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中期出使中国的朝鲜朝使臣, 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幻想与真实相互交织的特点, 赵宪使行中国所留记录中的“八条疏”和“十六条疏”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赵宪分别对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和明代的官吏制度、中国厉行节约的风俗与完备的礼仪制度、人民自治的“乡约制度”和“天下大同”的中国经济进行了虚幻与真实交织的叙写, 展现了他所看到的本国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以北学中国的方式来促进本国繁荣富强的复杂心理, 也展示了他对明代中国特殊的想象与塑造的过程。
关键词：赵宪; 朝鲜使臣; 明代中国; 形象塑造;
作者简介： 杨昕, 男, 博士, 延边大学发展规划处, 副编审, 研究方向为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中朝比较文学。 (延吉133002) ;
收稿日期：2018-10-11
基金： 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重大项目, 项目编号:AKS-2015-OLU-2250001;
Zhao Xian's Imagination and Portrait of Ming Dynasty
Yang Xin
Received： 2018-10-11
有明一代, 朝鲜朝派遣到中国的使节之多堪称半岛历史之最。随着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入, 到明朝中期的时候, 朝鲜朝使臣已经基本熟悉了明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他们可以借使行之便, 深入到中国的不同地区, 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更广泛地了解情况, 更深刻地洞察和认识中国。与以往的朝鲜使臣相比, 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治、伦理、制度等方面的特点。但是, 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本国社会集体想象的束缚, 因此在明朝中期, 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经常出现幻想与真实相互交织的境况。朝鲜这一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以赵宪的纪行作品《东还封事》最为集中和典型。
赵宪, 字汝式, 号重峰、陶原、后栗, 谥号文烈。朝鲜朝中期的文臣、政治家, 是李珥和成浑的门人。万历二年 (1574) 出使中国, 着《东还封事》。万历二十年 (1592) , “壬辰倭乱”爆发, 赵宪组织义军反抗, 战死沙场, 享祭于沃川的表忠祠、白川的文会书院、金浦的牛渚书院、锦山的星谷书院和报恩的象贤书院。
关于赵宪和《东还封事》的研究, 在国内学界, 目前主要成果有延边大学专门史专业的蒲亚茹2017年的硕士论文《论〈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的明朝形象及赵宪的改革思想》, 该论文以《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为研究对象, 分析和比较了两着述中所呈现的不同明朝形象及其所反映的赵宪的改革思想, 强调了赵宪改革思想的重要意义, 尽管本文涉及到明朝形象问题, 但研究方法采用了史学的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 没有应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还有山东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的公婧媛2017年的硕士论文《16世纪朝鲜文人赵宪的〈朝天日记〉和〈东还封事〉中的明朝人物形象研究》, 该论文以《朝天日记》和《东还封事》里的明朝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 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研究方法, 考察并比较两部作品中的明朝人物形象, 阐释了其产生的原因。但论文重点在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在韩国学界,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安英的《〈东还封事〉所见〈朝天日记〉的特性研究》, 该文认为《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的明朝分别是理想和现实中明朝的反映。还有伊相益的《〈东还封事〉所体现的重峰赵宪的改革思想》, 此文把赵宪在《东还封事》中表现出来的改革思想概括为建立名分和纲纪、培养礼俗以及君臣民之间的感应三方面, 并指出赵宪十分注重改革的实用性和合理性, 强调爱民对固邦安国的重要性;有金仁圭的《重峰赵宪改革思想的实学特点》, 一文把《东还封事》中改革思想的特征概括为实学性。
一、嘉靖、万历皇帝和明代的官吏制度
