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作家茱帕·拉希里 1967 年出生于伦敦，父母为孟加拉裔印度移民。 茱帕·拉希里三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 作为第二代美国移民的拉希里，她作品中的人物多为印度移民或是移民的孩子，在父母辈与孩子辈的情感纠结中展现出美国印裔群落中的文化疏离与融合。 她的处女作《 疾病解说者》获得 2000 年普利策小说奖；第二篇短篇小说集《 不适之地》登上《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第一名。 作为美国当代文坛闪耀的新星，她 2005 年出任美国笔会副主席，后进入美国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 正如书的封面上《 出版家周刊》对《 不适之地》小说集的高度评价：“ 拉希里在小说中，成熟地展现了离乡背井、身份认同、失望等主题，当代很少有作家可以与之匹敌。 ”
一
小说集《 不适之地》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它言说着第二代移民对自己双重身份的关注与自我的调适。 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向往、碰撞、疏离、暧昧的关系中，显示出自我的落寞、孤寂、尴尬和融合的境界。 对于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来说，移民者就像异邦人，成为美国人眼中的“ 他者”. 在这种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关注于整个移民者的境遇。 然而在整体的群落中，我们常常忽视美国印裔妇女在家庭与双重文化的夹击中的艰难与错位，表现最明显的是《 地狱---天堂》，它是《 不适之地》小说集中的第二个故事。 从异邦人的情绪中脱离出来审视《 地狱---天堂》中亚潘娜的生活状况，我们常常发现在异域的生活中，男人仍然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
①亚潘娜为了丈夫的事业舍弃了自己的世界跟随丈夫来到美国，她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基础与精神寄托，只有在厨房的锅碗瓢盆中可以看见她的身影。 家庭与对丈夫和女儿的情感是亚潘娜人生的一切，但是丈夫对她的态度是冷冰冰的，女儿与她的关系越来越有隔阂。 她处于男人附属的地位，被当作一件物品随着男人的需要摆布。 女人只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被丈夫需要，被女儿需要。 亚潘娜只是丈夫为了完成父母的任务而接受的事实。 丈夫心里只有工作和研究，生活在她与女儿都无法穿透的壳子里。 女儿在美国的文化中长大，对印度文化的脱离与叛逆以及母亲对母体文化的保守与坚持，使得女儿已经不是百分之百地需要母亲。 当这种需要大打折扣的情况下，亚潘娜成为人们忽视的对象。“‘ 如果你这么不快乐，那就回去加尔各答算了。 ’他会这么说，明白表示他们若分开，对他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我开始学习爸爸对待她的方式，让她更感孤寄。 ”
②在男性的主体世界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从她的自身来界定女性的，正如女人是从亚当“ 多余的骨头”中抽取出来的。 女人不被看作是一个自主的存在，她是依附于男人的，因男人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男人可以离开女人而具有自身意义，而女人离开男人就缺乏意义，没有男人，她们不能独立生活、独立思考。
从亚潘娜与普叔叔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在母体文化当中，未婚时代的她热爱电影、诗歌，讨论左派政治；年少的她与家人到孟加拉的乡村旅游、野餐。 远离故土的亚潘娜没有了这些精神享受，即使是回忆在丈夫眼里也只是置若罔闻。 长久以来，女人的本质被认为只是性与生殖，她只是客体的存在。 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附属。 女人的生活与精神记录都只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男人对女人的想象。 正如伍尔夫说道：“ 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而实际上，她根本无足轻重。 翻开试卷，她的身影随处可见，查阅历史，她却几乎无迹可寻。 ”
③男人对女人的忽视，尤其是对精神的忽视，即使是在高级知识分子的美籍印裔男人心中也是如此。
二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建的社会， 女人与男人共同组建成一个整体，这种共同的整体并没有消解对立，同时男人成为女人连接这一整体的纽带。 在以男权为主体的社会中，男人在这一整体中成为女人的代表，控制着话语权；男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主体的地位，并通过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法律等社会契约的形式制约着女人，使男人对女人的需要内化为自身的内在品质。 女人的这种屈服使得她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自动地进行自我主体的确认与返回， 屈服产生的沉默成为她们对男人主体地位的默认。 缄默流淌在她们的血液中，遮遮掩掩始终左右着她们的行动。
