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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南京流浪乞讨人员城市适应性的因素分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5-05-28 共2915字
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1.引言

  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今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直备受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如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社会救助和关怀,已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除此之外,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心理状况和社会融入及适应状况也应受到重视。

  很多流浪乞讨人员进入城市生活后往往生活无着落,在体制转轨下的个体风险内在化、断裂社会下的人际疏远化等外在因素的催生下,加剧了极端个体事件不断攀升的风险1.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乞讨行为将长期存在,而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贫穷,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极为完善是不符合逻辑的。

  因此,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城市适应性研究,探讨他们如何尽快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话题。

  2.相关概念界定

  适应最初指的是生物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所作出的改变以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社会学中对于适应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在新环境中不断做出调试融入的一种过程和行为2.相关学者表示具体可以表现为人的认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的一个调试过程。心里学家提出适应是人的生理-心理-社会交互的结果,即人与环境的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通过改变人所处的一个社会环境来改变人的行为及目的等;另一方面,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学习,学习一些社会行为方式借此来适应社会环境3.

  由此可见对城市流浪人口的适应性分析主要是指流浪乞讨人员在从旧属地涌入城市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中,能否对城市的新的价值观念进行逐渐调试与接受,能否在经济生活、社会心理等方面得到认可,进而提高自我认知能力以使自身融入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简而言之,即他们在城市环境下的社会化。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所建立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资料进行重复对比和编码,寻求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开放式登陆、关联式登陆和核心式登陆这三个步骤来构建理论框架。

  二、影响因素模型阐释

  通过前面的编码分析可得,用“内驱控制-情境刺激-行为倾向”的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流浪乞讨人员的城市适应性机理。其中,人力资本和自我意识是内驱控制因素,是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城市适应性的诱致因素。“内驱控制-行为倾向”这条故事线受外在的情境刺激的调节。具体表现为:

  1.人力资本是内驱控制的一个客观因素

  人力资本指的是蕴含于人体之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即个人所具备的能力。(1)被访者多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找不到谋生渠道,不仅如此,还影响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心理调试度等。(2)被访者大多数为年纪较大的流浪乞讨者,其中70多岁的占了接近三分之一,身体状况都不太好,大多患有一种或几种慢性病,这些身体上的限制因素会限制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

  2.自我意识是内驱控制的一个主观因素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及其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意识。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不完全是被动的,有自主的和能动选择的过程,而自我意识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我意识具有意志功能,他人对于个体自身的看法、个体自我的自尊认知会指引着他们的行为,影响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个体适应性。

  流浪乞讨者对于自我定位的回答分为两类,一类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不光彩的地方,认为自己活得较自由;一类是会觉得丢脸,可又没任何办法,生活所迫。

  第一类人在长期的乞讨中已经将乞讨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在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不受任何拘束限制,成为一个“离疏化个体”,这种对于自我的认知看似不影响他的城市适应性,但隐藏的潜在危机一旦在某种外因的诱发下会使得原本就脆弱的生态体系瓦解,而加剧了其对于城市适应的恐慌;第二类人的自尊意识、镜像自我感较强,会在意别人对自身的看法,会觉得在乞讨中有羞愧感,但迫于外在条件而无能为力。在逐渐适应城市的过程中,他会因为自尊和生存而不断徘徊,社会自我一直处于不断的换置中,处在这种矛盾的心理制约下使得他的城市适应性也较脆弱。这两种自我定位都使得他们的城市适应性较差。而且大多数人认为生活无望,自己无人关心,找不到在社会中的归属感(尤其是对于那些孤身一人的个体)。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流浪人员的城市适应性还反映在其对城市的归属感上面,即是否从心理上对城市产生了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适应的一个较高层次,也是较为稳定的一个心理特征。

  3.制度执行、物质资本、社会控制是外在的情境刺激,它们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城市适应性起着调节作用

  (1)制度执行:制度执行是制度能否贯彻落实的一个衡量标准。在本研究中,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城市适应性的制度范畴有社会救助、城管干涉和政府作为。在社会救助和城管干涉中,主要的问题包括救助管理不到位,流于表面形式以及救助人员态度恶劣等。

  (2)物质资本:这里指的是流浪乞讨人员进入城市前在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其获得生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研究中细化为离乡因素、城乡比较以及留城倾向。采访中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离乡因素大致有土地被征、儿女抛弃、老伴去世孤身一人、家庭贫困无任何经济来源等等。这些物质资本的缺失往往造成流浪乞讨人员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产生适应性障碍。而且在农村,由于当前的救助保障力度、资金等的匮乏造成入城的流浪乞讨人员只要自己能够找到保障他们生存基本需求的生活方式,而无需去考虑这种生存方式是不是丧失了做人的尊严。

  (3)社会控制:在本研究中,社会控制的范畴有社会关怀、市民态度以及乞讨的群体性等一些非正式控制因素。我们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以市民为代表的城市与乞讨人员的社会距离以及乞讨群体本身存在的一个社会属性。在调查中,乞讨者表示一些路人的态度有好有坏,但主动给予施舍的很少,那些提供长期性的帮助救济等几乎没有。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库克曾说过“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照应着对方”,即“镜中自我”.市民在对流浪乞讨者实施救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流浪乞讨者会将其作为一个他人对自己的反映和评价而深入自己的观念中。

  而一些态度恶劣的市民无疑会使流浪乞讨者对自身存在产生质疑,无形中弱化了他们的城市适应性;被调查者多数为群居活动,周围都是一些和自己一样的流浪乞讨者,但他们之间的交流互动联系很少,形同一群群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处在一个弱连带关系的城市社会网络,但他们却不能迅速地构建和利用,不能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有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拥有的社会资本少之又少,在城市遭受各方面的排斥。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进一步研究表明,影响流浪乞讨者城市适应性的因素中社会控制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些,制度执行的相对较弱。鉴于当前的文献研究中大多数是针对政府管理作出的一些管制性建议。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研究者认为个人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个人与环境的不适,因此生态系统内和系统间的互动应该被重视,个人与环境是交互影响的,所以我们尝试从生态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提高流浪乞讨人员城市适应性的实施路径-------即对流浪乞讨者的社会介入工作中的个案工作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予流浪乞讨者应有的一些辅导,包括技能的培训、生活情感问题的引导等等,使流浪乞讨者肯定自我的存在,提高其城市适应性,确保其人格尊严的保障及其个体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人本社会及伦理社会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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