”等。
但新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新产生的普通词语也多用音译的方式。如： “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在圣诞节前后的一种反常天气和海洋异常现象，来自西班牙语El Nino。
“伊妹儿”：电子邮件，来自英语E-mail。
“摩丝”：一种发型梳理定型剂，来自英语mousse。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2000）
近几年来，外来词又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音译词重现。即普通话开始有音译词的，后来改用意译词了，但一些方言区一直使用音译词，如粤语。改革开放以后，粤语作为一种强势方言冲击着普通话，该方言区的有些音译词在普通话中又重新出现。例如： “cartoon”：先音译成“卡通”，后意译成“动画片”，现又多使用“卡通”。 “modern”：先音译成“摩登”，后意译成“时髦”，现又多使用“摩登”。
“party”：先音译成“派对”，后意译成“聚会”，现又多使用“派对” 。[7] 不仅如此，音义兼备的词也越来越多了。例如：“香波（shampoo）”、“雪碧（sprite）”、“托福（TOEFL）”等，给人一种完全中国式的感觉，这些外来词是音译和意译的融合。
三、外来词的构词方式
外来词要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必须接受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规则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语法和词汇规则。汉语的单音节、象形方块文字的特点等，使汉语对外来词的改造吸收要比西方语种间的词语借用显得复杂。汉语借用外来词形式多样。有的是音译，有的是音意兼译，还有的是借形等。概括起来，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音译词
音译外来词，指的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从语音形式上看，它可分为：
1．单音节的。这种音译词就是用一个汉字表达一个外来概念，即：1个汉字??1个音节?1个概念。如：打（英dozen）、听（英tin）、磅（英pound）、塔（梵stupa）、僧（梵samgha）。
2．双音节的。这种外来词由两个汉字合成一个语素、一个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即：2个汉字?2个音节?1个概念。如：逻辑（英logic）、撒旦（希伯来Satan）、纳粹（德Nazi）、卢布（俄рубвъ）、伏特（意Volta）、咖啡（英coffee）、沙发（英sofa）。
3．多音节的。这种借词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汉字构成一个语素、一个词，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即：多个汉字?多个音节?1个概念。如：巧克力（英chocolate）、法西斯（意fascisti）、阿司匹林（德aspirin）、布尔什维克（俄больщевик）、苏维埃（俄совет）、奥林匹克（英Olympic）。
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外来词均属于单纯词，即构成借词的几个汉字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析出其中任何一个汉字都不是它在原词中的意义。如：“巧”、“克”、“力”三字虽各有字义，但与“巧克力”一词毫无关联。 音译的外来词，一般是单纯词，无论几个音节，都是由一个语素构成。但有些音译的是外语中的合成词，如列宁格勒（Lenin grad）、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布达佩斯（Budapest）等。格勒在俄语中指的是“城市”，“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两个民族的名称，“布达”（多瑙河右岸的故都）和“佩斯”（多瑙河左岸的商业区）是两个地名。对于这类音译词，我们要区别对待，当作两个语素来看待比较好。[8]
（二）音意兼译词
这类外来词，就是“把一个外来词分成两半，一半音译，一半意译。”[9] 如：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chauvinism—沙文主义 Marxism—马克思主义 ice-cream—冰淇淋（冰激凌） 英语romanticism等是由词根加后缀构成的派生词。汉语借用时，词根采用音译，后缀—ism采用意译（“学说、主义、原理”等义），它们都是由三个语素（浪漫—主—义）构成的合成词。ice-cream是由两个词根构成的复合词，ice意译为“冰”，cream音译成“激凌”（英语，意指“奶油或奶油制品”），它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
（三）音译加义类词
