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文学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其所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而哲学思想作为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必然贯穿于文学发展的始终. ”[1]
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第二位获奖者,成为日本战后的代表作家,被誉为“川端康成第二”和“白话文学的旗手”.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功绩是他在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在日本战后语境中将西方文学思潮与日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独创性的文体形式对战后的日本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一度被学术界称之为“东洋存在主义”.
如同中国作家莫言对福克纳、马尔克斯以及西方元小说的接受一样,大江健三郎受益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将东西方的文学思潮融为一体,为日本文学,也为世界文学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一、存在主义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
战后的日本文化为大江健三郎在存在主义思潮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加剧,社会激烈动荡,人们内心充满不安和恐惧,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由于“人的主体意识受到长期的压抑,自身的力量被轻视”,因而“个性的独立性和精神的创造性由于战争而被强制取缔”[2].
整个日本处于政治高压的统治状态中.在战后初期,日本又面临新的政治动荡,经济上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成为日本的主要社会问题.国民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然而,对日本国民影响更为深刻的却是精神层面的危机.人们信奉的天皇制度由于日本战败而崩溃,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存在的意义.在失去信仰的时代,人们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人们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存在.
于是,个人“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思潮也就迎合了日本的社会现实.大江健三郎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始于战后.早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大江健三郎就开始接触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潮,并开始尝试在萨特存在主义的命题下进行文学创作: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大江健三郎籍此通过文学创作来体现作家对战后日本民众的关注.
大江健三郎以表现人的意识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奇妙的工作》（『奇妙な仕事』 ,1957 年）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一ル』 ,1967 年）是其早期的作品,表达了作家的荒诞意识;后期的作品则以边缘意识为主.
因而,“荒诞意识”是大江健三郎早期存在主义创作倾向的核心点.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大江健三郎最终超越了萨特的“荒诞意识”,其作品探讨了新时期人的价值观以及人的自助意识,具有了当代人存在的普遍意义,进而形成了大江健三郎后期独具特色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流派.
存在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文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明治时期 20 年代,存在主义思潮大有向整个日本扩展之势.“在日本,关于尼采、萨特、加缪、福克纳等人的研究开始于大正年代（1912- 1926） .大正 2 年（1913） ,和辻哲郎出版了《尼采研究》 ,为日本的存在主义研究拉开了序幕. ”
以 1955 年为界,尼采、福克纳、加缪、萨特等人的全集、选集或者类似书籍几乎全部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出版发行.
首先,从西方哲学思潮对日本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法国的存在主义,即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战后日本的影响占据首位.哲学界、文学界和知识界等各个阶层,甚至大学生中的多数人都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法国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的未来性探求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形式为契入点对日本的社会民众由集体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变也更加具有影响力.
再次,后期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品基本上用来指脱离了欧洲基督教的萨特存在主义.日本的存在主义文学也与大江健三郎的自身经历相关.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的爱媛县喜多郡内子町.这是一个坐落在峡谷里的村落,对外闭塞,人们与外界接触很少.
家乡的自然环境和民间风俗也对大江健三郎内向的性格和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确切地说,大江健三郎刚刚踏入文学创作道路的时候就开始在日本推广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
早在儿童时代,大江健三郎就认真研读过萨特的小说.当大江 19 岁来到东京大学文学系以后,他就更加关注法国文学.对此,他曾回忆道:“我在大学里阅读萨特的作品就是要为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服务. ”大江健三郎格外关注的是萨特的《走向自由的道路》等法语原著,其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 .
童年印象和家乡记忆是作家最初的人生体验,也是大江健三郎日后成为“日本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本土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江健三郎后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也是萨特存在主义影响与日本本土元素相结合的结果.
二、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的贡献
大江健三郎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并非是机械地复制萨特的哲学教条,而是在接受的基础上予以自主创新,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江式日本存在主义文学.萨特存在主义思想对大江健三郎形成的重大影响首先表现在荒诞派创作策略上.
