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期因涉猎一些史料, 忽生重读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想法。这一读, 居然读出不少“刺”。有“刺”在喉, 索性一吐了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 老师讲中国通史, 赞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由是便对王安石激发出浓厚的好奇心, 很想以他为中心人物, 写一部历史小说。
课余搜罗王安石的史料, 最主要的是读了北大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以及涉及宋代生活习俗的书籍, 摘录了数百张卡片。由于多种因素, 小说未写, 但对王安石变法有了初步的了解。
再后来读到了林语堂版《苏东坡传》。该着简体字版在中国大陆刚面世时, 是一部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中有大量文字涉及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基本皆为负面评述, 指责变法存在的问题, 暴露王安石人格中堪称极其“丑陋”的一面, 使王安石的形象在愚夫心中产生了严重扭曲, 起码我不再认为王安石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变革家和治世能臣, 写小说的激情也荡然寂灭。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历来也被文学界推崇为人物传记写作的典范性作品, 激情澎湃, 文字优雅, 对传主的刻画精致入微,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林语堂是何等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虽无法与鲁迅等量齐观, 但也是排在前十位的大师级文学家。他学贯中西, 面对东方说西方, 面对西方说东方, 尤为世人所称道。但这次重读他的《苏东坡传》, 却屡屡如梁启超读《宋史》般“未尝不废书而恸也”。该着最大的问题, 在误征某些不实史料, 在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褒贬失当。东坡是天才级的大文豪, 这固然是文学史家之共识, 但不等于东坡先生是一块无瑕之白璧, 更不是一尊神。完全不必要为了把东坡描述成“完人”, 不惜过度贬抑另一位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东坡更伟大的历史先贤。
二
详论王安石变法成败得失非本文主旨, 且已有大量着作和学术文章做过研究分析。先来看看林版《苏东坡传》在贬抑王安石时的几处“硬伤”。
林语堂先生为了证明王安石变法存在的问题, 列出“变法派” (当权派) 与“反对派”两大阵容的名单 (“变法派”12人, “反对派”26人) , 以此说明, 拥护、推行变法者除王安石和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外, 皆是一批“野心大, 精力足, 阴险而诡诈的小人”;而“反对派”阵容中, 则有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巨公重臣、君子、伟人。 (林语堂《苏东坡传》第94-95页, 湖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 且不论以拥护和反对人数的多寡来说明变法的合理或谬误是否允当 (名单只是列出朝廷官员, 并无更有说服力的民意数据或社会调查作支撑) , 也不论简单地将“变法派”官员一概斥为“小人”, 将“反对派”皆视作“君子”, 以此来论证王安石的孤立无援, 是否具有说服力, 仅就“反对派”阵营中的伟人、重臣、文学家范仲淹来看, 林语堂先生显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愚夫查阅多种范仲淹的传记, 确知范仲淹的生卒年月皆为宋太宗端拱二年 (989) 至皇佑四年 (1052) , 享年64岁。而王安石正式推行变法在熙宁二年 (1068) , 此时范仲淹辞世已经16年。即使往前推, 39岁的王安石上呈的那道阐述变革图强理念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书》时 (1059年) , 范仲淹也已辞世7年。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之二第472页, 中华书局, 2018年1月版) 无论如何推算, 范仲淹早已是作古之人, 怎么可能从墓地里复活, 成为熙宁变法的“反对派”?愚夫怀疑这是否简体字版翻译出版有误, 便又找来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的繁体版对照, 发现范仲淹的大名也赫然列在“反对派”阵营。 (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07页,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2月版)
愚夫百思不得其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 怎会犯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难道是在英译汉的过程中, 翻译者犯下的技术性差错?那么, 两家出版社那么多编审人员怎么会没有看出来?
另外, 从政治理念上考量,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尽管庆历新政如同中医的那根针, 尚未扎入穴位就夭折了, 但他针对宋王朝各种弊政提出的变革举措, 为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精神所一脉相承;或者换一种表述, 也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就算范仲淹能活到王安石变法时, 他也不可能成为变法的“反对派”吧?
