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黄瑞云先生的新着《论语本原》, 是当今《论语》研究的力作。该书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 发掘《论语》书中沉埋两千多年的奥秘, 辩正历代注疏中许多误解, 提出许多新见, 而且论证极为严谨, 特色鲜明。作为注疏类学术着作, 《论语本原》对疑难文字的训释, 不仅继承传统, 严格遵循训诂的基本原则, 而且积极探索新的训诂方法。对章句义理的解说, 重视章句的章次联系、语言环境、修辞意义, 体现出对章句义理解说的新观念。独创“星评”体, 用来辩正影响较大的误解, 辨析古人突出的分歧, 考证有关史实, 解说特殊的问题, 表达作者独到的见解, 从而创新了注疏类着作的着述方式。
关键词： 《论语本原》; 文字训诂; 义理解说; 着述方式;
《论语》是儒家的第一经典。从汉代开始直至当代, 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历代学者对《论语》的研究从未间断, 注释、疏解、研究着作多不胜举, 成就巨大。但黄瑞云先生对《论语》的研究, 却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其新着《论语本原》, 不仅发掘出《论语》书中沉埋两千多年的奥秘, 辩正历代注疏中许多的误解, 而且论证极为严谨, 特色鲜明, 新见迭出, 可以说是当代《论语》研究中最具创新精神的力作。下面试谈个人的一些粗浅体会。
一、疑难文字的训诂有新方法
所谓训诂, 黄侃先生说:“诂者, 故也, 即本来之谓。训者, 顺也, 即引申之谓。训诂者, 即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这无疑是关于“训诂”意思的最权威解释。训诂是古籍研究的基础, 如果基础不牢, 再高再美的学术大厦也会迟早崩塌。《论语》是孔子言行的记录, 研究孔子必须以《论语》为依据, 假如对《论语》的训诂有误, 势必影响孔子研究的正确性。因此, 古代学者研究《论语》, 在文字训诂方面用力很深, 成绩显着。但是, 由于多方面原因, 并不是所有训诂都符合《论语》经文的原意, 甚至还存在着许多违背经文原意的妄说。这不仅对读者准确解读经文造成了很大困难, 更重要的是误解了孔子。为此, 黄先生对《论语》的文字训诂不遗余力, 一丝不苟, 力求训释准确而文字简明。他说:“凡尊用前人注解, 皆原文引用;必要时加以疏解。凡注者自己体会, 必要时引用前人相近解释以为佐证。”既严格遵循训诂的基本原则, 充分尊重前人的注疏, 熟练地运用前人的训诂方法, 同时又积极探索并运用新方法训诂疑难文字, 从而纠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讹, 形成了《论语本原》的重要特色。黄先生在训诂方法上的探索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根据句法结构训诂疑难文字。这里仅以对《公冶长》第十六章中“行己也恭”的训释为例: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孔子评价子产的这四句话, 可以说正是孔子修身治国主张的体现。在这四句当中, 后三句比较好理解, 前人的训诂也没有出现不妥, 但对第一句的训释却不尽人意。如邢昺《论语注疏》曰:“言己所行常能恭顺, 不违忤于物也。”朱熹《论语集注》曰:“恭, 谦逊也。”后世学者大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说法。但黄先生根据句法结构则有新的理解。他认为后三句中的“事上、养民、使民”既然都是动宾结构, 那么, 前一句中的“行己”也应该是动宾结构, 所以“行己”不能解作“己所行事”。“行, 使也, 为也”, “行己, 犹言律己治身”。而且“恭”也不能简单地讲成“恭顺谦逊”。《国语·周语》“夙夜恭也”, 韦昭注:“夙夜敬事曰恭。”《左传·文公十八年》“忠肃共懿”, 孔氏疏:“共者, 治身克谨当官理治也。”共, 同恭。因此, “行己也恭”, 犹言律己治身, 严肃敦重。根据句法结构并作严谨的训释, 不能不令人信服。
二是根据章法结构训诂疑难文字。以《学而》第七章“贤贤易色”和《为政》第二十章“孝慈”的训释为例。如《学而》第七章: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
这一章开头四个字即“贤贤易色”, 该作何理解?何晏《论语集解》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朱熹集注云:“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 好善有诚也。”总之, 前人对“贤贤易色”基本上是作“尊重贤人而轻略女色”解。对此, 黄先生根据章法结构则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 子夏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讲如何评价一个人;在章法结构上, “贤贤易色”提出一个评价人的原则, 后面三句, 即“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是体现这个原则的三个重要方面。据此, 他依据前人的训诂, 在对“贤贤易色”的字义进行深入训释的基础上, 认为“贤贤易色”的意思应该是:“看一个人, 应重视其持心真诚, 言行一致, 而不看重其表面现象”。经过这样的分析和训释, 从而使“贤贤易色”四个字在本章中的作用和意义更加明确。又如《为政》第二十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 忠以劝, 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 则敬;孝慈, 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对这一章中的“孝慈”, 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君能上孝于亲, 下慈于民, 则民忠矣。”朱熹集注云“孝于亲, 慈于众。”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孝顺父母, 慈爱幼小。”但黄先生根据章法结构则认为, 孔子这段话包括三个方面, “临之以庄”、“举善而教不能”, 都是就统治者对民而言, 那么“孝慈”也应指统治者对民而言, 而非自我家中的表现。因此, 这里所谓“孝慈”当如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意, 亦即《荀子·大略》所谓“老者孝焉, 幼者慈焉”。这解释应该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