中国作家莫言在评述大江健三郎时指出,在其文学创作的初期阶段,大江健三郎就“立志要借助存在主义的他山之石,摧毁让他感到已经腐朽衰落的日本文学传统”,但是,随着他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他对拉伯雷、巴赫金的大众戏谑文化和“荒诞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他又“重新发现了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学传统的宝贵价值”.随着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日益深化,他不断修正自己的态度,在接受外来影响时保留了日本文学传统的精髓,“泼出了脏水,留下了孩子”.“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认为大江先生是一个彻底背叛了日本文学传统的现代派作家,这是对大江先生的作品缺乏深入研读得出的武断结论. ”
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基本内容为:“人始终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 ”大江健三郎在战后日本的处境中表现出文学对现实生活予以关注的人文精神,成功地超越了萨特的“荒诞”观念.“萨特认为,人的处境是荒谬而富有悲剧性的”,大江健三郎作品的荒谬性则表达了人们在当下社会境况中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人的自我救赎.
这是大江式存在主义的精髓.大江健三郎对荒诞叙事模式的建立可以根据其创作的脉络在其存在主义视野中分为荒诞、抵制荒诞和超越荒诞三个阶段.接受存在主义荒诞元素是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的初始阶段.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大学生,大江健三郎非常清楚战后那个时代的日本处境,并勇于直面日本民众当时的艰难境地:一方面,日本文学理所当然应该直面西欧,全面地开放近代日本文化的门户.
然而,对于西欧方面,日本又表现得并非全面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处于“亚洲侵略者”的特殊身份,所以战后日本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性方面,而且在其社会性、文化性方面也都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大江健三郎后来把日本文化这种艰难的处境和立场明确地概括为“暧昧”,是由于把国家和人间同时割裂开来、强烈而又尖锐的暧昧.
他不甘于默默忍耐战后的这种残酷现实,他要探索一种新的思想,能够使他战胜自己的精神危机,并鼓舞日本民众在困境中崛起.《奇妙的工作》是大江健三郎的问世作品.日本著名艺术批评家平野谦曾称赞这部作品“是在近代文学史中具有意义的艺术作品”.小说讲述的是三名大学生为了挣点儿零花钱而为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去杀狗.但是,他们最后竟连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于是他们感觉这是一份“奇妙的工作”,同时又感觉到他们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等死的狗完全一样.
由于“我”的感觉对自然界的生死已经麻痹,于是对于激烈的社会革命“,我”也不再为之所动.
小说对现代青年一代的内心世界描写,正如荒正人所言“:这个作品描写了现代青年的虚无缥缈的情绪. ”小说以“我”为中心的大学生直面冷酷与敌视的世界为主题,情节充满让人悲痛欲绝的泪水.这种悲痛是人类的悲痛,这种荒诞也是悲哀的人们生存于那个困境中的荒诞,也是作家笔下日本战败后的现实荒诞.
大江健三郎作为一名学生作家时,就已走出校园,把视野投向自己所经历过的世界、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于是,大江创作的《饲育》（『飼育』 ,1958）和《摘嫩菜打孩子》（『芽むしり仔撃ち』）均是对战争年代人性扭曲和变态的描写.《饲育》是大江早期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主义作品.小说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敌机仍在空中盘旋.
突然有一天,一架美国飞机在森林中坠毁,一个黑人士兵从天而降.村民们把这个黑人士兵作为“猎物”捕获.
然而,黑人士兵知道自己根据命令要被带到镇上去的时候内心却骤然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把我劫为人质”.于是,“成了俘虏”的“我”,内心中从“愤怒”“孤独”“绝望”“愚昧”的感受向“屈辱”的方向发展变化.于是,强烈的心理反差和不知缘由的困惑就变成了“我”内心的痼疾,“我”心灵中所受到的伤害几乎使“我”陷入病态.