此其一。
三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评价王安石是个“怪人”:“徒有基督救世之心, 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然后笔锋一转, 批评王安石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指的是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人, 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愚夫感到奇怪的是, 林语堂是用什么样的逻辑, 将理想主义与不注意饮食和仪表勾连起来的?林语堂继续描述:“王安石的衣裳肮脏, 须发纷乱, 仪表邋遢, 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 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林语堂《苏东坡传》第72页, 湖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 且不论林语堂通过不讲卫生等生活琐事, 来丑化王安石形象, 进而否定他的变法理念, 是否具备基本的内在逻辑, 愚夫想进而指出的是, 林语堂先生多处引用苏洵文章《辨奸论》, 来丑诋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是《苏东坡传》的又一“硬伤”。
现留存于世的苏洵文章《辨奸论》, 文中虽未指名道姓骂王安石, 但其中文字, 读过之人皆认为影射的是王安石, 文中还说:“今有人, 口诵孔老之书, 身履夷齐之行, 收招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与造作语言, 私立名字, 以为颜渊、孟轲复出, 而阴贼险狠, 与人异趣。”“凡事不近人情者, 鲜不为大奸慝……”苏洵为苏轼、苏辙之父,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此文将王安石的名字与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奸臣同列, 用语刻毒, 流传甚广, 影响甚巨。从文章本身看, 并无坚实的事实依据作支撑, 仅从衣冠不整之类生活细节上升到“大奸慝”“阴贼险狠”的人格高度来攻讦, 并不令人信服。但因相传为苏洵文章, 几乎成为千古名篇。这一盆污水泼了近千年。在今人收集的苏洵文集中, 仍能读到此文。 (《苏洵集》第129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对苏洵文章的真伪问题, 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就已提出强有力的质疑, 主要论点为:《辨奸论》始见于南宋绍兴初年守旧派活跃人物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闻见录》, 书中诋毁王安石文字甚多, 显然是借苏洵之名夹带“私货”。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苏洵《嘉佑集》为十五卷, 明嘉靖张镗刻本亦为十五卷, 其中并无《辨奸论》。而《辨奸论》实见于《老苏文集》二十卷, 应为后人补入。欧阳修为苏洵写的墓志、曾巩写的哀辞, 以及二人全集中, 均未议及《辨奸论》。最重要的是该文所诋毁王安石的骂语, 与实际情形不符:欧阳修于宋仁宗嘉佑元年 (1056) 荐王安石于朝, 王安石也同时得到曾巩、文彦博等众多老臣激赏, 所谓“囚首丧面”状让人莫名其妙。王安石自庆历二年 (1042) 中进士, 至嘉佑年间结交皆贤士, 何来文中所谓“好名之士, 不得志之人”?苏洵卒于英宗治平三年 (1066) , 而王安石推行新法于熙宁二年 (1070) , 其时苏洵已离世四年。生前他只在餐桌上见过王安石一面, 连语言交流都没有, 凭什么就作出如此多的恶毒攻讦?从文本分析, 该文“支离不成文理”“乱杂无章”, 根本不似出自大文豪苏洵之手。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第151页—15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8月版。参见王昊《近五十年来〈辨奸论〉真伪问题述评》, 《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1期第261页)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 则用犀利言辞批评邵氏《闻见录》:“邵氏之流, 以诬荆公 (王安石) 并诬陷明允 (苏洵) , 其鬼蜮之丑态, 吾实无以测之, 独恨后之编史者, 悉奉此等谰言以为实录, 而沈沈冤狱, 遂千古而莫伸也, 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梁启超《王安石传》第93页, 商务印书馆, 2018年1月版) 尽管史学界围绕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 争论了数十年, 南北两位重量级的学者邓广铭与章培恒为此打过笔仗, 但有一点显而易见:甭管《辨奸论》是邵氏伪作, 还是邵氏收录他人伪作, 甚或确证为苏洵之作, 文章本身都是脱离基本历史事实, 不足采信的。愚夫在考研争议各方观点时发现, 有些学人在所谓“版本学”中考证来考证去, 在“草蛇灰线”中索引来索引去, 却偏偏在“常识”中迷失。苏洵不是神仙, 不可能在熙宁变法四年前就预测变法存在“问题”;即使他再多活四年以上, 这样一位大文豪如此丧失理智地辱骂王安石为“大奸慝”“阴贼险狠”, 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林语堂先生却不厌其烦地对《辨奸论》加以征引, 用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实在是有失一位大师级作家和学者的水准。好端端的一部《苏东坡传》, 因掺入了大量类似《宋史》《邵氏闻见录》这类秽史史料, 散发出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每读至此, 愚夫总忍不住又一次“废书而恸也”。
