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墨子"兼爱"思想的现代价值
"兼爱"思想是墨子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描述，分析出社会混乱不堪的原因为"不相爱",进而提出的改变乱世的主张，通过"兼爱"这一价值取向引导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爱互利。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洗礼，"兼爱"思想仍然具有恒久价值，其蕴含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可以为我们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指引。"只有当冲破传统文化对我们思想束缚的障碍时，才意味着我们真正跨越到现代文明的起点。"[1]
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兼爱"思想的等级制度外壳，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充实和发展思想内容，使其转化为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思想动力，并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和谐世界提供相应借鉴。
第一节 契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
墨子倡导的"兼爱"以"兴天下之利",达到"国富财足、甲兵强"、"尚贤事能、遵道利民"、"爱利万民、兼爱天下"、"刑政治、万民和"的理想愿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具有内在契合性。
一、"国富财足、甲兵强"之富强
墨子指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2],"国家富，财足用"[3],并提出假设："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4].这其中可见，墨子重视人民物质生活和国家军事实力，以期通过为政者"兼爱天下百姓"而达到民富兵强。
"兼爱"思想以民为本、为民谋利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意图与"富强"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们予以吸收和发展，树立国家富强的目标。
人民富足，是国家的真正强盛，是国家的最终目标；国家强盛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在当代，人民富足不仅体现在生活上的丰衣足食，还在生命富足的层面有所体现——即超越物质富足的精神富足、超越经济富足的文化富足。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民对精神富足的需求更加迫切，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是持续打造精神家园的过程，是社会从民富到文昌演进的过程。而国强不仅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还需达到政治和军事的强大。政治的强盛，展现在对内的国家统一和对外的国际影响力两个方面。我们认同的政治强大的理想状态，并不是依靠霸权凌驾于人，而是有风度的规范自我；军事强大的理想状态，也并不是战火纷飞，而是持续稳定的静态守备，兵强马壮，受人敬重。国家强盛的中坚力量和坚强后盾，是遵循强而不霸、盛而不骄的智慧准则，这正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内在体现。
二、"尚贤事能、遵道利民"之民主
墨子指出"遵道利民"[1]是为政者"兼爱天下"的根本所在。墨子以"天志"为标准来衡量为政者是否施行义政，其旨在为天下百姓之利而发声。这种以民利为根本的思想对于政府治理国家应"以民为主"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墨子指出"尚贤"是为政者"兼爱天下"的方式之一，以唯贤唯能为原则，否定等级特权，"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2]."尚贤"要求从天子到诸侯公卿以及各级正长均选择其所辖范围内最贤能的人担任，其前提条件是打破宗法等级差别，取消等级特权，这个条件只有在民主社会才具备。[3]"尚贤"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在向着"民主"迈近，对我们当代社会民主制度建设具有引领作用。
民主，不应受到制度或操作层面的局限，它应是一种超越了时间和地域限制、超越了技术视角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缔造的，并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建设民主国家，首先应"以民为主",顺应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需求；其次应"为民做主",政府代表人民统治和管理国家，其必然要为民做主；再次应"由民做主",这在当今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就是由广大人民当家做主，每位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在社会制度建设层面上，这体现了制度的民主，人民是统治国家的主人，而非国家统治的对象，政府受到广大人民的委托而管理国家，需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
三、"爱利万民、兼爱天下"之文明
墨子引昔日周文王治理西土一例，指其"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4],不因国大欺侮小国，不因人口众多欺侮鳏寡孤独，不因势强抢夺农人粮食家畜，如此"兼爱天下"的治道使万民获利，受到墨子的高度评价和赞誉。这种"兼爱"的价值选择，恰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文明态势，既不侵略和欺压弱小国家，也不顺从和屈服于大国强国，即使历史上遭受过战争的摧残，但仍旧不卑不亢，选择和平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狭义上，于国家，坚持正义、保持和谐就是文明之道：国家强大，不横行霸权，不恃强凌弱；国家弱小，不卑躬屈膝，不欺软怕硬，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墨子"兼爱"的态度。论及广义上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曾一时落后于人，实属历史常态，那是由旧制度向新世界新秩序转型的调整过程、是一个泱泱大国自我沉淀、自我更新的积累过程。中华文明是一种中正平和的文明，依靠着爱好和谐、崇尚和平、自我日新、中正仁和的思想发展到今天、强大于明天，它更加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骄傲 ——不是靠食肉动物的冲动强悍而发达、不是靠食草动物的温顺驯服而存活，而是以一种虽是表现柔和但更为自信、虽曾暂时滞后但更为自强、虽将走向强盛但绝不称霸、秉持民主和谐精神的人类文明而生存、而发展。当中华文明由漫长历史航道里的一时低谷朝着民族复兴稳健走来，就意味着《周易》之言 "见龙在田"[1]、天下文明之到来，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个自我革新、健康发展的全盛时代，一个引领世界现代化的中国式文明时代。