万历二年 (1574) , 赵宪以质正官的身份出使中国, 与朝鲜朝肇建时期的郑梦周和权近观察和塑造中国的狂热态度不同, 他开始以冷静和理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在游历中国并经过深入思考后, 他向朝鲜朝宣祖李昖呈交了辑录在《东还封事》中的“八条疏”和“十六条疏”, 详尽地向国王汇报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的目的十分明确:“故敢以耳目之所闻见而关于治道者, 僭议其我国之所未美者, 恭备用中之择。”[1] (397) 很明显, 赵宪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 通过对比, 强烈地感受到了本国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此希望用中国的先进经验来改变本国的状况, 从而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赵宪对中国的这些经验, 有些来自亲身的体会, 有些来自明朝的相关文字资料, 有些来自口耳相传, 经验来源的复杂也决定了他的观察始终纠缠在真实与幻想之中。他在“八条疏”中首先就提到了圣庙配享的问题, 孔子在朝鲜朝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其礼制上的尊重直接来源于儒家思想对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赵宪对嘉靖改制国子监的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尤其是将孔子的“文宣王”称号改为“至圣先师”的举措称道不已。他认为, 王莽为了达到篡汉的目的, 在汉平帝的时候将孔子称为“褒成宣尼公”, 乱臣贼子的举动使孔子的神圣形象受到了扭曲, 而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将孔子谥为“文宣王”, 并将颜子以下都封为公、侯、伯等,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则一切悖乱, 而佯尊圣人以欺天下。”[1] (398) 赵宪认为嘉靖皇帝改号之举是“一改千载之误”, 并要求国王学习嘉靖的做法, 对本国圣庙的制度进行改革。从这段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出, 赵宪对嘉靖皇帝充满了好感, 因为嘉靖能意识到前代的失误并予以改正, 真正地表达了对先圣孔子的尊重, 是个英明的君主。实际上,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误读, 因为赵宪没有看到嘉靖对国子监改制的背后实际上是以礼教改革对抗食古不化的群臣的斗争, 嘉靖未必就像赵宪推测的那样看到了前朝的失误, 否则无法解释其在改制中为什么将孔子的神像以“木主”代替。但是, 嘉靖的举动符合了赵宪的心理期望, 因此赵宪对嘉靖进行了虚幻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 赵宪的理论是从汉代和唐代的举措出发, 这也反映了本国社会集体想象物对他思想的制约。汉代和唐代都征伐过朝鲜半岛, 给朝鲜民族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赵宪也不例外, 嘉靖改制否定了汉代和唐代的做法, 也符合了他的心理期待, 从这一心理出发, 赵宪对嘉靖充满好感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明代的16个皇帝中, 朝鲜朝对万历皇帝的感情最为特殊。万历执政之后, 中朝两国的关系继续向良性的态势发展。“壬辰倭乱”爆发后, 日本企图以朝鲜半岛为跳板, 染指中国, 在朝鲜朝处于亡国灭种的极度危机之际, 深知唇亡齿寒道理的万历皇帝做出了抗倭援朝的最高决策, 两国军队并肩作战, 最终打败了侵略者, 书写了中朝关系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一章。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 万历朝时期许多来京的朝鲜朝使臣在记录中都对万历皇帝做出了正面和积极的评价。但是, 赵宪在觐见万历皇帝时, 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他使臣没有发现的细节:“皇帝已坐于黄屋之中, 千官列立于庭下, 东西相向, 序班列于桥北北向。是日适有他郡国人多来奏事, 通政司官员进跪于阶下御路曰, 某州知府某, 某国差人来, 某某求见。皇上皆答曰‘知道知道’。”[2] (223) 隆庆六年 (1572) , 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登临大宝, 尽管贵为天子之尊, 但毕竟年纪幼小, 帝国各种决策还是由太后、冯保、张居正等辅佐朝政的人来决定, 万历皇帝更多是一个帝国的象征。万历少年即位, 但他的皇帝生涯在成年前一直笼罩在太后和辅助大臣的阴影之中, 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从心理学上来讲, 这种严苛的限制对于成长中的少年来说, 会留下非常深的心理烙印和阴影。一旦这种束缚被解除, 万历就会用百倍的激烈行为来反击当年所受的束缚。万历十年 (1582) , 张居正去世, 由于他生前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因此他死后, 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多严厉攻击。尽管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做出了辍朝、谥号、赠衔、荫子、赏银等种种肯定其功绩的举动, 但是两年后他就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 抄家、削除宫秩、追夺生前各种恩宠, 张居正也险遭鞭尸。