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战后长期繁荣逐渐步入衰退并出现重大社会危机.这些社会危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普遍而严重城市问题.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大城市普遍出现经济衰退现象,财政赤字增加,失业率上升,城市犯罪率高居不下,社会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如 1968 年,法国巴黎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由于住宅短缺和工人失业,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非法占地者运动,而美国则出现了多起严重的贫民窟暴乱和种族冲突事件.据有关方面统计,在 1963 -1968 年的 5 年中,美国爆发骚乱的城市( 人口在 2. 5 万人以上者) 有 265 个,骚乱总次数( 程度较轻者不计) 341次,骚乱总日数 703 天,被捕人数 53,409 人,受伤人数8,459,死亡人数 221 人.
城市危机不仅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强烈关注,而且也震动了各国政府,他们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迫切需要找出危机的原因以破解城市发展的难题.为此,各国政府对一些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从事城市研究给予了资金援助,这些帮助无疑给了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更多的学术自由和支持力量.皮克文斯曾指出: "随着把'五月运动'发生的原因部分地解释为城市功能失序,这些进行城市研究的大学和独立机构得到了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在财政支持下,不仅在城市社会学内部,而且在把城市议题视为是一个奇怪的悖论的政治行动形式方面发展了一个新的批判性方法……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主义观点编撰出版的城市研究着作出版了".
除此之外,左翼政党、激进左派以及工会基于对城市危机背后的社会危机的预感,在积极展开政治攻势的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鼓励他们的支持者特别是激进知识分子从事城市研究,以便为政治突围寻求理论根据和斗争策略.那些受到城市抗议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积极更新自己的研究领域,试图为传统城市社会学输入新鲜的血液.如其所言,"在当今世界,城市问题意味着城市危机、加速的城市化、环境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对抗性的城市规划、普遍的骚乱、邻里组织、城市政治.……我们必须抛开旧的城市社会学的道德说教或反对种族隔离的成见,放弃新的城市政治科学的专家统治论的观点,我们必须找到理论工作的新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他们首选的理论工具,因为人们不得不回答那些涉及社会阶级、变革、斗争、反抗、矛盾、冲突和政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城市的主题由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整合转换为 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冲突时,这就迫切要求城市研究范式的更新,而很久以来支配城市科学的主流传统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他们用人文生态学的理论范式研究城市和城市空间,把城市的本质归结为人性的产物,将城市发展过程看做是社会群体在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经过侵入、支配、演替而最终走向均衡自然过程.在现实的城市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该学派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传统城市社会学发起了激烈挑战,他们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传统城市研究领域,使城市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从而出现了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学界,这股以革新传统城市社会学为目的的潮流一般被笼统地称为"新城市社会学",但实际上,这股潮流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城市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括新韦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学派.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文献把城市马克思主义具体指称为"城市政治经济学",或者笼统命名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后来,法国社会社会学家安迪·梅里菲尔德( Andy Merrifield) 在《城市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故事》一书中首次以"城市马克思主义"( Metromarxism) 为其正名.
从该学派的理论实质来看,它们主要是以努力发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城市思想资源为基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传统城市研究领域,突出和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在城市发展和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潜能和活力,并在日益严峻的城市社会危机中重新筹划新的解放议程,因而既是当代城市研究领域中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潮,也是一支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正是基于该学派这种"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共同的、基本的理论特征,所以本文直接挪用了梅里菲尔德的概念将其命名为城市马克思主义学派.
二、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城市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法国兴起,之后迅速扩展到英语世界之中,并出现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其中公认的杰出代表是法国的列非女伏尔( Henri Lefe-bvre) 、卡斯特 ( Manuel Castells) 和美国的哈维 ( DavidHarvey) ,他们被誉为是城市马克思主义的"三剑客".