四、"刑政治、万民和"之和谐
墨子提出的视人身如其身、视人家如其家、视人国如其国的方法践行"兼爱"原则，以"爱人利人者，人必爱之利之"作为佐证，期望达到天下相爱、无欺凌、无压迫的和谐境界，即"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2].可见，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是对追求天下之大利以达到和谐状态的"兼爱"思想的吸收。当然，和谐的信念同时也从其他学派得以借鉴。儒家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3]
道家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佛家提出"六和敬"[5]的理念，要求身和、口和、意和、利和、戒和、见和。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理念，代表了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基因。我们要构建自我身心、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界的和谐，最终形成一个民主兼顾法治、公正兼顾效率、活力兼顾秩序的和谐社会。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不仅为社会建设领域提供了价值取向和价值诉求，更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而面对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为引导国家互利共赢、解决国际矛盾冲突，我们积极提倡构建和谐世界。这一思路不仅解决了我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同时为全球范围内国际政治伦理和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指引，以期实现各国和谐共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第二节 契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
墨子倡导"兼爱"以实现"饥食寒衣病侍丧葬"、主张"人无幼长贵贱"、"均分赏贤罚暴",提出"天下之明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内在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相契合。
一、"饥食寒衣病侍丧葬"之自由
墨子以例论述"兼爱"时提出，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中，应视人如己，给予饥者食物，给予寒者衣物，照顾病者，埋葬死者。这样一种"兼爱"的社会氛围给予人民的就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生存的自由。墨子提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1],更强调了给予人民施展政治抱负的自由。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性的。通常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中，我国古代社会是礼教森严、秩序井然的，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中就是缺少自由的。但这不免是一种偏见。尽管在当代我们倡导建设自由开放的社会，使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中没有对自由的向往和呐喊。墨子通过倡导"兼爱"以使百姓万民能够拥有生存和政治发展的自由，这是一种关爱人本身的情怀，对当代我们倡导的自由具有借鉴作用。
自由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共产主义最吸引人、凝聚人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现今社会中，我们倡导大多数人的、实质上的、真实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表面上的、虚伪的自由；我们倡导受到法律法规制约、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自由，不是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我们倡导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自由，不是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承受能力的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自由，强调的是让人民有机会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和成就梦想，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充实。
二、"人无幼长贵贱"之平等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2],即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年幼年长高贵低贱，都是天的子民，上天"兼食"天下人之食物，也必然"兼爱"所有人，可见墨子对于人民地位平等的追求。这种平等不仅仅局限在人格上的平等，还进一步要求人的政治地位的平等，倡导因血缘和等级差别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必须让位于以贤为能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虽然，墨子这种平等观念相较于现代社会的平等的内涵较小，但依旧对当代平等的追求在精神层面有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围绕社会平等的问题，人们在思想层面存在困惑与分歧，在物质层面也时有争端出现。随着西方国家各种平等观念的传入与侵蚀，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予以解释和回应。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上的平等体现在生产、交换和分配各个环节；关于政治上的平等，认为政治平等应当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使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依法享有平等与民主的权利；关于社会领域中的平等，重视社会保障事业与教育领域的平等，应当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从而实现个体彻底的平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与我国人民的价值观的相契合，能够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应当兼顾效率与公平，不论是在个人权力抑或应承担的义务，甚至是享受发展果实等方面，每个公民都应当平等。保障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共享文化成果，不断推动实质上的平等。