四
王安石在神宗皇帝支持下推行变法, 激起的滔天巨浪可谓前朝未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议, 双方都表现出真理在握、气势如虹的状态, 都高举忧国忧民的旗号。对争论的详情, 有多种论着可以阅览, 不必在此赘言。
在《苏东坡传》中, 林语堂显然站在“反对派”一边, 对新法加以冷嘲热讽。尤为林语堂所不能容忍的, 是“变法派”对御史台谏官的贬黜 (林语堂谓之“清除异己”) :先后被外放、降职的官员达到十四人, 有的是意见不被采纳主动请辞;其中, “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旗帜性人物, 苏东坡是司马光的同道, 是反变法最为激进的人物之一。他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 最为林语堂所赞赏, 评之曰:“其个人气质与风格, 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 都显而易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 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 苛酷批评, 坦白直率, 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 引证经史, 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 言出足以动人, 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东坡文章豪情万丈, 瑰丽飞扬, 那是没说的;但苏东坡与司马光反变法的核心理念显然是错的, 其源头来自《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正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所说:“使彼诚君子, 则不能言利;诚彼小人耶, 则困民财是尽”, “盖善恶者, 君子、小人之分, 其实义、利而已”。对于司马光的指责, 王安石四两拨千斤, 轻轻就将其挡回去了:“为天下理财, 不为征利。”“反变法派”完全混淆了君子之“利”与小人之“利”的区别。无论国家还是个人, 都离不开“利”, 否则, 国家如何富国强兵, 百姓如何丰衣足食?关键在如何对待“利”。“小人”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 而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特别是为解决宋王朝冗兵、冗官、财竭的困境而为“天下理财”。这正体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忧患天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最高人格境界。
其实, 史家简单地将东坡归之于“反变法派”, 并不尽之合理。东坡先生一生都是一个独立不羁、敢于直言、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在熙宁变法时, 他反对变法, 放言无忌;在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的元佑更化时期, 他照样反对司马光不顾实际意气用事。对司马光尽废免役法, 他讥刺说:“相公此论, 故为鳖厮踢 (鳖相互踢) 。”司马光不解何意:“鳖安能厮踢?”东坡说:“是之谓鳖厮踢。”司马光明白是讽谑自己, 阻止东坡再议。东坡曰:“岂今日作相, 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不悦, 仍坚持彻底废除免役法。东坡回到学士院, 连骂司马光:“司马牛、司马牛。” (江永红《司马光传》第381页, 作家出版社, 2015年8月版)
苏东坡的伟大, 不仅在于其独立敢言的人格魅力, 才华横溢的诗文成就, 还在于他始终有着一种反思和自省的精神。林语堂先生大概还忽略了苏东坡在熙宁变法之后, 对推行新法的态度变化。他在给同样曾反对新法的友人滕达道的一封信中说:“某欲面见一言者, 盖为吾侪新法之初, 辄守偏见, 至有异同之论, 虽此心耿耿, 归于忧国, 而所言差谬, 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 众化大成, 回视向之所执, 益觉疏矣。” (《苏轼文集》卷51《与滕达道书》, 中华书局, 1990年点校本) 对“新法之初, 辄守偏见”“所言差谬, 少有中理者”, 已有自省。林语堂先生试图将东坡描画成所言皆真理的“完人”, 恐怕反倒是拉低了东坡的人格境界吧?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中国士人中罕有的君子、圣人, 虽曾因政见不同而有过冲突, 但相互包容, 成为历史佳话。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 , 苏东坡因写讥切时弊的诗文, 遭人构陷, 被逮捕入狱, 处于随时可能被送上断头台的危险境地, 史称“乌台诗案”。有不少官员上疏营救。已退隐金陵的老宰相王安石发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虽已退隐, 但在神宗心中仍有极大分量。此案“以公 (王安石) 一言而决”, 东坡免予一死,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 (见《诗谳》, 转引自曾枣庄《论乌台诗案》)