下面我们主要以这三人为中心线索,概要介绍一下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1. 主流城市科学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城市研究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人文生态主义,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借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态学科的术语、理论和方法观察城市,研究人口和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城市人群的空间分布过程和规律.在这一理论范式之下,一方面,城市是一个共生性的社区单位,建立在不同的个体( 个人或群体) 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因而城市本质上不过是人性的产物; 另一方面,城市空间的变化被看作是人口、社会组织、环境以及技术之间通过自然竞争法则不断趋向均衡的自发发展过程,个体在生存竞争的支配原则之下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最终形成城市社会空间的层级化布展.
城市马克思主义认为,二战以后,以崇信市场自发调节力量,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竞争观点已无法有效解释经济生活中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城市问题的转换迫切要求城市研究的理论范式的革新,城市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工作就是颠覆主流城市科学的过时的理论范式.在他们看来,人文生态主义的理论范式明显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简单地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生物学发展过程相类比,突出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等生物学机制在城市变迁中的作用,强调人群在城市中的自然的、演替的、均衡的、常态的分布规律,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不同种族和群体在城市中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问题.实质上,人文生态主义不过是把所谓的自由市场物化,把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从而忽略了城市生活背后的社会过程、阶级斗争与各种空间关系,隐性地肯定了社会不平等,因而是一种维护现状,为资本主义做辩护的保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根本无法透视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深层矛盾.
2. 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城市马克思主义跳出了主流城市科学的狭窄视域,不再把城市看作是一个孤立而封闭的分析对象,而开始更多地透过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来审视城市现象:
一方面,城市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独立研究对象,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城市的分析必须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相联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城市变迁也不是一个自我存在的过程,而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结果,城市化不过是资本地域化的空间表现形式.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20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对城市空间的不断重构和再组,不断地占有空间,生产新的空间,使过剩的资本从以制造业为主的普通商品生产大规模地向以土地、道路和建筑物为主的固定资本的生产转移,以对抗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也把空间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控制空间,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地点,并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断突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界限,暂时性地度过了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使资本主义得以幸存.
哈维沿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思路,进一步从资本循环的角度解读了城市空间的本质.在他看来,城市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资本建成环境,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建成环境的生产、创建和更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之下,私人资本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持续运动,即过剩资本不断地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工业生产的初级循环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生产的次级循环以及向投资于科教文卫等社会福利事业的第三级循环转移.
而资本在次级循环的投资实际上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城市的建成环境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例如,房地产和土地投机给私人资本带来暴利,反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循环,而当城市中心商业区可建面积趋于饱和时,资本开始投向郊区豪华住宅区的建设,从而造成中产阶级郊区化的兴起和原有城市中心区的衰落.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不过是资本的城市化,是资本对利益的追寻在城市空间塑造过程中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繁荣昌盛,反之,则一片萧条.
3. 城市社会运动是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城市自然也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城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在大城市中尖锐激化,而且呈现多元的表现形式.城市作为巨量人口的聚集之地,因而是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具体场域,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不断重构和再造,必然牵涉到众多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因而城市内部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错综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垄断资本的城市空间重组也深刻地改变了 20 世纪以前的全球地理景观,城市也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过程中的外在竞争压力.在内部的社会矛盾和外在的竞争压力之下,城市社会危机重重,城市社会运动很可能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结合在一起,成为变革社会的契机.
卡斯特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像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 医院、学校、交通等) 、娱乐休闲服务等这类消费( 他称之为集体消费) ,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之中,城市越来越成为集体消费的空间.这类消费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平顺运行,进而对资本积累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稳运作越来越重要,但对于私人资本本身却无利可图,所以最后只能由政府承担.但政府巨大的集体消费供给必然使其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最终只能通过压缩此类开支以度过危机,但这实际上却造成了广大城市居民原有的较高集体消费水平的陡然恶化,因而会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进而爆发跨阶级联合的城市社会运动.由于集体消费直接涉及到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围绕集体消费而发生的城市社会运动就有可能与工人运动组织相结合,即"与那些源自生产系统和政治斗争的冲突连结起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重新开辟革命的道路".[3]378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从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传统资本主义逐步转向了一种以城市空间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这种转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张力,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但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这种空间生产必然是把空间当作一种商品来谋取利润,因而把空间的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上,以同质化、碎片化的抽象空间殖民多样化、整体性的日常生活空间,从而不断引起人民大众的反抗,那些为资本利益伤害的城市边缘群体,如郊区的工人、外围地区的农民、贫民窟中的少数族裔、受压抑的妇女以及学生等日益觉醒,并开始质疑空间的资本使用,要求"重组工作场所以外的空间".列非女伏尔相信,这种以主张"进入城市的权利"并恢复"差异性空间"为指向的城市社会运动能够动员起与此利害相关的各方政治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并介入空间的管理,会逐步形成由人民大众自我管理空间,并最终迈向"自由取用"的社会主义新空间.列斐伏尔不无自信地说: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唯有工人和农民运动汇合与连结起来,扣连到事物的生产与物质性的工作,以及使用空间的人,才能使世界改变".
