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
风险承担是企业决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企业高层领导者作为职业风险承担者和高层管理团队（以下简称高管团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可以通过影响其他高管团队成员的决定来改变组织的战略选择[2] ,使企业决策和风险承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层领导者的意志和意愿[3.鉴于此，了解高层领导者个人的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纵观已有文献，现有企业高层领导者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①主要针对企业高层领导者（包括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行为特征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探讨，缺乏企业高层领导者如何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即影响机制的研究[4].
②仅验证了一个或几个高层领导者的积极心理能力对企业绩效或者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没有探究其整体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③主要关注企业所在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缺乏对企业内部社会关系的研究，常常忽视了社会过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5].基于此，本研究从高阶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出发，以身处转型式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企业高层领导者个体为研究对象，以风险承担行为为中间路径，构建了反映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机理模型，以期拓展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对相关管理实践有所裨益。
2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2.1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
LUTHANS[6]提出了基于可以被度量、开发和管理的心理能力来提高工作绩效的积极组织行为（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OB）观点。这些心理能力被统称为心理资本，具体如下：①自我效能，指个人对于调动自身动机、认知资源以及采取相关行动，在特定环境中成功完成指定任务能力的信心[7];②希望，指一种基于意志（目标导向的能量）和路径（计划去实现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成功感觉的积极动机状态[8];③乐观，指对积极的预期结果的一种认知过程；④坚韧，指从逆境、不确定性、矛盾中重新恢复的积极心理能力[6].自我效能影响着个体决定要承担何种挑战、付出多少努力以及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坚持多久。高自我效能的个体更易于接受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并能付出全力直至成功达成目标[9].
此外，希望能使领导者创造出具有人文关怀、政令畅通的组织架构，当遇到困难和阻碍时更容易找到替代路径来谋求更好的绩效表现[10],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和成功几率。乐观的领导者通常将负面的事件归因于外部环境，以及暂时和具体的原因，积极的事件则被视为源自内部的，以及稳定的和全局的原因。具有坚韧特质的个体更富有创造力、能够适应变化的形势，以及在逆境中保持百折不挠的斗志[10].坚韧的品质超越了教育、经验和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成败的转换[11].
由以上分析可知，组成心理资本的4个构面在拉动组织成长和提高组织绩效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心理资本作为个人积极心理状态的集合，其激励效果比任何单独的构面更具广泛的影响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高层领导者的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2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
社会资本由个人或者社会单位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构成。社会网络为社会资本创造了借助组织外部行动者资源的机遇，以及组织内部成员一起行动的机会，在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行为层面为观点和资源的交换和共享搭建渠道，能够缓冲外部环境的动荡以及应对组织内部的弱点[12].企业高层领导者可以通过个人、社会和经济关系来发展社会资本，包括同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政府机构和社区组织建立个人和社会关系。根据联系纽带的强度不同，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强连接和弱连接两类。前者提供了共用的、集中在特定团体内部的结合型社会资本，有助于集体利用内部资源，通过协调集体行动和协作来追求共同目标；后者提供了跨越结构洞[13]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将社会网络中本来分离的集群连接在一起，个人或组织可以借助外部行动者的联系纽带来获取信息和其他外部资源[14].本研究认为，高层领导者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现实利益或潜在利益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通过这种资源可以获得物质的、信息的和感情的帮助，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和实现企业目标。
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类似，社会资本是一种生产资源，对个人的职业成就和企业的商业运作都有帮助，是企业保持健康运转的一种重要机制。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拥有良好关系网络的个人能够获取更高的收入、更容易得到晋升的机会以及更好的职业前景。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各方面都能产生正面影响（如员工招聘、团队有效性、产品创新等[14]）。此外，同高质量社会资本相关的高质量信任、共同目标以及协作精神都可使企业获得更好的知识共享、更低的交易和周转成本、更契合的行动一致性和更大的智力资本[15].贺远琼等[16]认为，同供应商、顾客以及政府官员等建立起来的由“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能显着提高企业绩效。随着外部环境复杂程度和动荡性的提高，高层领导者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着。总而言之，社会资本能够搭建超越种族、性别、职业和信仰的沟通渠道。高层领导者通过与组织内外部的个人或者企业之间的互动，能使企业获取自身所不具备的信息、知识、技术以及进入新市场的机会，有助于企业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高层领导者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3风险承担行为的中介作用