三是根据同类内涵概念训诂疑难文字。仅以对《学而》第十章中“俭”的训释为例: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关于“温良恭俭让”中的“俭”如何解释?邢昺疏曰:“去奢从约。”这可以说是比较通行的解释。对此, 黄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根据词语的内在概念, 指出:“温良恭俭让, 五者应该是同类内涵概念。《说文》‘俭, 约也’, 段玉裁注:‘约, 缠束之也’。‘俭, 不敢放侈之意’。《荀子·非十二子》‘俭然恀然’, 杨倞注:‘俭然, 自卑谦之藐’。《老子》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三者也应是同类的内涵。‘慈’为慈柔之意, ‘俭’为俭约之意, ‘不敢为天下先’正是‘自卑谦’之意。可知‘温良恭俭让’之‘俭’为俭约、检束、自卑谦、不敢放侈之意, 与温、良、恭、让内涵一致, 说的都是待人处事的态度, 并非指日常生活上的节俭。”旁征博引, 详加疏解, 准确简明, 使人豁然开朗。
总之, 根据句法结构、章法结构和同类内涵概念训诂疑难文字, 能使疑难文字的训释更加准确, 使章句的意义更加明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创造性思维十分明显。
二、章句义理的解说有新观念
这里所谓“章句”, 不是指注疏形式, 而是指《论语》每一篇中的各章, 每一章中的各句话语。在《论语本原·凡例》中, 黄先生说:“由于前代注疏受时代的局限, 大多重视文字的训诂, 忽视书中前后有关章次的联系, 忽视语言的特定环境, 忽视文章内在的深层含义, 以致有些内容不无误解。”由于古代学者对《论语》章句义理解说的多方面忽视, 所以其解说也就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因此, 在《论语本原》里, 黄先生不仅重视章句义理的解说, 而且充分吸取了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注重章次的联系, 注重语言的特定环境, 注重内在的深层含义, 从而形成了《论语本原》又一个重要特色。
第一, 重视章句的章次联系, 体现出对章句义理解说的系统观。《论语》是孔子弟子们对其老师言论分散的记录, 在孔子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才由他的再传弟子们编纂成书。在编纂之时, 又无先例可资借鉴, 编纂者只是将孔子的弟子们记录的简牍收集起来编在一起, 收到一批即串成一篇;再收到一批, 再串成一篇, 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言谈的先后, 因而编排不仅不系统, 而且还相当混乱。基于《论语》编纂的事实, 黄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论语》章次在内容上的前后联系。通过对全书的仔细考察, 他有以下发现:一是, 有些章内容完全相同, 却在不同的篇中重复出现。二是, 有的若干章内容基本相同, 只有个别词语小有差异, 却被放在了不同的篇章之中。三是, 有的叙述同一事件, 或论述同一问题, 却分记在不同的两章之中, 必须将两章连在一起才能理解。四是, 也有同时发生的事, 内容紧相关联, 却编在不同的篇内。五是, 也有相隔甚远的两章, 表面看来内容并不相关, 细加考察发现是被分割的同一章, 即本属一章却被分割成了两章。更有甚者, 还有本是一章而被分割成为三章的情况。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 黄先生作了如下分析:“一种可能是孔子讲的某一段话, 不同的记录者分别记录了其中的一句或几句;更有可能是原来记录在几简上, 编辑时把这些简打乱了, 即所谓‘错简’, 因而分成了两章或三章, 而又编排在不同的篇中。”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无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 但《论语》中有些章句的意思表述不完整, 甚至有些内容有残缺, 这不能不说是事实。
由于古代经学家缺乏系统观念, 没有人注意这些被分割章次之间的联系, 只是孤立地看待每一章言论, 因而他们对某些章句义理的解说也就不能准确而完整地表现孔子的思想, 甚至还出现失误。因此, 黄先生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 在解说章句义理时, 极为重视章次的前后联系。在《论语本原》中, 他常常将那些被分割而又分散编在不同篇中的章次联系起来进行解说, 从而解决了许多前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八佾》第九章: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
如果仅仅就这一章进行解说, 那么就很难领会孔子完整的意思。黄先生经过仔细考查和分析, 发现《为政》第二十三章、《八佾》第十四章与本章的密切联系, 认为这三章一定是孔子一次讲的, 记录者各记了几句而编纂时却分成了三章。因此, 他没有孤立地去解说某一章, 而是把三章联系起来解说。把三章联系起来看, 内容的确相当完整, 也能更好地理解孔子的意思。现引述如下:
子张问:“十世[之礼]可知也?”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
不仅如此, 为了便于读者更系统更准确地理解孔子的思想, 在《论语本原》中, 黄先生在经过仔细分析后, 对原分开的五十七章重新加以组合成二十七章。重新组合后的章次, 内容更为完整, 部分地复原了两千多年前孔子言论的原貌。但是, 为了尊重经典的严肃性, 《论语》原文和原来的章次并没有做任何改动, 所有的组合章全都放在了相应各章的“星评”之中并加以说明。这无疑体现了黄先生作为着名学者的严谨学风。
第二, 重视章句的语言环境, 体现出对章句义理解说的历史观。在《〈论语〉的编纂及其特点》一文中, 黄先生指出:“任何言语总是在具体的环境下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说的, 了解当时的背景, 才能正确地认识其内涵。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去理解孔子之言, 就未必正确, 甚至是错误的。”这段论述不仅十分有力而且非常正确, 是《论语本原》历史观的重要体现。由于前代注释家们大多重视文字训诂, 忽视语言的特定环境, 以致造成理解的错误, 这在历代《论语》注疏中的确不为少见。这里仅以《学而》第十一章和《子罕》第十八章为例。如《学而》第十一章:
子曰:“父在, 观其志;父没, 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黄先生认为,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作为一条普遍性的孝道标准, 是不成立的。因为所谓“父”, 有各式各样的父;所谓“道”也有各式各样的道, 彼此绝然不同。孔子是一个有原则的伟大思想家, 绝对不会无原则地说这样的话。虽然前代学者或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并没有去探究孔子说这句话的背景, 而是在“道”字上做文章。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曰“所以不改也, 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 虽朝死而夕改可也。”杨伯峻先生则将“无改于父之道”译为无改其父的“合理部分”。可见这些学术先贤的良苦用心。黄先生认为, 孔子这番议论一定是赞扬某个人, 一定有具体语言环境而绝非泛泛而论。经过考查终于有了发现, 原来孔子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确实是赞扬一个具体的人, 这个人就是孟庄子。《子张》篇记曾子曰:“我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 是难能也。”正是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 所以孔子才赞许他“可谓孝矣”。可以说黄先生的解说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子罕》篇第十八章: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一章还重见于《卫灵公》第十三章, 只不过多了“已矣乎”三个字。何晏集解曰:“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 故发此言。”按照何晏集解的说法, 那么孔子此语就是针对当时整个社会所有的人。把“薄于德而厚于色”作为一种普遍现象, 否定所有的人, 这显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考查《史记·孔子世家》可以看到, 孔子说这句话时的具体语言环境实际上早有记载:鲁定公十五年 (前495) , 孔子时在卫国, “居卫月馀, 灵公与夫人同车, 宦者雍渠参乘, 出, 使孔子为次乘, 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 去卫。”由此可见,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 是因为孔子在卫国的这次经历而针对卫灵公说的, 而绝不是针对当时整个社会所有的人。但是, 何晏等古代注家只注重从文字上去训诂, 望文生义, 而忽视孔子话语的具体环境, 因而造成对孔子的严重误解。在《论语本原》中, 黄先生在朱熹集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 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疏解, 既有理论依据, 又有史实依据, 充分证明了孔子这一话语的具体背景。
第三, 重视章句的修辞意义, 体现出对章句义理解说的审美观。黄先生对《论语》章句义理的解说, 亦十分重视章句的深层含义。《论语》中有些章句的深层含义, 往往是通过修辞手法表现出来的。但是, 由于前代注释家重视文字训诂, 常常忽视这些深层含义, 以致造成不少误解。以《八佾》第二十四章和《乡党》第二十章为例。如《八佾》第二十四章:
仪封人请见, 曰:“君子之至于斯也, 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无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封人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应作何理解?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木铎, 施教时所振也。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以号令于天下。”后来注释者的说法也大都与孔安国的说法相近似。如朱熹集注曰:“言乱极当治, 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 不久失位也。”前代注释家们大都意识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 但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修辞意义。黄先生认为, 这是比喻性的说法, 并非说天将命夫子“振木铎”, 而是说天将以孔子“为木铎”, 巨大的铎声将震响天下, 暗喻孔子之道将影响或改变世界。先秦儒家着作中赞扬孔子的话多不胜举, 但仪封人短短两句话却具有独到的修辞特色, 的确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又如《乡党》第二十章:
