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碾坊”与“荒野”分别是沈从文与师陀小说中的中心意象，这两个意象在创作人、所处环境等方面有着相同的本源。同时，这两个意象又有诸多不同之处。本文将比较这两个意象的象征意义，并从艺术风格、审美理想和价值选择上来探究两位作家的创作艺术和创作精神。
关键词：沈从文 师陀 碾坊 荒野
The Grain Mill And The Wilderness——The Comparison about images of Shen Congwen and Shi Tuo’s novels
Abstract: The grain mill and the wilderness are the representative images inShen Congwen and Shi Tuo’ novels.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between those two images, this paper is going to make a comparison about the twoimages in the light of symbolic meaning, artistic style, value and aesthetic ideal.Therefore, we can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 the two masters’works.
Keywords: Shen Congwen;Shi Tuo;grain mill;wilderness
目 录
一、引言
二、“碾坊”与“荒野”的同源
（一）京派：从文与师陀
1.“乡下人”
2.“还乡”精神
（二）现实人生的审美关怀
1.叙事背景的相仿
2.乡土文明的悲悯情怀
三、“碾坊”与“荒野”的异质
（一）“碾坊”--平静安宁的生活
（二）“荒野”--沉郁破碎的故乡
四、“碾坊”人生与“荒野”精神
（一）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二）审美理想上的差异
（三）价值选择上的差异
1、社会现状
2、人性思考
3、批判立场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沈从文与师陀，是现当代的着名作家，两人都出生在乡下，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在年轻时代离开故乡步入都市，虽然身处都市，但是他们身上依然有着农民之子的淳朴与本真，他们始终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故乡，对故土一往情深，有着复杂而浓厚的情感。同为京派作家，他们关注乡土，关注乡村的人与事。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他构建的永恒主题，而出现在“湘西世界”中的“碾坊”意象成为了代表性的意象。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另外一位着名作家师陀，他的笔下往往呈现苍茫广阔的中原大地，小说中的“荒野”便是他的代表性意象。“碾坊”是农村中把谷物碾成米或面的作坊，在湘西是极其常见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围绕它展开的生活是平静安定的，寄托了沈从文对唯美至善的湘西的留恋与向往。“荒野”则是荒凉无际的原野，它是师陀对故土的基本认知，同时也是人性、文化的荒野。这两个意象既然都出自京派作家之手，自然有着相同之处，它们都取自乡村，带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和乡土精神，都体现着两位作家对农民的现实人生的关怀。“碾坊”与“荒野”意象有相同的根源，也有诸多的差异，我将通过对两个代表性意象的比较来探究沈从文与师陀的创作艺术与创作精神。
二、“碾坊”与“荒野”的同源
始终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与师陀，在相似的人生经历背后，两人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和怀念，关注生活在最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状态。在他们笔下，“碾坊”和“荒野”意象，都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蕴含着作者深厚的乡土精神。
（一）京派：从文与师陀
20 世纪 30 年代活跃的京派作家群，有着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沈从文与师陀是京派的代表作家。京派作家倡导健康与纯正的生活观，关注淳朴、原始的乡村世界，寻找和挖掘那里永恒不变的人性美。京派作家的这些艺术特点，决定了沈从文和师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乡下人”
沈从文和师陀生活在同一时代，沈从文出生在 1902 年，师陀出生在 1910年，时间相隔不远，而去世的年份都是 1988 年。两人都出身在乡下，沈从文是在二十岁那年到北京求学，在窘困中开始创作，接下来的人生在都市中展开；而师陀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是在二十二岁到北京，也是在进入都市后开始创作，接下来便基本上都生活在上海、北京这两个大都市中。两人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见证了现代工业文明进入中国的过程，因此在作品中都有对乡下状况的感慨、思考与探索。