三、"均分赏贤罚暴"之公正
墨子通过论述上天对人们的"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以致"兼而爱之、兼而利之"[1]的论断，这是由人民的平等地位而提出的。同时，墨子认为为政者处事应当"不党父兄，不偏富贵"[2],通过古代文王、武王处理政事的事迹，指出他们能够平均分配，奖赏贤人，惩罚坏人，即"均分赏贤罚暴"[3],这是"兼",其内在要求之一便是公正。公正，即公平正义。公正与公平不同，不仅仅局限于无所偏袒的公平，同时重视正义的内核与正义的价值取向，可见，公正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宽泛。墨子引周文王、武王对人民平均分配一例，体现其公平性，赏贤惩恶便体现其正义性。
当然，这不是当代公正的全部内涵。社会公正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的体现，而且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体现；既是一种程序上的准则，也是一种形态和结果。我们并非仅追求平等的机会、正义的程序，还要追求结果公正，我们追求的公正应是表现于社会多方面的公正。公正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社会稳定的有利保障，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国家和社会应然的价值理念。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也正是依托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机遇和矛盾交织重叠，各阶层各领域面临的挑战和矛盾较之以往更为复杂、更为突出，统筹兼顾地维护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不断加大，这也要求我们更加现实地面对社会公正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应从国家、社会和人民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实现国家主导、社会协作的社会公正，同时，每个社会成员培养公正意识、提升自身素养。只有多个方面形成合力，多渠道、多举措创造条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才可能实现。
四、"天下之明法"之法治
墨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礼崩乐坏的无序社会，墨子的治国法律思想主要围绕着平乱求治，墨子主张效法先王之法，按照古圣王的做法来治理乱世，即"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1].墨子对于"法"的理解非常宽泛，他将"天"的意愿立为法度，实则是指引导人际交往间正确的行为规制都可称其为"法".这虽与普通意义上"法"的概念有所不同，但是，其内在精神便是通过确立规章制度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使人民有规范得以遵从。当然，墨子的"法",较多地指向规章制度层面，其内涵相较于我们倡导的法治还是相当狭隘的。
国不可无法，但立法而不善于执法，便同等于无法。即使确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若无法依循法治的思维去行事，那么法便如同虚设，不能发挥其规范和指引之用。因此，我们不仅应当确立"法制"来确保"法治"理念的吸收和运用，还应当依靠"法治"思维来指导"法制"的执行。这便是我们从以往提及"法制"转变为现在倡导"法治"的缘由。法治既表达着依法治国之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公民内心的行为准则，是以教化来转变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途径。法治观念的培养，是"防于未然之前",人们的心中培育善的种子和法的理念，使人内心之善得以践行和发扬。
法治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更代表着政治文明前进的步伐。我们政府的治国方略必须以法治为基准，如此，社会的自由平等才能够真正有所保障而得以实现。
我们应当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杜绝机械地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法治观念和体制。社会主义法治是以人民给予的权力来维护人们利益、表达人民愿望，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坚强后盾。我们最终追求的法治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身处其中感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那是人性发展由原始到高尚、由被动约束到自我规范的社会，是由法律约束到自觉守法的社会，是由"法制"管制到"法治"治心的社会，也就是人们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的社会。
第三节 契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
墨子倡导"兼爱"以表达希望实现"国治"、"兴天下之利"的内心情感，引导天下各阶层人民均"竭力从事",指出"言行犹合符节"的修身之道，提出"爱人若爱其身"的交往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相契合。
一、"是以国治"之爱国
"兼爱"主张是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思想体现，在《墨子》书中多篇均提及"国治"[1],并多次阐述"兴天下之利",墨子通过"兼爱"谋求的是天下大利，最终期望达到的是国家得到治理、人民生活安康。对国家安定的期望和对天下人民的爱，其内涵便是爱国。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中尤其看重个人爱国品质，爱国是公民最为基本的内心约束和行为准则，同时是中华民族具有的内在文化素养和道德要求。
当然，今天我们倡导内涵更加丰富的爱国。首先，爱国体现在对国家疆土的爱。热爱祖国，首先体现在热爱国土上，像爱惜身体发肤一样爱惜每一寸土地、像痛惜生命陨落一样痛惜每一分沦丧。疆土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比疆土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所以，爱国也体现在对所有国民的爱。