色斯举矣, 翔而后集。 (子) 曰:“山梁雌雉, 时哉时哉!”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
这一章究竟写什么?自古以来注释家就没有作出让人信服的解说。何晏集解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时, 而人不得其时, 故叹之。子路以其时物故共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 故三嗅而作。”邢昺疏曰:“孔子行于山梁, 见雌雉饮啄得所, 故叹曰:此山梁雌雉, 得其时哉!而人不得其时也。子路失指, 以为夫子云时哉者, 言是时物也, 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 义不苟食, 又不可逆子路之情, 故但三嗅其气而起也。”显然这样的说法近乎猜谜, 很难令人满意, 故朱熹集注曰:“此必有阙文, 不可强为之说。”杨伯峻先生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段文字很费解, 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 很多人疑它有脱误。”但是, 黄先生根据这段文字的表述手法, 在疏理了前人的训诂后, 不仅读懂了, 而且读得非常精彩: (有一次孔子同子路外出。) 路旁一个东西突然飞起, 回旋一阵又落了下来。孔子 (高兴地) 叫道:“山梁上一只野鸡!在那里!在那里!”子路飞跑过去抓它, 那野鸡迅速地张着翅膀飞走了。由此可见, 这一章所记, 实际上是孔子师徒在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故事。生动的描写, 表现出一幅和谐美妙的场景。野鸡在山梁上飞起盘旋而后停下的景象, 孔子看到野鸡时高兴的神情, 子路跑去抓野鸡的天真神态, 野鸡拍打翅膀又迅速飞起的情状, 可谓历历在目。然而古代注释家们抱着固有的思维模式, 却把这样一段生动的记述文字, 一件有趣的故事解释得不知所云。
三、注疏类着作的着述有新方式
黄先生学识渊博, 功力深厚, 阅历丰富, 思想敏锐, 对于古代诗、词、赋和《老子》《庄子》等有关经典的研究, 无论是训诂还是释疑, 也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审美鉴赏, 他都独具慧眼。在着述方式上, 他不仅继承传统, 采用注释加疏解的方式, 而且还创造了“星评”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一些独到见解。他的这些“星评”, 其中有许多实际上就是篇幅短小, 语言精炼的论文, 针对某一个问题发表意见, 论述深刻透彻, 能使读者耳目一新。这种方式, 黄先生不仅用在诗词研究中, 也用在《老子本原》、《庄子本原》、《论语本原》等经典着作的研究中, 而《论语本原》则运用到了极致。《论语本原》全书共有“星评”三百馀则, 根据内容需要, 文字不拘一格。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辩正影响较大的误解;辨析古人突出的分歧;考证有关史实;解说特殊的问题。可以说, 这些“星评”, 不仅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 深厚的功力, 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一) 辩正影响较大的误解。
由于古代学者在研究《论语》的过程中, 注重文字训诂而不太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孔子的言论, 所以在解说中存在许多误解。对此, 黄先生在其《论语本原》里做了大量的辩正工作, 这些辩正大都体现在“星评”中。下面试举两条前人误解较大, 对后世影响较深的孔子言论来看看黄先生是如何辩正的。如《学而》第八章:
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 学则不固。主忠信,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在这一章中, “无友不如己者”应该如何理解?朱熹集注曰:“友所以辅仁, 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由于朱夫子是古代着名的理学家, 其《论语集注》长期以来曾作为士人必读之书, 所以他的观点影响深远。但是, 黄先生认为, 朱夫子对此句“如此解读, 甚为错误。”因为任何人都会有品格、智慧、能力、知识、财富、地位, 不如自己的朋友。如果谁都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朋友这回事了。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又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改之”, 怎么可能对不如己者就不以为友呢?所以, 这一章所记, 肯定是孔子对某个特定的人, 要去某个特定的环境时的特别告诫, 而不应该将孔子的这一言语作为普遍原则, 如果作为普遍原则“应该是非常错误的。”再如《述而》第七章: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 吾未尝无诲焉。”