他们都出身在乡下，即使后来一直生活在城市里，但都未真正融入城市，两人都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伦理的愉快，道德的愉快。”芦焚也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上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
2.“还乡”精神
沈从文与师陀进入城市之后，都受到了各种挫折，面对城市里的种种，内心都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同时，沈从文和师陀一直都心系乡下，不变的是对故乡的依恋与怀念。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世界淳朴自然，具有人性美，可见他对乡下的向往与追求，湘西世界对他来说是一种梦一般的存在，他希望那样的纯净与美好永远都不要改变。而师陀笔下的乡村虽然被揭露出陈旧与陋俗，但是在这些背后暗含着他对故乡的依恋，以及他那种深沉而复杂的乡土情结，这在作品中就有直接体现。
首先，沈从文在 《边城》题记中说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对农民的正直、诚实以及美丽人性的赞颂，生活在都市中的沈从文，在完全不同于故乡的环境下，他对于故土的依恋、对自然和谐生活的向往便只能寄予在他书写的文字中。
师陀在《看人集》题记中写道：“‘我要走了，’我说。‘你要往哪里去？’坐在我旁边的Ｐ君不明白我这要走的意思。其实我也不过是随便说说，我自己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究竟要去什么地方。……我想的有些古怪；我时常这样跟自己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接着我又不得不仍旧埋下头去作事。在那边，在偶然引起我们回忆的平原上，我们的许多亲旧，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不在世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出 师陀对于故乡是极其怀念与依恋的，他想走，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广阔的中原大地上，但是现实中，中原大地已成为“荒野”，即使这样，“还乡”的念想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现实人生的审美关怀
京派小说大多描写唯美至善的田园风光，但骨子里更多的是贴近人民的生活，关注农民的现实人生，沈从文和师陀的作品也不例外。
1.叙事背景的相仿
沈从文和师陀的生活时代的相同，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叙事背景的相仿。30年代开始，社会、历史发生巨大变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下，工业文明迅速进入中国社会，而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在封建统治之下，因而资本主义文化与原有的封建文化发生巨大碰撞，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受到影响和冲击。
面对工业文明的入侵，无论是梦幻般的湘西世界还是广大的中原大地上，原始自然的田园生活逐渐发生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转变，而他们最质朴、纯真的人性也出现了裂痕，开始麻木、扭曲甚至变态，两位作家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对故乡的人和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两位作家在关注乡下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城市生活的描写，但这种描写常常是与乡村的生活相对立的，对城市刻画和描写事实上是从反面凸显了乡村的价值。
2.乡土文明的悲悯情怀
沈从文与师陀的作品都离不开“乡土”这两个字，“乡土”是两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乡土文学中，不仅仅有自然、淳朴的风景风俗，也有荒凉、粗犷的风景风俗和野蛮愚昧的陋俗乡规；有乡村落后的原始，也有都市进步的文明；有美丽、纯真的人性，也有扭曲、变态的人性等等。“碾坊”与“荒野”两个意象都取自“乡土”这个题材，包含着乡土的最本真的特点。自然、淳朴、而又充满人性的湘西是沈从文极力推崇而又向往的，湘西世界中的“碾坊”以及生活在“碾坊”周围的人们有着乡土原始的自然气息。师陀的“荒野”同样来自“乡土”，区别于都市的繁华喧嚣，“荒野”广阔无际但苍茫而荒凉。
这两个意象在作者的勾勒下，自然地将乡村的风景、风俗、风情展现在人们面前。另外，沈从文与师陀在描绘 “碾坊”与“荒野”时都带有浓浓的抒情性，抒发了作者丰富而深刻的情感，这种情感蕴含着对故土的依恋和对故人的热爱和关怀。
在《边城》中：“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 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 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 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 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 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在《果园城记》中：“墙外面，当我们讲着话的时候有一个小贩吆喝。还有什么是比这种喊声更亲切更值得回忆的呢，当我们长久的离开某处地方，我们忽然听见仍旧没有改变，以前我们就在这样静寂的小巷里听惯了的声调。我们从此感到要改变一个小城市有多么困难，假使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表面，我们若不看见出生和死亡，我们会相信，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它似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没有变动。”
