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注十年的研究之路
作为对《易》卦的演弈之作，《焦氏易林》（以下简称《易林》）是历代治《易》者必读的一部重要典籍，历来解说纷纭，并无确论。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曾以此书为基础，引用中西各种文献进行了多方面论说、阐发。然而，对该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研究的著作此前尚未面世，李昊的新著《<焦氏易林>研究》则可以被视为填补这一方面空白的力作。
《<焦氏易林>研究》是作者长达十年的研究成果。自2000年起，李昊在四川大学师从伍宗文先生时，就选择《焦氏易林》词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焦氏易林>词汇研究》一文，当时颇受好评，评审专家一致推崇，李昊也藉此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后又转而师从罗国威先生研治中古文献学，仍然以《焦氏易林》为中心，展开全面、多视角的研究。寒暑易节，荏苒十载，在繁华的望江楼下甘守寂寞，在熙熙人潮中坚守学术信念，对传统学术进行现代视角的研究。2009年，作者终于完成了《<焦氏易林>研究》一书，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易林》进行了一次竭泽而渔式的审视，博士论文答辩后，李昊与导师罗国威先生在听取了众多师长的赞誉和建议之后，又投入了书稿的修改、润色之中。接下来，作者又对该书批阅三载，增删数次，交由巴蜀书社的资深编辑施维老师精编细校，最终于2012年付梓，得以呈现给读者。笔者深谙个中甘苦，见此书面世，欣喜之至，撰文略作推介，以示“入宝山不得空返”之意。
总览该书，可知作者从多个方面入手，对《易林》进行了审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从文献学、文化学、语言学三个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二、多视角的全面研究
（一）文献学视角
自2005年起，李昊师从四川大学文献学大家罗国威先生研治汉魏文献。她用了三年的时间，对《易林》进行文献考证，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与资料汇编工作。对该书的作者、成书、版本源流等进行考证，解决了学术界一些尚无定论的难题。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精审独到的眼光、研究视角的独到之处，皆可于文中发现。试举一例：文章开篇即面临对《易林》一书作者的考证。专书研究，若在作者问题上模棱两可、难下定论的话，后面的研究就难以展开了。而《易林》的作者，历来都有争议，前人虽各抒己见但尚未有定论，皆因文献材料不足，难以确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就充分体现了李昊在语言文字学上的功底和开阔独到的学术视野。她通过扎实的文本阅读和反复分析，决定从语言特征考其作者，找出了确凿的证据：《易林》方言、语音都明显受到了楚方言的影响，且其语音更近于西汉音的特征，可以判定《易林》当为西汉焦延寿所作，而非东汉崔篆所作的《周易林》。给这件学术史上长期聚讼不已的公案提交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类似的研究贯穿全书，作者对焦延寿的生平、《焦氏易林》的成书时间、该书的版本流变、卷帙分合、公私书目著录情况，都作了扎实的考证，在文章的附录部分，还编制了焦延寿年谱（附京房），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见得，只有一个坐得住冷板凳，下得起真功夫的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才能穿越前人林立的学术著作，于细微处见真知，有所发明，有所真知灼见，方能下此定论。
（二）文化学视角
汉代是中国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帝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经学推到了隆显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两汉经学一经形成，即很快到达了繁盛期，它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学领域等各方面。《易林》首先是一部《易》学著作，它是研究汉代《易》学演变发展的重要参考数据。作为一部专书研究，前贤时彦关于《易林》的论著大多集中在文学意象、文学手法、易学评价、民俗文化以及诗学价值等方面。该书详其所略，略其所详，选取的研究方向和角度都是此前讨论较少甚至未触及的领域，将整个《易林》的研究置于汉代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易林》在汉代齐易学派中的特殊性、《周易》经学的文学转换两个方面，对其在汉《易》发展史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作详细分析，从而有利于对《易林》的正确解读。重点选取了《易林》中比较突出反映的几个汉代社会问题，从商利观念、忠孝思想、自然灾害、对外关系这四个方面，着重对其与汉代社会的现实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易林》与汉代经学的关系，也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重点。《易林》与汉代经学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与汉代《易》学、《诗》学、《春秋》学三个方面。由于《易林》文体来源主要来自《诗经》，思想来源主要源于《周易》，因此后世学者多将之作为研究汉代《诗》学和《易》学的重要史料。而此前学者没有提及的《易林》与汉代《春秋》经学的关系，作者也做了简要的探讨。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向度作品的分别比较，对整个汉代文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及《易林》在这一发展演变中的地位也做出了简要的评述，彰显出该书特有的贡献和价值。《易林》与汉代宗教的关系也是该书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神仙思想与民间信仰的兴盛发展、上古宗教巫术的传承演变、谶纬神学思想的酝酿萌芽等，从这几个角度研究《焦氏易林》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与经学文学的互动等。迄今《焦氏易林》的研究甚少涉及文化学与宗教神话方面，但其原为占卜辞的特性，决定了它与上古宗教巫术的密切联系，《易林》中保存了大量的鸟兽验占、物候占卜和神话传说等资料，是研究上古神话与宗教巫术演变的重要文献。该书从上古神话与宗教巫术的演变发展的全新视点出发，重新审视分析了《焦氏易林》之于汉代文化构建方面的重要贡献，也是该项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三）语言学视角
该书充分彰显了作者多年来勤学苦研的扎实功底和在古音韵研究方面的不懈探索。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学术眼光的现代学者，作者不仅传承了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还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采用了比较研究和统计方法，更具科学性，所得出的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附录二、三、四所列的《易林》复文列表，新兴单、复音词词表、同义词词表，韵谱等均体现了这方面的功底。《易林》复文现象突出，这与《诗经》中重章叠唱的复沓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这种现象，仅有民国的徐昂《易林勘复》中曾提及过，但对其原因、源流、影响、文辞比较等皆未作出详细分析。作者针对《易林》中的复文现象进行了专节讨论，这也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此外，按照汉语史的分期，两汉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而此时期的汉语研究目前还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作为韵文的《易林》至今尚无系统的语言学专论专著，作者专列一章，从音韵方面对《易林》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和分析，凸现其在汉代语言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语料价值，对此前的研究都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三、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