亚潘娜在小叔式的单纯爱恋中，她始终在“ 嫂子”的名义下保护和关心“ 普叔叔”.在这场爱恋中，她虽然有着精神上的渴求却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规约，内在要求与外在束缚使得她对此事保持沉默。同时，在与普叔叔的相处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亚潘娜展露了不一样的精神状态：“ 在玩笑似的斗嘴中抬高音量， 用一种她和我爸爸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跟对方争执。 ”她会用愉悦的心情聊着美好的过去，谈论着他们共同的兴趣。
她有了世人所认为的按部就班的婚姻外的喜悦，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存在感。
这种精神的内在要求在对美国文化的排斥下遮掩了亚潘娜精神上对道德伦理的叛逃。 亚潘娜极力保持自己的印度文化身份， 她穿戴孟加拉妇女才会穿戴的衣服，保持加尔各答妇女才有的习惯。 不同于《 不适之地》 中第二代移民的露玛徘徊于两种文化认同中的尴尬，露玛一方面在美国的文化中长大，不希望爸爸成为自己的负担， 以她已经不习惯的生活方式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又受到印度文化的潜在影响，有责任邀请爸爸同自己一起生活。 而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亚潘娜却始终维系同母邦文化的关系， 普叔叔的女友黛博拉的出现加剧了这种维持与适应美国文化之间的危机。 亚潘娜对黛博拉的抱怨一方面是对美国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对内心隐秘的遮掩。普叔叔同黛博拉的结合宣告着亚潘娜坚守的失败， 这种失败正如自己不得不承认女儿是个美国小孩的事实。 不能说这种对文化的认同和对内心情感的渴求，哪一种是表面？哪一种是本质？ 有一篇文章论述到“ 表面上来看，亚潘娜对黛博拉的不满是因为黛博拉夺走了普拉纳博， 使她的生活失去了期望！ 但实际上亚潘娜的抱怨更多的是因为她对美国文化的排斥，她无法完全融入美国文化，所以当她面对美国文化时， 她选择了这种消极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④而应该说印度妇女遭受异质文化边缘化的同时也在遭受男性文化的边缘化。 在宏大的移民叙事中，庞大的身份认同、寻根的主题遮掩着女性同为移民身份而不同于男性的具体可感或更为细致入微的焦虑与恐慌， 她的家庭与情感的艰辛常常裹挟在背井离乡的主题下而被忽视。
地狱与天堂的隐喻， 一方面是失根状态下的漂泊与回归，另一方面是人性内在渴求的压抑与释放。陌生的国度，普叔叔的到来，带来的是身在异国他乡的互相慰藉，同时也给亚潘娜生命带来完全意想不到的喜悦。
移民者常将美国视为自由的天堂， 亚潘娜视普叔叔的依赖为天堂， 将普叔叔对自己文化的叛离看作是对自己的“ 背叛”并称之为地狱。在这种双重的背离中，普叔叔代表的文化与情感， 亚潘娜对生活的美好想象彻底破碎，随之而来的是故事结尾的自焚。
渡边淳一在《 女人这东西》一书中说：“ 婚姻，女人说‘ 不喜欢他',但是结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照样生活得有滋有味。 当然，能够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最理想，但退而求其次， 她们似乎依然能体会到婚姻的美妙和乐趣。 ”
⑤在《 地狱---天堂》中，亚潘娜在后院站了将近一个小时，看着美丽的落日，回到了家中，依然准备着晚饭。 在刷盘子、 擦地板的生活中掩盖了亚潘娜的寂寞与苍凉。 落日沧桑的背后是亚潘娜对自我主体的否认，对男性主体的默认。然而，女人并非生来如此，正如波伏娃在《 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是在男性社会的规约中塑造的。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着：《 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 页。
② 朱帕·拉希里着：《 不适之地》，施真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6 页。
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着：《 一件自己的房间》， 吴晓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年版，第 59 页。
④ 邓璐：《〈 地狱---天堂〉中印裔移民的身份困境》，陆求实译，《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第 35 卷。
⑤ 渡边淳一着：《 女人这东西》，陆求实译，作家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