一代明相身后如此凄惨, 除却政治斗争的因素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万历皇帝对自己少年时代所受严厉约束的反抗。在众多“朝天录”作者对万历皇帝的观察和叙写中, 赵宪的观察视角是十分独到和敏锐的, 他所记载的细节也为我们研究万历皇帝形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赵宪在“内外庶官”一条中对中国的官吏任用制度赞不绝口, 认为在这样的制度下, “故下不敢以非才苟充而, 上不敢以私苟在。一被选授, 永无劾驳之议。既到其任, 又皆久于其职, 九载三考, 乃定黜陟, 校官边帅亦以家累自随, 率为经远之计。故庶官多尽其职, 而百姓多得其所, 中朝之所以保大享安者有由然矣。”[1] (407) 可以说, 赵宪的观察还是相当准确的, 明朝继承和发展唐宋的政治制度, 设置了六部和都察院以对天下官吏的选拔任用进行管理和监督。特别是都察院的成立, 有效防范和制止了官吏贪污等违法行为;限制了朝臣专权, 结党营私;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 维护了中央集权, 纠正了皇帝过失, 防止了决策失误。而且, 都察院与吏部分权并立, 又互相牵制, 更进一步产生了良性之效, 有力维护了皇权。但另一方面, 明朝都察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 明代社会的性质是封建专制社会, 其专治的特点决定了封建统治者制订各项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必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察制度下的监察官员虽然可以弹劾贪官污吏, 但并没有直接进行处理的执法权, 这就注定制度的落实和监察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皇帝本人并无厘清官场的抱负和雄心, 都察制度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第二, 组成都察院体系的各级官员无论个人品质和政治抱负如何, 其共同属性都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服务的体制内官吏, 因此, 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断衰落和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堕落, 官员们便难以脱离共同属性的制约而随之变质, 都察制度一旦成为了激烈党争中的一个政治工具, 也就改变了澄清吏治的初衷。
事实上, 明朝自正统以来, 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 国力也由强盛转为衰弱。宣德以后, 吏治渐趋腐败, 政治斗争激烈, 到了嘉靖朝, 虽然有所革新, 但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由于土地高度集中, 皇室奢侈成风, 人民生活困苦, 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危机, 民族内部矛盾严重激化。但是, 赵宪在选择中国镜像的时候, 有意地回避了这些问题, 而用中国的官吏制度来实现自己规劝国王的目的, 表达出对本国清明吏治的渴望。不过, 他对明朝的官吏制度也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夸张, 像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内容显然是出于其一厢情愿的想象, 而且, 他材料的来源仅仅是两册明朝的搢绅便览, 因此其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很大。
二、厉行节约的风俗与完备的礼仪制度
在“食品饮宴”一节中, 赵宪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即节约的问题。“臣窃见中原之人无不节用。官员家供止以数器, 自从私家所食尤尚俭素。宴饮之际酌以小钟, 限其行数不敢踰节乱性, 荒废厥事, 所以公私咸裕, 庶政不堕。”[1] (415) 中华民族是一个奉行节约的民族, 勤俭节约是传统的美德, 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赵宪在使行过程中, 广泛接触了不同层次的人, 这种勤俭节约的风气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为此他对本国奢侈之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然而, 他的记载实际上也反映出明代官员俸禄微薄的事实。
元代的官员贪污成风, 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深受其害, 因此他一生极其痛恨贪官污吏。明代开国之后, 朱元璋十分严苛地对待帝国的官吏, 这种严苛首先表现在他用雷霆手段清肃大量秉承前元积弊而大肆贪污的留用官吏, 并制订种种律法惩治官员的腐败行为。朱元璋主持制定了《大明律》, 详细规定了关于如何惩治贪官污吏的方法, 比如帝国的官吏贪污钱财, 数目如果超过六十两白银, 立即处死。他颁行实施的《明大诰》, 规定了专门针对贪官污吏的各种酷刑, 特别是在各州县设立的“皮场庙”, 给后任官吏以极大的威慑;朱元璋对待帝国官吏的严厉还体现在“薄俸制”上, 他从农民们豢养一个官吏所付出的辛苦和劳力的成本出发, 为明官员制定了非常低的俸禄标准。朱棣迁都之后, 由于首都远离江南鱼米之乡, 米粮运输不便, 明统治者又对官员的俸禄实行了“钞俸折色”。