沈从文用朴实的语言去描绘渡船人的工作与生活，渡人过河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是渡船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人们服务着，没有抱怨，只有兢兢业业和忠于职守。在他的笔下，渡船人的精神让人感动和崇敬。师陀同样如此，运用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小贩吆喝声的怀念，对农村生活的依恋。他们用淳朴的语言去描摹、刻画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这些描摹刻画之中都寄予着作者最故土和故人最真挚的热爱与依恋。
京派小说在浓浓的抒情背后 表现出的是作者对人们的悲悯情怀、对农民现实人生的关怀。一方面，对 原始文明的淳朴自然有着讴歌与赞颂，另一方面，也有对陈旧陋俗下人的悲剧的悲悯以及工业文明入侵下人性的转变的担忧。
三、“碾坊”与“荒野”的异质
“碾坊”与“荒野”从它们的创作人、所处环境等都有着相似的本源，寄托着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人文关怀，然而，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两者存在着诸多差异，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艺术风格、审美理想以及价值选择上的的不同。
（一）“碾坊”——平静安宁的生活
“碾坊”有其象征意义，总的来说象征着一种安宁、平静的生活。在《三三》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堡子里只有这样一座碾坊，所以凡是堡子里碾米的事都归这碾坊包办，成天有人轮流挑了仓谷来，把谷子倒到石槽里去后，抽去水闸的板，枧槽里水冲动了下面的暗轮，石磨盘带着动情的声音，即刻就转动起来了。于是主人一面谈着一件事情，一面清理到簸箩筛子，到后头上包了一块白布，拿着个长把的扫帚，追逐着磨盘，跟着打圈儿，扫除溢出槽外的谷米，再到后，谷子便成白米了。 到米碾好了，筛好了，把米糠挑走以后，主人全身是灰，常常如同一个滚到豆粉里的汤圆。然而这生活，是明明白白比堡子里许多人生活还从容，而为一堡子中人所羡慕的。……妈妈随着碾槽转，提着小小油瓶，为碾盘的木轴铁心上油，或者很兴奋的坐在屋角拉动架上的筛子时，三三总很安静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热天坐到有风凉处吹风，用包谷秆子作小笼，冬天则伴同猫儿蹲到火桶里，剥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时候从碾米人手上得到一个芦管作成的唢呐，就学着打大傩的法师神气，屋前屋后吹着，半天还玩不厌倦。”
生活在碾坊中的三三是幸福的，是纯洁、善良、无忧无虑的，“碾坊”里的日子朴实无华，主人们十分勤劳，一天忙下来便成了一个雪白的汤圆，可是这样的生活无比从容自在。“碾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为周围的人们提供方便，也为三三的童年带来各种欢乐。在《边城》中，“渡船”象征着一种漂泊不定、清贫的生活，生活在船上的妓女与水手居无定所，而与“碾坊”则是一种比较富足、安定的生活，“碾坊”似乎是一个港湾，人们在其中得到平静舒适的生活。“碾坊”不仅仅受村里人的欣羡，也是沈从文崇拜的理想生活状态，是一种梦一般的存在。
（二）“荒野”——沉郁破碎的故乡
在师陀笔下，“荒野”事实上就是自己的故乡，故乡也就是“荒野”。在《果园城记》中是这样描述“荒野”的：“在他们是刚从山脚下走来，牧者的角声和羊的铃铎已经很幽渺。像在隔世。
亦是刚从城市里来，闹嚣的廛音送不到这儿。象在隔世。…… 诚然，闯向人类苦痛深窍的脚并未停留，更多的苦痛是无极的迎纳着。丰饶的原野荒废了，现在只有山兔一样无定向的奔波，在摧毁后的途中。车水声在灰色的原上呼噜不休，飘过枯萎了的草梢。广漠里是太沉寂了。”
这是一个破碎、沉郁而荒凉的世界，牧者的角声和羊的铃铎也都已经恍如隔世般遥远了，不同于城市的喧嚣，这里无比寂静，无比荒凉，草木都已枯萎，呈现出低沉、暗淡的色调。这里不再是丰饶的土地，没有舒适安定的田园生活，没有生机和活力，只有一片沉寂。
另外，对生活在“荒野”上的人物是这样描述的：“路超凡先生分到一匹毛驴，一所小屋和三亩地。……不久就卖了他的毛驴，接着他又卖了他的田地，又过了两年，……他最后卖掉了小屋。现在路超凡先生是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他的太太和三个儿子。他们已经在庙里住了四年。他认为乞讨这种事情是不很体面的，……因此他再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他每天躺在乡下的大树下面，望着太阳升起来，又望着太阳转过去。”
这个同窗早已不是作者记忆中的形象，他不断地挥霍家产，卖掉了所有可以卖的东西，住在了寺庙中，成为了麻木懒惰的流浪汉，最后忍受不住饥饿，当了小偷。不仅仅是同窗，还有死去的表弟童汉升、儿时的朋友徐家谕、张永思等等，他们经受不住现实生活的折磨，让自己不断地沉沦与堕落。这些悲剧性的人物痛苦地在荒原上漂泊不定，这与沈从文诗意、人性的世界截然不同。