PALMER等[17]认为，组织内存在以下两类重要风险：
①组织风险，指企业现金流的不稳定性；②管理风险，指管理层做出的涉及资源分配的战略选择。高层领导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可以定义为导致期望结果和现金流出现不确定性的具体战略选择[18].高阶理论认为，高层领导者的背景特征能够预测组织结果、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组织结果是高层领导者价值观和认知基础的反应，对周边环境不全面的、过滤的、高度类别化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战略选择。这种战略选择包括3种类型的战略行动：
①导致预期回报发生变化的行动；②在未知领域的冒险性行动；③在预期目标有可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导致企业出现破坏性结局的行动[19].战略选择因为促进了组织内的变化而意味着不确定性，其本质是管理者制定的战略计划中所蕴含的风险特征，包含对企业的长久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不确定性以及获取全部信息的不可实现性。能够代表高层领导者风险承担行为的战略选择包括并购、创新以及多元化等。
以往对于高阶理论的研究过于偏重对高层领导者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关注，导致对高层领导者行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过程的研究不足。鉴于此，有别于人口统计学模型（组织绩效完全由高层领导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决定）以及决策过程模型（超越了人口统计学特征，能对组织绩效施加直接影响），本研究提出了基于高阶理论的介入模型，认为高层领导者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可以由心理特征和社会过程对风险承担行为施加的影响来决定。心理资本有助于提高高层领导者制定战略决策时承担风险的能力，领导者与企业内外部的联系纽带把在内外部行动主体互动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和社会影响体现在组织的战略规划中，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换言之，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风险承担行为间接与企业绩效相关，而风险承担行为与企业绩效直接相关。也即风险承担行为在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高层领导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认为，心理资本对风险承担行为有正向影响。高层领导者不同的心理特征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战略选择[20],进而影响个人的风险承担行为和企业绩效。当企业面临不同风险水平时，领导者会表现出模糊追寻特征（预期成功机率高）或者模糊厌恶特征（预期成功机率低）。当企业领导者有决心和意愿克服困难，且能够找到达成目标的路径时，就能显现出敢于冒险、承担风险和积极进取的特质，从而提高企业成功的机率[21].近来有研究发现，权力会使人们在感知风险时变得更加乐观，进而采取更加具有风险性的行动。高层领导者作为企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通常选择主动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锲而不舍地追随企业远景目标，直至取得最后胜利[22].需要指出的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只有具有坚韧特质的领导者才能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此外，社会资本对风险承担行为有正向影响。结合型社会资本（强连接）关注的是一个集体内部的、有助于达成共同目标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以及该集体所具有的特征（如信任和共同行为模式），有助于复杂信息和显性知识的低成本转移。桥接型社会资本（弱连接）关注较远的网络连接关系（如同组织外部的个人、社区、企业或者政府间的联系），以此获取组织所需的外部资源，促进相对异质的行动主体间的联系和互动。有研究表明，企业高层领导者的社会纽带、外部联系和社会网络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新创企业借助基于弱连接或者结构洞的社会网络，通过降低信息的重复性来提高信息扩散的效用，通常会采取更迅速和经常性的创业活动[23].当企业环境不稳定性提高时，高层领导者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增强，进而提升领导者的风险倾向[24].由此，高层领导者的社会资本对风险承担行为有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高层领导者所采取的风险承担行为会影响到企业的方方面面。鉴于此，本研究认为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有显着影响。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风险和回报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企业管理者会规避风险，风险越大，预期回报也越高。也有研究对此持相反的观点。例如，风险-回报悖论认为风险不但不同高回报相关，相反会同低回报相关[25].期望理论认为，企业对风险的态度不仅取决于绩效水平，还取决于预期绩效与参照值的比较结果，当绩效低于目标水平时，决策制定者寻求风险；当绩效高于目标水平时，决策制定者规避风险。
综上可知，有些企业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会依靠良好的管理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另一些企业的领导者由于不是风险规避者，特别是身处困境中的企业更易采取风险行为，从而可能导致更差的组织绩效[25].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a风险承担行为在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3b风险承担行为在高层领导者社会资本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数据收集与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等地企业的高层领导者。为让被调研者真实作答，尽可能避免同源偏差，采取以下措施：
①根据文献[26]的建议，在问卷中设计了反向编码问题，以减少一致性作答的可能性。②在进行问卷调查时，特别强调问卷的匿名性与数据结果的纯学术性用途；③问卷题项尽量采用清晰明确容易理解的用语。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向被调查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发放电子版调研问卷。共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1 536份，剔除信息缺失严重、“Z”字形有规律填答、企业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无效问卷后，获得968份有效样本，问卷有效回收 率 为48.4%. 其 中，性 别 方 面，男 性 占58.68%、女性占41.32%;年龄方面，30岁以下占10.43%、30~40岁占66.32%、41~45岁占16.32%、46~55岁占6.10%、56岁及以上 占0.83%;教 育 程 度 方 面，高 中、中 专 及 以 下 占1.14%、大 学 专 科 占9.19%、大 学 本 科 占64.88%、硕士占22.21%、博士占2.58%;企业所有制性质方面，国有/国有控股占15.91%、民营占68.18%、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占15.91%.