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局限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城市问题,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住宅问题》、以及《资本论》等着作中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城市研究的着述.他们主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研究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的历史,揭示了城市起源于社会分工,城市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也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场所; 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阶级状况和住宅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城市也是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才能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主旨在于历史科学,真正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独创性的思想在于生产方式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性展开的矛盾机制为依据来考察特定生产方式的变化趋势和条件的宏观社会理论,城市与空间确非他们的理论焦点,也不可能留下专门的城市理论着作.这种理论取向,无疑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长久以来,城市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一门专门的实证性学科,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的,城市和城市化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关注,这就使得城市学科长期以来一直被非反思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方法所占据,为价值中立的外在观察立场所支配,为人口、社区、自然、空间、技术、竞争等诸如此类的自然科学范畴所演绎,所能提供的也只能是一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的解释,而无法真正透视城市变迁深层原因,当然也不能有效应对复杂的城市问题和危机.
以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之后,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引入城市研究领域,以价值介入的鲜明立场对城市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强调和突出经济利益( 资本积累) 和阶级关系( 阶级斗争、国家干预) 在城市活动和城市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多方面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复杂的城市问题的内在根源,结合时代发展和新的城市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相应的补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理论,它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引导社会实践的开展,但它不可能一一解释许多具体而微的事物,这就需要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知识相结合,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在不同专业领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具体地历史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马克思主义学派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运用于城市这门具体的实证科学的一个典型范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其中既有抽象的理论演绎,也有实证的经验研究,既丰富了城市理论,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扩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城市马克思主义者在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分析城市问题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对城市问题的独特观察视角,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方面进行深化研究,在补充和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进而实质性地偏离马克思主义.如列斐伏尔主要借助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已经由物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走向空间的生产的新变化,并就此把空间生产的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把城市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把政治革命归结为空间革命,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膨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卡斯特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消费问题,把城市单纯地看成是一个有关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场域,把城市问题片面地归结为城市内部社会各阶层围绕公共消费品展开争夺的城市危机问题,既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危机( 福特主义的危机) 、也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分配制度中的缺陷,更没有看到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交换所造成的城市外部压力,明显稀释了马克思主义内容丰富的生产方式理论,后来桑德斯正是沿着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的单维理路,最终把城市社会学泛化成了消费社会学.
哈维的问题则是在解释资本的三级循环时,只看到了资本过度积累的客观趋势,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观政策导向,因为城市建成环境的更新和扩张不仅是资本运动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进行自我调整的策略.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深究的话,城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错误,则在于他们都试图运用某种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学术方法更新马克思主义,因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张力.很明显,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革命的理论底色实际上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而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理论和哈维资本循环理论,其深层方法则都属于结构主义的机械论.前者是单纯地从人出发,后者则是单纯地从社会结构出发,而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方法总是从人与社会在现实的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观察事物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的.
[参 考 文 献]
[1]邓蜀生. 美国黑人的历史地位和现状[J]. 史学集刊,199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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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C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p. 1.
[5]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5,p. 3 - 9.
[6][法]亨利·勒菲弗.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 / 夏铸九,王志弘,编译. 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 台湾: 明文书局,2002:25 -27.
[7]牛俊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城市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国际城市规划,2012,( 1) .
[8]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