四、“碾坊”人生与“荒野”精神
（一）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首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淳朴自然的，文风清新明丽，给人以美的享受。“碾坊”作为湘西世界中的一部分，同样具有这些特点。沈从文诗意地描绘了乡村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美丽、自然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
无论是《边城》还是《三三》，作者展现给人们的都是一幅幅美丽自然的山水画，“碾坊”以及它周围人们的生活都给人以平静自然而充实的感觉。李键吾先生称《边城》是“一部 idyllic 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一切是和谐”，“一切准乎自然”，“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做作”。在朱栋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边城》“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是一颗晶莹圆润的艺术之珠。” 曾一果先生也认为《边城》像“山水画，作者没有用激烈的冲突表现，而是用了一种非常优美的画面呈现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在表面，呈现出一片牧歌景象。”
在沈从文的另外一篇作品《三三》中，是这样描绘碾坊的：“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弯里，溪水沿到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从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里比屋连墙，嘉树成荫，正是十分兴旺的样子。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如堆积蒸糕，因此种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扎了无数水车，用椿木做成横轴同撑柱，圆圆的如一面锣，大小不等竖立在水边。这一群水车，就同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一样，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咿咿呀呀唱着意义含糊的歌。”
溪水绕山而流，水车悠然转动，绿树成荫，良田无数，惬意自然而又充满生机。平实朴素的语言，同样让人感受到乡村的细腻、和谐与自然。
其次，师陀笔下的中原大地就如“荒野”般苍茫而荒凉，例如他在《谷之夜》中的环境描写：“溪谷间悄寂无声，是飞鸟已经绝迹的时候，极目一望，四围枯草荒烟，三两声犬吠，像发于邃古。想起是草木同荆蓁的世界，颇觉荒凉了。但已远循大红大绿的攘夺，而就洪荒溟蒙的境地了。……在冥冥的夜色下面，沉默着的山岭似乎是在作远古的冥想。而这越走越长的路，它将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
飞鸟都已经绝迹，草木都已枯萎，一片荒凉，黑暗笼罩着大地，到处都悄无声息，一片死寂。在这土地上的人们漂泊着，路漫漫，越走越长，而人生也同样迷茫不知方向。
又如《无望村的馆主》中，描写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湘西的农村，里面的陈世德骄横残忍，带着纨绔子弟的那种浪荡，为了取乐，怂恿自己的同伴满天飞奸污了梦喜庄的姑娘百合，而当新婚之夜他发现那个被奸污的姑娘居然就是他的新娘。之后他不但没有反省和自责，还居然杀了满天飞，把妻子赶回了娘家。在文中没有自然、和谐、淳朴而美好的人性，只有趋于病态和扭曲的人们，整个景象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片荒野。
这样的风格显然不同于沈从文，有种历史的厚重感，十分沉郁。
（二）审美理想上的差异
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受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平静淡定的“碾坊”是人与事的梦幻，是一种美化了的境界。沈从文留恋的是自然和谐的生存状态、完善而美丽的人性，对平静安定的生活有着深深的向往和憧憬，他笔下的“碾坊”意象中有对女性纯真、美丽善良的赞颂，是一种纯自然的生命形态的讴歌。
沈从文对于女性是十分关注的，他塑造了一群美丽、善良、自然的湘西少女形象，在这一个个纯美的形象中体现着沈从文追求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典型的女性形象便是翠翠和三三。翠翠这个人物的塑造，灵感来自他在 1934 年的还乡之旅中遇到的一个杂货铺的少女；而三三这个人物则是夫人张兆提供的性格原型。这些人物都是根据现实塑造出来的，是作者理想中美和爱的化身。
《边城》中这样描绘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生气。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
她有着乡下人的淳朴、善良、敏感、聪慧，对爷爷十分敬爱、依恋，对摊送、对美丽爱情的忠贞不渝，在她的行为举止中透露着调皮与可爱，让人感觉柔弱但又似乎很坚强。