日本的另一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指出,这里所谓的“监禁状态”,就其时代性而言,是一种闭塞状态;就其存在主义理论而言,是看穿“社会正义”的一种断绝感.这两种双重描写的笔触就构成了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独创性.文学的政治性批评视角,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展文学的政治价值,否则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整体意义.
而文学的政治意蕴则是通过文学的公共空间来实现的[6]. 《饲育》中所表达的是作家对战时人性异化方面的思考.大江健三郎以荒诞形式创作的作品,意在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内涵:人类引发的战火是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真正凶手.战争不仅能够剥夺人类的生存权,还将毁掉人们的精神信念、扭曲人性和丧失理性,最终将使人异化为无人性.
与此同时,人类诸如友爱、理解和宽容等借以生存的生命要素都将在战争中消失殆尽.抵抗荒诞是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的日本社会从贫困和混乱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踏上近代化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精神领域正在受到威胁.在时间概念上,人们日复一日地单调重复;在空间概念上,城市化发展的增速把人们相互孤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发困难.因此,大江健三郎笔下描写的是陷入精神危机和信念危机的日本青年一代,表现出他们内心的焦虑、恐慌和痛苦.
对于社会而言,毫无疑问,他们是“多余的人”.
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代人没有奋斗目标,深陷在烂醉如泥的愉悦感和麻痹感中不能自拔,毫无意义地打发着那些丧失灵魂而又奢侈悠闲的日子.《我们的时代》（『 われらの時代』 ,1959）描写的是颓废一代日本青年的生活,向广大读者展示了日本战后社会现实的另一个方面,以期探索未来应该选择的道路,然而得出的结果却是令人悲观的.
故事的主人公靖男是大学里一名学习法语专业的学生,他的学费全部由一名中年妓女提供.后来,靖男考取了法国公费留学的资格.
但是,他由于向法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公开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的态度而失去了留法学习的机会.
为此,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然而却又勇气不足. 《我们的时代》这部作品虽然充满杀机,但作者还是在告诫读者,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但人们必须要继续生存下去.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以其荒诞的行为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的日本社会环境,人们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但却以一种极端荒诞的行为来抗议社会,试图突出困境的重围,来追求自身的价值,但最终不仅无法摆脱他们面前的现实,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超越荒诞是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成熟阶段.1963 年的下半年,大江本人及其文学创作生涯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一是智力残疾的长子大江光出生对大江健三郎的打击;二是他的广岛之旅对他内心形成的震动.他不仅把微小的“死亡”（亲人的生死）与巨大的“死亡”（人类面对的核威胁）两者相互结合起来,而且把这一主题与其他小说也相互结合进来,使其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的存在主题得到升华.
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大江健三郎不再仅仅描写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诞状态、人生意义和价值,而是转向拯救自我的更高层面.大江健三郎就是在这一点上最终超越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完成了大江式存在主义的建构,其核心点是面对荒诞的世界和不幸的人生时,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摆脱生活中的苦难境地.
短篇小说《外空怪物阿古伊》（『空の怪物アグイ一』 ,1964）和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個人の体験』 ,1964）是大江健三郎超越萨特“荒诞”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是脑瘤（即脑疝）的残疾患者.《个人的体验》是以其长子出生后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完成的作品.
小说中的主人公鸟力图摆脱家务事和身边残疾儿对他纠缠所产生的困惑感.最后,鸟通过反省和斗争,终于体验到生命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经历,并以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现实.就如同萨特指出的那样:“1任的;在自己承担责任的同时,也使整个人类承担责任. ”[4]鸟做出了积极的选择:正视自己的怪胎婴儿、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孩子因畸形而获救的同时,大江健三郎也使自己脱离了苦难的窘境,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大江健三郎成熟期的作品超越了其初期的作品,读者从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越是深入探索困境中人的生存境况,就越能加深理解大江健三郎反抗荒诞的初衷,也就能够认识大江健三郎是如何竭尽全力超越“荒诞”而使其升华的.