元丰七年 (1084) , 王安石退居金陵, 时年64岁, 老病缠身。东坡“自黄 (州) 往北”, 特地拜访王安石, “日与公游, 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 方有如此人物。”两位伟人名贤, “相逢胜地, 歌咏篇章, 文采风流, 照耀千古, 则江山亦为之壮色”。苏东坡甚至欲在金陵买田造屋, 与王安石为邻, “老于钟山之下”。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之六, 第2149—2153页, 中华书局, 2018年1月版) 对这两位名震朝野的巨公名贤的相逢, 正史野史均有大量记载, 既显示出他们超越庸常之辈的才情, 也向世人呈现出博大的胸襟。
林语堂先生何以为了凸现苏东坡的“完美”, 总要时时扭曲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把二人描述成耿耿于往事恩怨的“敌人”?在征引史料时, 林语堂先生对真伪不加甄别, 凡诋毁王安石的记载, 不惜笔墨采录并加以发挥, 使得这部传记在史实与史识方面, 皆充满谬误与偏见。也可见, 林语堂先生的人格思想境界, 与他笔下的传主相比, 不知要相差多少个量级!
五
林版《苏东坡传》对“变法派” (包含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 排斥、贬逐持异议的御史台谏官和重臣, 是持批判态度的。初读此传, 愚夫也十分认同。但在旁涉其他相关史料和学人的研究着作——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等后, 觉得林语堂的观点仍有失偏颇。
林语堂先生认为, 宋代御史台的监督作用, “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御史台本质上仍是皇权、人治的工具。对御史台官员的任用, 对其谏议是采纳还是拒绝, 全在皇上的耳朵是张开的还是闭着的, 全在皇上喜欢谁或厌烦谁, 对皇权并不起任何制衡作用。皇上要用谁, 即使你弹劾该人的奏章击中要害, 也可以充耳不闻;皇上不想用谁, 即使你的弹劾奏章“风闻言事”、无中生有, 也照样借“刀”将某官员搞掉。宋王朝皇帝蓄意采用“异论相搅”的策略, 使政见相左乃至怀有敌意的大臣共处一朝, 相互牵制, 以此消除重臣权力对专制君主集权的潜在威胁。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第7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而宋代御史台官员的病态人格, 也使御史台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怪胎”:官员“必以诋讦而去以为贤, 习以成风”, 为达此目的, 常常用语刻毒而无事生非, 甚或编造谎言进行人身攻击, 将对方置于死地。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攻讦。宋神宗、王安石主政时, 因为每有新政出台即朝议汹汹, 但又不见有人提出消除弊政的具体措施, 只得调整、贬逐御史台官员, 使得新政得以贯彻, 在当时情势下并无不妥。
对御史台官员的更换、调整、贬黜, 成为北宋朋党之争的一个普遍手段, 既非从王安石任相开始, 也未因王安石的离去而终止。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实行“元佑更化”时, 同样也是任用一批拥护废除新法的官员, 使得“更化”畅通无阻。
在梁启超眼中, 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执政能力都是超凡的:“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 其气节岳然如万仞之壁, 其学术集九流之粹, 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其所设施之事功,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于三代之下求完人, 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王安石传》第5页, 商务印书馆, 2018年1月版) 王安石是不是梁启超所说的那样的“完人”, 且容再议。但梁启超着《王安石传》, 并未如林语堂那样, 用同为伟人的苏东坡来做“垫脚石”, 无疑要比林版《苏东坡传》高明多了。
王安石辞世后, 苏东坡在为皇上起草的《赠王安石太傅敕》中, 高度赞扬王安石:“朕式观古初, 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 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 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 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 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 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 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 少学孔孟, 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 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 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 冠群贤而首用……” (《苏东坡文集》第2217页,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林语堂先生不会认为, 东坡笔下皆违心之语吧?
“在朝不蓄势, 在野不蓄财”, 这是流行于民间的对王安石的赞誉, 可谓点睛之语, 精彩至极。
林版《苏东坡传》可以不看了。期待新的史学、文学大家, 重写一部高品质的苏东坡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