另一位典型女性三三，她从小生活在碾坊中，生活宁静自然、无忧无虑，“爸爸死去后，母亲作了碾坊的主人，三三还是活在碾坊里，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生活毫无什么不同处。三三先是望到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后爸爸不见了，妈妈又成天全身是糠灰，……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的长大了。
妈妈随着碾槽转，提着小小油瓶，为碾盘的木轴铁心上油，或者很兴奋的坐在屋角拉动架上的筛子时，三三总很安静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热天坐到有风凉处吹风，用包谷秆子作小笼，冬天则伴同猫儿蹲到火桶里，剥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时候从碾米人手上得到一个芦管作成的唢呐，就学着打大傩的法师神气，屋前屋后吹着，半天还玩不厌倦。”
她对爱情也有着最淳朴而本真的憧憬，她年轻大胆而有个性，极具民族色彩。两位女性都有着乡下人的淳朴自然与善良，也都向往着自己的爱情，但结果都是以悲剧结尾，可是从中表现出来的心灵的美丽是最为突出的。
师陀笔下的“荒野”是一个复杂混沌的地方，充满陈旧与丑陋，但是这也是一个力量积聚的地方，他关注的是人们的生命形态，他的审美理想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十分沉郁。
无论是《无望村的馆主》、《里门拾记》还是《果园城记》，里面的人性都是麻木、甚至变态、扭曲的。比如《果园城记》中的朱魁爷：“在他的禁止十二岁的男童的住宅里，他的四位太太每人有一所房屋，他每人给她们一个丫环、一个女仆，另外在她们的房子里给她们预备一把鞭子。当她们犯了错误，只有上天也许会怜惜她们，他把她们剥得赤条条的，把她们吊起来，用专门为她们设备的鞭子抽打”。
师陀对于女性同样关注，但是他的侧重点不同，他侧重于关注女性的现实处境，揭露女性的生存悲剧。《颜料盒》中，师陀感慨道：“我们怎么来说明她们的不可改变的——几乎是每一个少女都完全相同的遭遇呢？不管我们用怎样美丽的言辞，不管我们说得怎样婉转，这在我们都是残酷的。”
不仅仅是阿真姐、瑾、胡凤英、翠宝这些柔弱的女性，就是那些恶毒的、骄横的的女性同样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例如，吹嘘“我们家是拿肉喂狗的”
马夫人怎么也想不到此生竟然要靠女儿卖淫来养活，而变态的赛观音、盖三省不管怎样疯狂地挣扎，终究是徒劳而已，最终依旧是被男人抛弃的结局。《荒野》中善良的娇妹，本想过正常的平淡而安定的农村生活，可是后来嫁给了土匪顾二顺，从此便一直在恐惧不安中度过，心灵也随之在“荒野”上漂泊不定。《鸟》中的易瑾作为一个受过新思想熏陶的女性，曾幻想干一番事业，结果却受到了无数男人的蹂躏和侮辱，最终流离失所、无处归依。
在他笔下的人们无论是现实还是精神上都真正地在“荒野”中漂泊流浪。
（三）、价值选择上的差异
1、社会现状
首先，沈从文认识到在工业文明进入中国后，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人性逐渐开始转变，沈从文对此有着深深的担忧。沈从文始终坚持从人性层面去完善社会的种种，希望能够维持与保存湘西世界、“碾坊”的淳朴、自然与和谐，保存人性的至善至美。他始终认为文学与政治是分开的，他充满的是对审美文学的热情。
其次，师陀的文学与政治是联系起来的，师陀是赞同左翼革命思想的，他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他有着革命的倾向，有着投身革命的热情，在他看来，要用外力去打破“荒野”的现状，这个外力就是革命，他希望用革命来改变“荒野”，建设一个比记忆中更美的乡土。
2、人性思考
首先，对于沈从文来说，他坚持的始终是一种对人性的讴歌。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一切都是人性化的，是纯真、自然、和谐的。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道：“我想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在《边城》中，渡船人、乡民们、翠翠、傩送、天保等都是淳朴、自然、人性至善的。渡船人永远热情忠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怨，为人提供方便，别人给他一点辛苦钱，他竟要生气似的与人大闹一场：“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
涨水时：“是在水势较缓处，税关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驾了小舢板，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的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绳系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诚实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
翠翠更是边城人性的代表，她活泼、天真、善良，如水晶般的纯洁透明。
天保与傩送都钟情于翠翠，却不争不吵，展开自由平等的竞争，不伤一点手足同胞之情。
沈从文虽然对至善至美的乡村、对于善良淳朴的人性是极度留恋的，同时对工业文明进入后人性的转变有着深深地担忧，担忧“人性的小庙”、平静自然的“碾坊”是否能保存下去，但是他最终坚持以乐观的姿态去呼唤人们人性的回归。