这种外来词，就是在“整个词音译之后，外加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10]这种借用方式，又称为“译音加表意成分”。如： 芭蕾舞（法ballet） 沙丁鱼（英sardine） 卡车（英car） 沙皇（俄царъ） 拖拉机（俄трактор） 哈巴狗（蒙xana） 泊车（英port） 拉力赛（英rally） 香槟酒（法champagne）。 例中的“舞、鱼、车、皇、机、狗、赛、酒”等成分，是有关事物的类名，给前面的音译成分进行语义上的注释（如：“沙丁”是一种鱼，而非他物）。它们都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
（四）字母词
这类外来词，它指的是完全或部分用字母来表达的词。字母词的字母可以是外文字母，也可以是汉语拼音字母。[11]这种借用方式，又称为“直接借用”。分两种： 一种是直接型。直接在汉语中使用外语词或其缩写形式构成的字母词。如：TV（电视）、BBC（英国广告公司）、WTO（世界贸易组织）、APEC（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HSK（汉语水平考试）、CEO（首席执行官）、UFO （不明飞行物）、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HSK（汉语水平测试）、GB（国家标准）等。 另一种是混合型。由汉语语素与外语词或外语词缩写形式组合而成的字母词。如：T型人才、IP电话、IT业（信息技术业）、CT检查、BP机、T恤衫、IC卡、B超、CIH病毒、SIM卡、USB接口、TCP/IP协议、AC米兰队（意大利一支著名的足球队）、BASIC语言（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AB制（剧团排演某剧，主角常由两个人扮演的方法）、SOS儿童村（专门收养孤儿的慈善机构）等。
（五）借形词
这类外来词，它指的是由日语中借用的以汉字书写的词。分两类，一类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创制的译名，如：革命、设计师、具体、乐观等。还有一类是日本人直接利用汉语材料创造的，如：取缔、手续、能力、景气、金融、体操等。汉语吸收日语词的方法是，只吸收它的汉字书写形式和意义，而汉字的读音不变。
日语借用了汉字，在文字上与我国有相通之处，对于一些用汉字书写的日语词，汉语往往可以用移植的办法加以吸收。例如：场合、道具、保健、勤务、距离、目标、复习、解决、支部、武士道、大本营、不景气、派出所、辩证法、导火线、博览会、放射线等。这些词是来源于日语的，移植过来使用，词义是可以解释的，也就逐渐成了汉语的了，往往意识不到它们实际上是外来词。这种词的数量不少。[12]
四、外来词的汉化
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有其独特的构词方式，这也是一种语言能够不断充实与发展的根本所在，汉语在吸收外来词之时也体现着汉语词汇的构成特点。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始终表现为一种意化的思维定式，体现出极强的汉化意识，在引进和吸纳外来词语时，力图使之融入汉语造词和构词模式。“所谓汉化是指一种外语的词一旦被汉语吸收，它就得按照汉语的特点和需要进行改造，从而成为汉语词汇中的一员。也就是说，汉语在吸收借鉴外来词时总是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13] 不论古今，汉语在吸收外来词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会有汉化现象，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不喜欢单纯借音，而往往用自己的语素来构词，用固有的语音语义规则来影响外来词。根据以往对外来词汉化表现的研究，整理分析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音译词中的音译字形意化和音译加义标
1．音译字形意化即与文字的表意特点相结合的另一种音译，是字形意化或形声化。亦或有的研究中称作表音兼表意的外来词。比如“雪碧”，音译自英语“Sprite”，原意为妖怪、精灵。作为一种饮料，译为“雪碧”。雪，有寒意；碧，清澈碧蓝。在大夏天，这样的饮料名，听着人就想喝；奔驰（Benz）这两个字的选择也是为了体现汽车的速度。而形声化是指这样一类外来词，如自古来自西域的“葡萄”、“猩猩”因其草本植物、动物的属性，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以表意的“艹”“犭”旁，“骆驼”的“马”亦表示其交通工具运人载物的作用。再如英语lemon、马来语Pinang音译为柠檬、槟榔，用“木”旁表植物。这些音译外来词被构成了形声字，更易于人们理解和接受。 2．音译加义标是在借音之外再增添一个汉语固有的字作义标。法兰绒（planned）、桑拿浴（sauna）中的法兰、桑拿为音译，绒、浴为表示其种类的义标。吉普车（jeep）、保龄球（bowling）中的车、球皆为义标。另一类义标如酒吧（bar）、蛋挞（tart）中的酒、蛋分别是根据词义而加的进行修饰而使表意明确，否则音译的吧、挞难于理解其要表达的事物。此外“吧”这个纯记音成分已经被语素化了，不仅局限于酒吧，可以扩展组词书吧、陶吧、氧吧、网吧、泡吧、台吧等等，类似的“啤”也从啤酒（beer）中语素化了，扎啤、黑啤、黄啤、生啤??这种现象表明一个音译成分由加不同的义标而派生出许多词义，而此音译成分已经被语素化可以与固有汉字搭配进行构词。
（二）音译加意译