因而,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也是在探索人类自我救赎的道路.根据大江健三郎本人的理解,人生的意义在于克服人生的困境,要勇于面对现实的人生,并最终战胜痛苦和厄运.在超越萨特的过程中,大江健三郎在建构自己的存在主义时,也找到了自己一直力图表达的主题:边缘的主题,即残缺的主题.
事实上,正如尼采所倡导的哲学家是人们脑后的牛虻一样,大江健三郎通过文学话语,将其存在主义的人文关怀以荒诞的方式体现出来,因为“话语作为这一特定的话语所说的,亦即所言之为所言,是从如此这般言及的东西那里汲取出来的”[7].
三、大江存在主义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在借鉴并超越萨特存在主义并建立起自己的存在主义文学体系时,又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同莫言的小说创作“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思考一样”[8],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作品描写了世间人的生存态度,为战后困惑中的日本听诊号脉,以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困境中的人们指点迷津.
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
第一,对内他敢于大胆地挑战自己的内心世界;第二,对外他敢于通过文学创作的途径向天皇体制提出挑战,提倡人的生存价值.大江健三郎的这两点贡献归功于他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对 20 世纪日本的探索,其探索的主题与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现象也是日本战后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产物.
为了摆脱日本战后的这种危机,为战后的日本找到振兴的途径,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是在对日本民众进行新时期的启蒙教育和文化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把具有日本特性的传统文化重新进行整合,东西合璧,据此来摆脱日本的文化危机.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也是在把内部的个人价值与外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在深入考察人和社会存在的普遍意义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
也正是在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的基础上,才使日本文学由传统文学发展为一种迥异的新型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谱系中获得了话语权.学术界通常认为,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两个意图:
第一,成为战后日本文学的继承人;第二,成为日本现代社会的代言人.通过对他初期文学作品的考察,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这两个意图都已经变为现实.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日本文学的公共空间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甚至出现了国家主义思潮复活的倾向,在全球的文化界引起了被称之为“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的大辩论.国家主义思潮在日本复活导致日本的文化舆论界也在为国家主义的思潮而推波助澜.
对于这种现象,萨特曾经表示,文化舆论界“不出声也是一种发言”.然而,舆论界不出声就相当于默认这种思潮.在这一点上,大江健三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当绝大多数作家选择了沉默的时候,他选择了振臂高呼,为民请愿,甘为民众脑后的“牛虻”.
对于 21 世纪的日本文学而言,现在若对大江健三郎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出评价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文学创作,就应该像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那样,在与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又要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超前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无论如何评价,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超越了传统的存在主义荒诞,以其独特的视角向世界读者展示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其功绩不仅在于呼唤人的存在价值和对社会的批判,而且也为困惑中的日本民众指出了求得生存的前进方向.
大江健三郎早期的存在主义作品面对正在失去理性和秩序的 20 世纪的战乱世界,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认识激烈变化和波动不止的世界;通过其作品来描写人们的生存困境.他所描写的人物表面上言谈举止“荒诞不经”,但实质上却试图从这个“荒诞的”世界中挣脱出来.“荒诞”的外表里包含着痛苦、希望和理想等复杂的情感.
这正是大江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主义原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逻辑悖论的产物.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之中,“荒诞”的人物常常会给人们带来消极的、颓废的印象.但是,大江早期的存在主义文学却又以独特的视角---通过“荒诞”的描写方式探讨日本社会中活生生的人物及其立场和心灵,进而把日本的现代派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大江早期实用存在主义文学的成功也是日本文学和西方文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大江的文学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萨特哲学相互碰撞而产生的火花.
所以,大江日本化了的存在主义也是大江从日本文化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的基本驱动力.
参考文献:
[1]胡铁生。二十世纪美国文学背景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 :120.
[2]李德纯。 战后日本文学史[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64.
[3]莫言。《莫言讲演新篇》试读: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DB/OL].
[4][法]让 - 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4、19.
[5][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M]. 陈鼓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