对于这一章, 古代学者关于“束修”的注解更是造成后世读者对孔子的极大误解。“束修”又作“束修”, 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束修”, 是指行为谨束修絜之意。所谓“束修”, 则是指从师进贽之礼, “十脡脯也”, 即十条干肉。但是, 古代许多学者混淆了这两个词的概念, 将孔子的“自行束修以上”误解为“十脡脯也”, 认为孔子招收学生, 必须有从师进贽之礼。由于对文字训诂的误解, 从而导致对孔子作为教育家人格的误解。黄先生认为, 孔子所谓“束修”, 不应指十条干肉, 而应指谨束修絜。孔子之意谓自行修谨而来求教, 他都愿意教诲, 重在志诚恭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在星评中, 黄先生还用同篇第二十九章“互乡难与言童子见”, 以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子路事迹作了充分有力的论证, 终于可以还孔子的清白了。
(二) 辨析古人突出的分歧。
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认识水平不同, 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势必出现不同的观点。考查一下古代学者对《论语》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其意见分歧相当普遍。为了辨析这些分歧, 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 黄先生在《论语本原》中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这里仅以《为政》第三章和《八佾》第五章为例。如《为政》第三章:
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在这一章中, 古人对“有耻且格”中的“格”就有不同的注解。何晏集注:“格, 正也。”邢昺疏:“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修而归正也。”朱熹集注则曰:“格, 至也。民耻于不善, 而又以至于善也。”这两种不同的注解, 谁更符合孔子的原意呢?黄先生认为“当以何注邢疏为是”, 并进行了有力的辨析。对于古人的分歧, 黄先生总是本着严肃认真, 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辨析, 力求得出正确的结论。又如《八佾》第五章:
子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的这段话, 在古代学者的研究中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种意见是以邢疏为代表。邢昺疏云:“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 中国虽偶无君长, 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杨伯峻先生继承了邢疏的观点, 将孔子的这句话翻译成“文化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 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一种意见是以程颐为代表。朱熹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 不如诸夏之僭乱, 反无上下之分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谁是谁非呢?黄先生对此进行了颇为有力的辨析。他认为“程颐之说极是。”因为解释这句话, 不能把“不如”理解为“比不上”, 而要理解为“不像”。“有君”, 谓有为之君, 正是因为夷狄亦有有为之君, 不像诸夏混乱之时那么糟糕, 所以孔子才加以赞许。不仅如此,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 “星评”还引用了元代潘荣《通鉴总论》所举许多少数民族的杰出君主作为旁证。有根有据, 论述充分, 辨析有力。可以说, 这场经历了上千年的分歧, 到《论语本原》这里应该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 考证有关史实。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对尊师言论分散的记录。除少数几章是短小的有叙事内容的散文外, 绝大部分是孔子的语录或与他人的对话, 也有小部分是孔子几位高足的语录。虽然《论语》所记主要是言论, 但这些言论不仅有当时的历史背景, 而且言论中也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弄清孔子言论中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 对于深入地研究《论语》十分必要, 意义重大。黄先生这方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论语本原》的“星评”中亦有十分鲜明的反映。如考证颜渊死时年四十二岁, 而不是三十二岁;考证南容与南宫适不是同一个人;考证孔子弟子司马牛不是桓魋之弟司马牛, 等等, 无不考订翔实, 论证充分。特别是在《公冶长》第十章的“星评”里, 黄先生对孔子弟子宰予的考证和评述更加精彩。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宰予, 认为“宰我是个很有思想有个性的人物”, 而且对从《史记》就开始加给他的“作乱”罪名进行了平反昭雪。