如冰淇淋（ice-cream）——冰（ice）+淇淋（cream）；华尔街（wall-street）——华尔（wall）+街（street）；呼啦圈（hula—hoop）——呼啦（hula）+圈（hoop）；迷你裙（mini—shirt）——迷你（mini）+裙（shirt）这种词既传递了外语原词的韵味，又体现了汉语意思在其中，使之形象化具体化，而非一个抽象的音译词。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一个完整的词使之符合汉语的构词法是难度较大的，这要求选择好意译的部分，并用最恰当的表此意的词语与音译的部分相协调。从中可体现出汉语词汇的多样性，构词的灵活性。
（三）外来词在历史进程中被意译词所代替
意译词是根据外来词语的意义，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造出来的新词，目的是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被代替的过程即是一个语言在运用中更优化的选择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如五四时期的science译为塞恩斯（sai/en/si）、telephone译为德律风（de/lv/feng）均为音译，而现在译为科学和电话；20世纪50、60年代（俄）катюша为喀秋莎，现译为火箭炮，由音译转为意译；cement音译为士敏土或水门汀，而今译为水泥；piano音译为披亚诺，现译为钢琴。外来词之所以被代替是因为交际中音译词不足以完全承担其表意的作用，有必要出现一个更恰当更合适运用的意译词，而原来的外来词逐渐消失，不再使用。
（四）汉译外来词词义的蜕变和转移
一些外来词在使用过程中与其原意产生了偏离，或是其意义的扩大和缩小，或是其完全的转变及感情色彩的差异。如模特（model），英语中指艺术家写生，雕塑对象外，平时用得较多的是时装模特。汉语与英语的意思相当，但汉语中还将商店橱窗内陈列服装的人体模特也称作模特，词义明显扩大。日语中的“道具”，原指用处或用具的意思，被汉语吸收进来后，仅代表戏剧、舞台上所用的道具，比原意范围小。同为从日语中来的“物语”故事之意，在汉语中只出现在文学影视作品里，一般情况下不能与故事等同交换。此外，表演是中性词，而作秀（show）则含贬义。这些外来词词义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化差异，社会习惯不同而产生的更深层的汉化，是在运用中和原有语言的碰撞摩擦而使之渐趋人们心理情感习惯所想的特定意义。 有人认为出现外来词的汉化现象是汉语的排他性造成的，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汉化”非但不是排他性，而恰恰证明了汉语有更强的融合能力，其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包容空间，不是以个体形式存在，汉语吸收外来词也是如此。借用的外来词可以丰富本民族的语料，也可再与固有汉字组合而产生大量的新词汇，这绝不是一种排外的语言所能达到的。穷其原因这种汉化是由汉语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简要归纳为：第一，汉语词的音节短，大部分是单音双音，多音节的少，而音译词往往是多音节的不合汉语的习惯。正如开始所引的“禅、佛”的例子一样。在与旧译的多音节译名对比后留下的多是单音节的译名。第二，汉语用的是表意文字，人们习惯于文字本身多少表示一点意义，音译也不合这个要求。
当然也不能说外来词一定要汉化成加进表意成分，或转换为意译词是必然的，有大量词汇经过时间的验证和人们的运用正说明其不可替性。比如新近流行的字母词，举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说明，这个词的意思是世界卫生组织，用首字母缩写简洁清晰，若直译比较烦琐，又找不出一个简单的词概括，逐一翻译过来字数太多不便在交流中使用。此外也有少数词是经过音译到意译又最终取其音译而用，“逻辑”一词即是如此，“logic”最初严复将其音译为逻辑，但又担心这个名称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推广而改成中国人熟悉的用字“名学”，这是完全汉化的，但随着“logic”不断运用，而最终被接受的仍是逻辑。[14]
对外来词的吸收过程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渗透交流，不能笼统的界定为哪种吸收方式最好，而使其成为最终归属与必然趋势。要从语言本身是否能广泛被接受，能在本民族语言中恰如其分地应用角度来评判，汉语的强烈汉化意识也是自然形成的，是符合自身语言特点和应用习惯的。因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不能套用一个固定的公式，也没有统一的逻辑遵循，所以经得起历史考验而保留下来得以沿用的即是合理的。
五、外来词的规范
每一个外来词的引进，都是各个表述者在使用某一个特定外来词时的个体自发行为，我们没有专门的机构对它进行统一的管理，没有多少官方或学术理性。因而，其广泛吸收与利用，有利于汉语词汇和汉民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存在着吸收泛滥与使用混乱从而造成语言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外来词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规范：