其次，对于师陀而言，在人性的思考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沈从文对于“碾坊”的态度是隐忧与留恋，那么师陀对“荒野”是一种告别、决绝的姿态。在他的作品中揭露的是人物命运的悲剧，是故乡的陈旧与陋俗、如荒野般的苍茫，是人心的荒凉与漂泊，是一种人性的孤独感，也是对国民劣根性的一种批判。师陀的《里门拾记》表达了一个与湘西世界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村，令人感到一切的丑陋与不自然。作者在创作的同时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和谐、自然、原始的社会状态的改变，认识到人性的扭曲、变态与麻木。
3、批判立场
沈从文批判立场的转变表现为“碾坊”含义的转变。在《三三》中，“碾坊”象征着平静安定的生活，生活在“碾坊”中的三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碾坊”是所有人都向往的。而在《边城》中，“碾坊”的含义已开始转变，“渡船”与“碾坊”相对。渡船象征清贫的生活，而碾坊象征着富足安逸的生活，象征着金钱物质。翠翠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傩送是一个聪明而有感情的人，他们之间的感情纯净而真挚，但是横在两人之间的是团总女儿的陪嫁品---碾坊。“渡船”代表着傩送与翠翠纯真的爱情，“碾坊”则代表物质与金钱基础上的婚姻。
在沈从文创作的前期，他是坚定地站在湘西的立场上去批判都市。在他笔下，城市里的种种都是不好的，例如描写到城市里阔太太的浓妆艳抹，行为举止的刻画都直接揭示了城市的丑陋，表现出他的嫌恶与批判的态度。相比较之下，他是带着一份自傲来给人们展示乡下的自然、纯真、美丽、人性至善、充满生机。比如，《边城》中写到：
“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在沈从文看来，水手与妓女的厮混，都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爱的存在;而童养媳等现象也是人性最本真的一面，这便是他初期坚定的立场。
到后来，沈从文的立场由坚定转变为犹疑。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写道：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中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
事实上，可以对照的作品就是《长河》。沈从文在《长河》的题记中写道：“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其实，在《边城》中，对顺顺的表现的描写就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转变了，一开始是多么正直豪爽的一个人，到后来在傩送的婚姻上，他却要傩送选择金钱物质的婚姻。又如，沈从文写乡下女人到船上去做妓女后，化妆打扮，摆出城市里太太的姿态，而他们的丈夫懦弱无能，靠妻子养活，对妻子的做法持支持态度，甚至摆出奉承的姿态。由此可见，沈从文的价值立场不再那么坚定地赞美乡下了，开始转为犹疑不定，认识到了乡下人性的转变。
师陀与沈从文不同，他是始终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批判乡下。例如，在《果园城记》中描写的小城人生，以及历史、人生的无常，表现出了人们在追梦过程中的破碎与失望。而对于乡下的描写，则是直接地揭露其古旧与丑陋，例如《里门拾记》中，揭示的是乡下人们的麻木、病态与扭曲。师陀对于乡下持有一种悲观、消极的态度，他始终认为乡村就如“荒野”一般苍茫、荒凉与破碎。
沈从文与师陀有着不同的性格，这是造成两人不同的价值立场的重要原因。
沈从文的性格绵里带刚，有着细腻的一面，但是他出身军人世家，当过兵，因此也有着刚硬的一面。沈从文十分孤傲，脱离世俗，从不拉帮结派，往往独自行动，他始终认为政治与文学是要分开的，不该混为一谈。而师陀的性格比较尖锐，他与沈从文最大的区别是他融入世俗，他的文学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九·一八”事件后，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同时进行创作活动，这就体现了他的入世。
五、结语
同为京派作家的沈从文与师陀，他们笔下的“碾坊”与“荒野”意象有着京派小说的共同特征。在两个意象的描述与刻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与师陀不同的象征意义，在两个意象的背后，我们可以体会到两位作者在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价值选择上的差异，这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深层次地去发掘、探索、与思考。
参考文献
沈从文：《箫乾小说集题记》《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师陀：《〈黄花苔序〉》《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 年版。
沈从文：《〈边城〉题记》《边城》，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师陀:《〈看人集〉题记》《看人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 年版。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 5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沈从文：《〈边城〉题记》《边城》，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沈从文：《〈长河〉题记》《长河》，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