在考证史实的“星评”中, 《宪问》第三十七章的“星评”特别值得注意: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 曰:“夫子固有惑志, 于公伯寮, 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这一章所记, 从“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 “夫子 (指季孙) 固有惑志”, 可以清楚地看到季孙的矛头所指实际上是孔子, 反映出孔子与季孙的尖锐矛盾, 要不然孔子也不会把问题提到道之将行将废的高度, 可见矛盾的严重性。如此尖锐的矛盾, 如此严重的事故, 可是古代学者仍然只作一般的训诂, 丝毫不涉及事情的原委。对此, 黄先生做了深入考证, 说明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 “与闻国政”, 以子路为季氏宰, 提出“臣无藏甲, 大夫无百雉之城”, 试图削弱三桓特别是季孙的势力, 因而同季桓子发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孔子闻知“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 “夫子固有惑志”, 就知道季孙的矛头是针对自己的。为了不与季孙发生正面冲突, 孔子只好带领弟子们“去鲁适卫”, 一去十三年, 终季桓子之世也不回鲁国。由此可见, 孔子带领弟子“去鲁适卫”是迫不得已, 是被迫“出奔”, 与后来孟子等人的周游列国是两回事。可以说, 这次事件是孔子生平经历最大的转折, 因而在《论语本原》中, 黄先生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进了该书的《孔子世家》里。
(四) 解说特殊的问题。
《论语》一书, 既非孔子本人亲自书写, 也非一二弟子统一的访谈记录, 而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所记的语录, 若干年后再由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编辑成书。记录的时间有先有后, 记录的水平有高有低;记录的准确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不排斥由于错误的理解而有错误的记录。如《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章, 很可能本身就是错误的记录, 不管怎样解释都未必准确。对这种情况, 黄先生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星评”里, 他常常将其作为“特殊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解说和述评。
还有一些特殊问题, 即孔子的个别话语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孔子虽然是圣人, 但他的思想同样受到时代的局限, 因而黄先生在其“星评”中对孔子的个别话语也做了必要的解说。如《为政》第二章: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孔子这句话中的所谓“思无邪”, 是引用《诗·鲁颂·駉》中的诗句。原诗为“思无邪, 思马斯徂。”意思是专心呀, 马儿在飞奔前进。与诗无邪意没有一点儿关系。但是, 春秋时代统治者在外交或宴会场合引诗, 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 牵强附会地引用诗句来表达心意, 而不顾诗的本义。孔子生活在那个时代, 当然也脱不出时代的风气, 所引“思无邪”就是断章取义, 训“思”为思想之意, 谓“诗三百”篇, 用一句话即可概括所有诗的作意:思想纯正, 没有邪念。由于孔子的这句话, 成为后世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所以有必要加以解说。又如《宪问》第十五章: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代最先出现的两大霸主, 是春秋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人物, 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性质都大体相同。但是, 孔子对他们却做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说“晋文公谲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孔子也许有他的理由, 但从史书上却难以看到“晋文公谲而不正”的史实, 因而这样的评价, 对晋文公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也是《论语》中的一种特殊问题, 对此, 黄先生也进行了有力的辩解, 并为晋文公恢复名誉。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论语本原》不仅凝结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 更体现出作者的智慧。读《论语本原》, 我们不能不被作者渊博的学识, 深厚的功力, 睿智的见解, 严谨的学风所折服;不能不被书中随处就可以看到的创造性的研究所感动。我们相信《论语本原》作为一部特色鲜明, 新见迭出的《论语》研究的力作, 极有可能成为《论语》研究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定会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黄瑞云.论语本原[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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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6]司马迁.孔子世家[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