第一，读音的规范。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音译词该怎么念。现在有的年轻人将音译词念得跟外语原词很接近，明明是“吉他”，偏偏念作“给他”，明明是“迪斯科”，偏偏念作“滴斯靠”等等；一个问题是一些字母词该怎么念。如“DOS”是念作“地窝爱斯”还是念作“刀斯”，“APEC”是念作“哀批衣西”还是念作“哀佩克”等等。对于前者，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一般都主张按“吉他”、“迪斯科”等汉字读音念；对于后者，还有争议，我的意见是尽量考虑使用的普遍性原则，照顾到大部分人的使用习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家一般都念“刀斯（DOS）”、“哀佩克（APEC）”。
第二，构词方式的规范。上世纪初开始汉语词汇中就涌现了许多音译外来词，后来纷纷被借形词或汉语新造词取代了。但是，也有一些音译词生命力比较顽强，并没有立即消失，还在一些地方使用着，如“摩登—时髦”、“麦克风—话筒”等，每组中前者为音译词，后者为汉语后造词。还有一种情况：汉语中原本已有一个本民族词了，而后来又出现了一个音译词，如“饼干—克力架”、“出租车—的士”、“商店—士多”、“公共汽车—巴士”等，每组中前者为本民族词语，后者为音译词。前一种情况是音译外来词稳定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形，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音译词终将为汉语后造词所取代。至于后一种情形，则需要加以规范，有些有存在价值的，又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则可以暂时保留，如“的士、巴士”等；有些没有存在价值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的，则应予以取缔，如“克力架、士多”。
第三，书写形式的规范。外来词，尤其是音译词，进入汉语之初，往往有许多种书写形式。如英语“chocolate”一词在进入汉语中之后竟然有十几种书写形式：巧克力、朱古力、巧克利、巧格力、巧古力、巧可力、查古列、查古律、朱古律、诸古力等等，目前常见的是“巧克力”、“朱古力”两种形式。[15]其他的如“浮屠—浮图”、“尼龙—呢龙—尼隆”等也均为两种或多种形式并存。在外来词的运用中我们究竟应选择哪种形式作为标准形式，这就要对外来词的书写形式进行规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考虑以下几个因素：读音的准确性、使用的普遍性、书写的简便性。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一起发挥作用，才能达到对外来词书写形式的规范效果。
对于外来词的规范问题我们除了要考虑以上三方面外，还应考虑：第一，音译词应该尽量选用符合原词音的字，用字时应考虑到汉字的表意性，选择适合语词色彩的汉字。第二，音译词要短，尽量不超过4个音节（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除外）。第三，吸收外来词，尽量采用意译形式。总之，对外来词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结 语
通过以上探讨可知：外来词的引进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语言，填补了汉语表达空白，扩大了汉语基本词、词根，丰富了汉语常用词汇，充实了汉语词汇宝库，促进了汉语表达系统的更新，使之开始走向开化、从承载本土文化转为承载世界文化、从近的交流走向远的传播，从而不断丰富了自身的容量和表现力，增强了主动接纳西方先进科学、吞吐东西方文化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交流，外来词也会越来越丰富，对汉语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对外来词的发展状况要时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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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经过半个学期的努力，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同学的帮助下，我的毕业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谨向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高美红老师。我的论文从选题到完成，高老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思维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因此，我的这篇论文里凝聚了高美红老师无尽的心血。在此，我用最真挚的诚意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高美红老师，感谢您对我悉心的教导和严格的要求。 还有很多组内的其他老师，如张文元老师、张攀老师等和组内的很多同学都给了我指导、帮助和支持，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