3.2变量测量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均采用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高层领导者个人和企业基本信息采用填空和选择题项形式。
（1）心 理 资 本该 变 量 的 测 量 采 用LUTHANS等[27]开发的量表，包括4个维度：①自我效能，共6个题项 （α=0.833）；②希望，共6个题项（α=0.807）；③坚韧，共5个题项（α=0.771）；④乐观，共4个题项（α=0.750）。各题项均为Likert 6点计分，采用将上述4个维度标准分求和的方法。
（2）社会资本该变量的测量采用CAO等[24]开发的量表，包括2个维度：①结合型社会资本，共7个题项 （α=0.846）；②桥接型社会资本，共9个题项（α = 0.849）。各题项均为Likert 7点计分，采用将结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标准分求和的方法。
（3）风险承担该 变 量 的 测 量 采 用 李 乾文[28]开发的量表，共有7个题项 （α=0.804），各题项均为Likert 5点计分。
（4）企业绩效该变量的测量采用WANG等[29]
编制的量表，共有7个题项 （α=0.841），包括利润水平、总销售量、总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员工的士气、总资产增长率以及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各题项均为Likert 5点计分。
此外，鉴于高层领导者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30]、是否为公司创始人[3]、担任现有职务任期[31]、以前是否具有创业经验[32]以及所在企业是否为上市公司[33]、企业所有制形式[3]可能会对高层领导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应在回归分析中加以控制，因此，本研究将上述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统计分析
4.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除了在问卷收集阶段控制同源偏差，本研究还采用偏相关分析对其进行了事后检验。具体做法是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分离出未旋转的第一公因子；然后，将控制公因子得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与分离前作比较，原本显着的关系维持不变，说明同源偏差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34].
4.2效度分析
为检验变量构念区分性，本研究采用嵌套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项拟合指 数 见 表1.四 因 子 的 拟 合 指 数χ2/df、CFI、NNFI和RMSEA均达到标准。与其他验证性因子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好，说明本研究的四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3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rson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见表2.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和风险承担行为显着正相关，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和风险承担行为显着正相关，风险承担行为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为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4.4研究假设检验与分析
本研究 采 用 分 层 回 归 以 及 根 据BARON等[3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具体如下：
①检验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是否具有显着关系；②验证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风险承担行为是否有显着关系；③检验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的显着作用。如果前3个结论成立，则继续验证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共同影响，若此时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减弱甚至不再显着，则风险承担行为的中介作用成立。假设验证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中，由分层回归模型2、模型4可以看出，心理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 （0.632、p<0.001）、企业绩效（0.484、p<0.001）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由此，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5显示风险承担行为与企业绩效（0.590、p<0.001）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模型6是考虑加入风险承担行为的中介作用后，得到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0.187、p<0.05）的作用明显减弱。根据文献[35]的建议，若此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驱动作用减弱或消失，则中介效应存在。由此，风险承担行为在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3a得到部分支持。
表4中，由模型2和模型4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 （0.629、p<0.001）、企业绩效（0.528、p<0.001）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
由此，假设2得到支持。进一步，模型6中，在加入风险承担行为的中介作用后，得到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0.258、p <0.05）的作用明显减弱，因此，风险承担行为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3b得到部分支持。
5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获得了以下有价值的发现。
（1）企业高层领导者的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以往研究中，较多的是探讨符合POB标准的一个或几个心理能力作为自变量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较少有探讨整体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研究。对于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外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对绩效的影响上，较少关注高层领导者的内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本研究表明，企业高层领导者的整体心理资本和整体社会资本能够对企业绩效施加积极影响，拥有较高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高层领导者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强于竞争对手的行业竞争地位。这一研究发现丰富了领导力研究的相关理论，也进一步拓展了心理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内涵。