综观全书，可以发现该书最为显著之处在于研究方法上：不仅恪守、发扬了文献学和文学研究注重基础实证分析的传统，所涉猎之处均建立在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之上；同时，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学术眼光的当代学人，作者还十分重视数据资料与统计分析，将统计图表与表格分析的科学方法纳入文中。自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秋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倡导通过以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之后，今人治中国古史者多奉其为圭臬，但问题在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往往十分有限，语焉不详，很多论题因此而众说纷纭，不了了之。作为一个具有良好现代学术眼光的研究者，李昊在该书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种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即数理统计、分析论证的途径，尤其为“纸上”和“地下”文献材料都很匮乏的中古文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典范。《〈焦氏易林〉研究》全书共列出了分析图表37个，每一个都是在作者的全面研究和精心设计之下完成的，清晰明了，一目了然，极大地增强了论文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如第一章，关于作者的问题讨论，前人研究几乎都是从文献史料的角度进行分析，固然很有见地，但还是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作者成功地运用语言学、统计学的研究手段，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可信的论证。可以认为，详尽的数据统计方法，客观性和可靠性是文章的突出特征。在研究《易林》的思想倾向以及与汉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等方面，作者用以进行论证的是一份十分详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汇编。据统计，《易林》中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市”出现了67次，“贾”24次，“商”4次，“商人”34次，“商旅”、“商客”、“商贾”等共12次，“市贾”、“市肆”共8次，而出现最多的就是表示赢利，利润之义的“利”，共124次。这些足以支持作者的观点，得出明确的结论：《易林》中这些对“多利”“得利”“获利”的追求赞美，亦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商业行为的一种观念转向，由以前的抑制和贬低，逐渐表示理解甚至向往。
在分析《易林》的写作背景时，作者也不是引用现成的研究结论，而是自己动手，对史料进行分析，做了如下统计：在焦延寿生活的大致年代，即从武帝太始至元帝永光时的这段时期内，有史料记载的大旱灾共7次，分别是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秋（《汉书·武帝纪》），征和元年（前92年）夏（《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夏，元凤五年（前76年）夏（以上均见《汉书·昭帝纪》），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夏（《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前61年）秋（《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夏（《汉书·元帝纪》）。大部分旱灾都发生在焦氏青壮年时期，亦当是《易林》的创作时期，因此在书中也可以看到关于大旱魃灾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的记载，共16次，在焦延寿的生活年代，大致有8次大水灾发生，分别是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秋七月，大雨冲断了渭桥，水灾一直延续到了十月；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折断宫中16棵大树，坏城楼；元凤三年（前78年）春正月（以上据《汉书·昭帝纪》和《五行志下之上》）；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夏四月，郡国49处地震，有的地方山崩水出；地节四年（前66年）（以上据《汉书·宣帝纪》）；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夏五月，渤海水大溢（《汉书·天文志》）；同年秋九月，关东郡国11处大水，之后发生饥荒；初元二年（前47年）春二月，陇西郡地震，引发山洪（以上据《汉书·元帝纪》）。因此得出结论：在昭、宣之际，水灾发生较为频繁，此亦正是焦氏生活的主要时期。这些资料汇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本书的论证说明，对其他研治汉代社会生活学者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不难看出，作者做了充分的资料收集和文献汇编工作，同时又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基础研究与科学论证方法相结合，前期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资料汇编的工作，正文后附录有自行汇编的焦氏年谱、复文列表、韵谱等，这些不仅完成了对《易林》一书的全面研究，对他人的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一种研究途径范例，为同样苦苦寻觅“纸上”“地下”材料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四、结语
可以认为，这是一部研究《焦氏易林》的集大成之作，做到了罗国威先生提出的“到我为止”的“竭泽而渔”式的研究，对于汉代学术史、文献学、文化学及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以《焦氏易林》研究为中心，对中古经学、语言学、文学作更为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要的工作，对于李昊在这方面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35-536.
[2] 李昊.《焦氏易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2.
[3] 李昊.《焦氏易林》词汇研究[D].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