随着明经济的快速发展, 物价不断上涨, 但官员的俸禄标准却始终一成不变, 这就导致了官员俸禄严重缩水, 消费能力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赵宪看到的官员种种节俭的表现, 实际上也是薪水微薄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朝鲜朝使臣的记录中会有大量关于明代官员贪污成风的记载的原因之一。但是, 不管怎么说, 赵宪关于厉行节约的思想是十分宝贵的, 这也反映出其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赵宪在“士夫揖让”一节中对明代官场礼仪之繁琐复杂给予了详细的记载, 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正是这种完备的礼仪制度, 才使“中朝庶官之好礼勤事如此”。[1] (420) 实际上, 这是很牵强的一个结论, 完备的礼仪和清明的吏治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 作为笃信程朱理学的赵宪, 对朱子的礼法制度十分尊崇, 他认为尊崇礼法制度的结果必然是官勤其事, 民乐其业。应该说, 这是赵宪对明代中国的一个十分明显的想象。在“师生接礼”一节中, 他从国子监监生拜国子祭酒之礼生发开来, 认为中国是一个十分尊师重道的国家, 而尊师重道的结果就是“虽至贫至贱之人, 力办银钱, 必欲送子于学。其所以为教者, 虽非三代养正之方, 而自少至长拘束以礼貌, 激励以名教, 使一世人人莫不观感而思奋。此中朝之所以多士, 济济而用之于四方, 不患不定者也”。[1] (423) 中国的尊师重道之风由来已久, 到了明代, 由于统治者采取八股取士的方法, 学好八股文几乎成了所有读书人唯一的晋身之路。尽管八股文禁锢文人的思维, 但普通人家仍不惜倾家荡产, 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名师以图上进。尽管赵宪的想象偏离了当时明朝的事实,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取士制度对世人的摧残。赵宪在此条中主张本国全盘学习中国的礼仪制度。
三、人民自治的“乡约制度”
在“乡间习俗”一节中, 赵宪记载了中国一项重要的事物——乡约制度, 并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 中国人一直在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 孟子就曾提出“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睦”[3] (105) 的理想社会的标准。从这个理念出发, 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乡治理论, 而为了处理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乡约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北宋时陕西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乡约, 它的出现,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现代社会的乡村自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到了明代, 乡约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对乡村的教化工作, 他说:“古者风俗淳厚, 民相亲睦。贫穷患难, 亲戚相救。婚姻死丧, 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 风俗颓敝, 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 众暴寡, 富吞贫, 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 恒申明教化, 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 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 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 富者助财, 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 一家无力, 百家代之。推此, 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4] (3456～3457) 他整理各种社会教化措施, 在全国颁行《教民榜文》, 对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做出规定, 推广教化。明成祖朱棣曾取蓝田《吕氏乡约》颁行天下, 进一步促进了乡约制度的发展。明代许多宏学大儒, 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等也对乡约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乡约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力图通过乡约制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赵宪出使中国途中, 看到了对他们来说尚属新鲜事物的乡约所, 根据他的记载, 抚宁县的乡约所是这样运作的, “约正、副正、直月等以朔望会见于知府, 四拜于月台上, 则知府降椅立受, 约正等进立于知府椅前同听其教。听迄一揖而退, 各于其所会其约中人相与为礼而讲。其所听之教所教者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勤作农桑、不为非义等事, 而高皇帝所定之教也。”[1] (426) 赵宪看到, 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 “是以父子兄弟虽多, 异爨而不忍分门割户, 妇姑娣娰不相勃奚……四岁童子亦能作揖叩头, 厮夫走卒一无敛发之不正者, 而立必拱手齐足。”[1] (426) 赵宪完全被这种初步的人民自治的方式所倾倒, 他以此为比较, 对本国伦理纲常的丧失感到痛心疾首, 并强烈建议国王学习中国的这种乡约方式。