（2）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且风险承担行为在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目前，考察高层领导者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见。在激烈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高层领导者经常需要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快速做出战略选择，而战略计划中蕴含的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的长久生存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制定行动方案直至目标达成的过程中，因为外部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决策制定者会选择承担或者不承担与战略行动相关的风险。不愿承担风险的高层领导者只有在环境完全明了时才做出选择，因而常常错失企业发展的机遇。高层领导者与决策环境之间存在的这种互动关系，只有通过探究高层领导者的风险承担倾向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付诸实施战略。本研究表明，高层领导者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基于高层领导者的风险承担行为而形成的，而现实的风险承担行为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3）高层领导者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高层领导者对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都非常重视，所在企业常常先于竞争对手开发新产品或服务，对当前产品或服务组合进行大幅度变革，又或在业内经常率先引入新的管理技巧和生产技术。在面对不确定环境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来抓住机会而不是守旧。本研究表明，充满信心、满怀希望、具有乐观精神和职业韧性的企业高层领导者敢于冒险，但他们只会在可预测的、必要的和可掌控的风险下采取冒险行动。此外，企业内外部的社会支持也有助于高层领导者掌握必要和及时的决策信息，为企业提供获得外部资源的机遇，对企业内外部的动荡和不足起到缓冲作用，这一结论对于战略管理领域风险行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6结语
6.1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①从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全新视角探讨高层领导者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此外，将心理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高阶理论相结合，能对以往主要基于领导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的高阶理论起到一定的补充。
②引进了风险承担行为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通过风险承担行为影响到企业绩效，揭示了领导者特征、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丰富了行为决策研究的相关理论。
③从既有研究看，风险承担行为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影响结果却不尽相同，研究结论难以统一。本研究表明，基于领导者较高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风险承担行为能够对企业绩效起到积极作用，这对今后风险承担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6.2实践意义
（1）心理资本能够为企业高层领导者的开发和企业绩效的提升提供良好机遇心理资本是很多符合POB标准的心理能力的集合体，是工作场所中可开发的状态类个体特征。当组织处于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中时，挑选合适的人担任高层领导职位，对有效管理企业人力资源来说很有必要。通过对高层领导者的心理资本进行投资、开发和管理，可提高领导者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开发能力，使其能够灵活地调整不同的心理能力来满足工作的动态要求，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对心理资本的开发也可以让高层领导者体验到更强烈的胜任感和幸福感[27].
（2）高层领导者可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来打造优秀的团队并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高层领导者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会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为提高企业在复杂和变化的竞争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层领导者需要关注与被领导者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各个成员单位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优秀的团队来激发成员间有效的协作关系，创造和谐信任的工作氛围。同时，高层领导者需要通过与企业内外部的个人或者企业之间的互动为组织获取自身不具备的资源，增强企业抵御外界不利因素的能力，在面对逆境或消极事件时维护企业已取得的经营成果。
（3）高层领导者在决策时要慎重考虑风险因素，避免给企业带来破坏性结果在具体的决策中，受决策者主观因素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客观环境的制约，高层领导者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根据各个方案的影响因素分析各种决策的可能结果，包括评估自身在采取风险承担行为后对不同后果的心理应对能力以及内外部社会资源支持情况，进而根据结果来确定最佳的选择方案，以期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和更好的绩效表现，避免投资决策失误或者发展战略失误给企业带来的毁灭性结局。
6.3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
①样本中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较大，未来研究可以提高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比重。
②选取了8个控制变量以消除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但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控制的变量。例如，高层领导者可能具有的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双重身份，以及高层领导者的现任职位是否由政府所任命等，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完善和改进。
③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测量，但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动态资源，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来检验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的动态关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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