四、“借他人酒杯”的“十六条疏”
纵观赵宪的“八条疏”,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赵宪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始终贯穿着真实与幻想, 他所陈述的数条建议都是紧紧围绕着“礼”来进行的,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赵宪对本国现实的不满, 对中国的形象进行了夸张甚至虚构的塑造。如果说“八条疏”是赵宪着眼于本国整体社会现实而言的, 那“十六条疏”则是直接以中国的现实来规劝本国国王的。“十六条疏”包括格天之诚、追本之孝、陵寝之制、祭祀之礼、经筵之规、视朝之仪、听言之道、取人之方、饮食之节、饩廪之称、生息之繁、士卒之选、操练之勤、城台之固、黜陟之明、命令之严等十六个方面。同“八条疏”不同的是, 赵宪的“十六条疏”为了达到规劝君王的目的, 其对于中国的想象和虚构的色彩更加浓厚。比如在“饮食之节”中, 他描绘了这样一副情景:“皇朝御膳之用皆出民赋而收银以藏, 尚膳监太监逐日出银以贸物膳于市而监饪以进云。夫以中土人马之盛, 兼有漕河舟运之路, 几山珍还错可以立致, 其新采者必赋银而贸于市者, 盖天朝圣祖之心必以为若致生物, 则千万里输挽之劳有倍于漕运之费, 而折定银两, 则六百马之所转, 可转以一马矣。此法一定, 民无倍出之患, 驿无重运之苦, 而市廛之中百物皆具随价定银……此所以中原之民日以富庶而太平之基久益巩固者也。”[1] (463) 在赵宪的眼中, 中国简直成了理想制度的一个代名词, 皇家购物以银贸物, 而毫无剥削之弊, 公平买卖, 皆大欢喜。实际上, 万历皇帝是一个十分贪婪的皇帝。按常理来讲, 皇帝贵为一国至尊, 号令全国臣民, 垄断全部的财富和资源, 因此也没有必要私人聚敛财富。但就是这个万历皇帝, 一生收集天下财富, 在民间横征暴敛, 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 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 其贪婪的程度让民间民怨沸腾。此外, 太监干政是明朝政治的一个特色, 而握有实权的太监则更为贪婪, 很难想象掌管御膳采买的太监能洁身自律, 会主动为皇帝节省银子。所以, 赵宪为了实现自己规劝国王的目的, 对明朝的经济进行了大幅的夸张和虚构的描写。
在“生息之繁”一节中, 他对中国的想象达到了最高峰, 认为在中国经济富饶的情况下, 由于对官员实行了俸银制度, 所以官员不取民间一物, 偶尔有贪鄙之官也不敢越法以侵民。实际上, 这与他的记述是自相矛盾的, 在《朝天记》中, 他就和中国的百姓讨论过捐税过重的问题, 并且表示出相当程度的愤慨。但是, 赵宪在表达对自己国家缺憾与不满时, 有意将中国的形象变形, 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国家, 以图打动君王, 达到自己的规劝目的。不过, 他在“经筵之规”“视朝之仪”“命令之严”等节的叙述中, 又反映了万历即位后勤政的事实, 在“士卒之选”“城台之固”中展示了明朝军事的强大, 在“取人之方”中直接批判了本国以出身取士的两班制度, 这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应该说, 赵宪是以清醒而理智的态度来进行中国形象的塑造的, 虽然他无法摆脱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束缚, 在记述中有许多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但是他毕竟清醒地看到了本国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通过向中国学习来促进本国的繁荣富强。他在向国王提出强国富民建议后不久, 朝鲜朝就爆发了“壬辰倭乱”, 这充分显示出他对现实清醒的观察和超前的意识, 应该说, 他走在了同时代知识分子前列。赵宪《东还封事》的意义并不亚于朴趾源的《热河日记》,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开启了“北学中原”的先河, 发“北学”之先声, 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参考文献
[1] [韩]赵宪:《东还封事》, 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 (卷5) , 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 2001年。
[2] [韩]赵宪:《朝天记》, 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 (卷5) , 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 2001年。
[3]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4]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太祖实录》 (卷236) ,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