爱国更重要的体现在对民族团结的维护、对人民生存的关爱。这也是墨子"兼爱"思想传达出的智慧，是应当传播为全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再次，爱国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爱。中国文化是坚守主体思想又吸收异族成分的文化，经历坎坷发展，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守护中华民族完整性、独立性和多样性的文化万里长城。如果说传统的爱国观，主要仅仅表现在对有形疆土、国民生存的关注，那么在全球视野下，不论当下还是未来，我们当代人的爱国观，应表现在更为重要的无形层面，更多关注并爱护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和国际形象。我们应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国家向前进步，推动人民物质生活的充实，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的富足，简而言之，国家的进步建立在个人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个人在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推动社会、国家和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将个人与国家的进步达到和谐统一。
二、"竭力从事"之敬业
墨子提出"庶人竭力从事，士竭力从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2]的要求， "兼爱"必须落实到人人"竭力从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维护社会有序运行才能达到人民相爱相利，这便是我们所提倡的敬业，中华民族也正是由于敬业精神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随着全国范围内接连出现"最美教师"、"最美战士"等诸多敬业形象，敬业的个人品质为当前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公民精神风貌上亮丽的风景线。可见，在个人工作岗位上以尽职尽责为荣，以敬业奉献为美。敬业与否是衡量公民职业道德的标准，是公民职业行为的准则。敬业的内在品质要求公民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不断培养和提升事业心与责任感，以较高的职业素养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以崇高的职业理想激励自身不断进取的斗志。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在于其社会发展是否有活力与效率，归其根本，离不开个人的内在素养和外化行为，也离不开社会组织中的工作者勇于承担、乐于奉献的精神。在人们现实工作中时有推诿、消极的情况发生，但个人敬业素养的培育和确立，能促使人们达到积极向上"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工作状态。如此，社会发展之动力便不会衰竭，国家发展便不会停滞。敬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是每位公民奋发向上的目标，是实现个人梦想的现实基础，也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不竭源泉。
社会需要公民敬业尽责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培育"美在敬业"之社会风气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与现实需要。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自身岗位的尽职尽责上。没有敬业的社会风气，便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敬业的行为准则，则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重视敬业这一道德准则的重要性并培育敬业精神，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敬业的价值取向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与规律使然。
三、"言行犹合符节"之诚信
墨子在《修身》中明确指出"言不信者行不果、行不信者名必耗"[1],已提出"信"是个人修养的必要因素；在《兼爱下》中再次提及"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2],即一定要有信用，让言论和行为像符节一样契合，又一次强调了"信"的重要地位。而"兼爱"一方面要求对自己诚，达到发自内心爱人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求行为与内心的统一，将爱外化于人。墨子在论证"兼爱"思想的过程中，以言行相符为前提对其理论进行假设和推断，表明在墨子心中，诚信已是不可动摇的准则。在理论上，墨子主张"兼爱而非攻",引导天下人相爱相利，否定并谴责战争行为，而在行动上，墨子也不遗余力地阻止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实践家，墨子也以自身行动诠释着"言行相符"的诚信。
所谓"诚信",于己应"诚",是一种内心的自觉，没有达到心诚，信之行则是刻板教条、僵化的思维、形式主义的空洞。所谓"诚信",于人应"信",体现在信守承诺、言出必行，这是内心在行为上的验证。于内不欺己，于外不欺人，从而达到自身内外的统一，这便是诚信之本质。同时，诚信也是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人际交往中的信任。
当前社会中诚信缺失和信任危机的现实时有发生。市场经济主体因盲目逐利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网络通信中的诈骗事件、政府诚信缺失等问题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与威胁。无论是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诚信始终是个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也是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诚信经济，经济主体应在自觉遵循这一行为准则的基础之上，着重塑造诚信这一无形资产。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应培育诚信品质，严格遵循诚信准则，以诚信的人格魅力构建言行统一的诚信社会，以良好的信用交往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
四、"爱人若爱其身"之友善
墨子"兼爱"主张"爱无厚薄",倡导爱人如己，通过"爱人若爱其身"[1]的准则施爱而利人，期望冲破人际交往中的种种限制，从而形成"相爱的陌生人社会",这种思想的道德指向便是友善。友善可解构为"友"和"善"."友"即友好，表现出内心的友好，这是行为准则，是外在表现；而"善"则是善良，心怀善意，这便是内在要求，是个人内心的态度。若只重视外在表现出的友好而不符合内心的真实情感，便是伪善，若只论内心的善意却不外化于行为，则达不到现实效果，内心的善也无从体现。因此，"出于善意的友好"才是对"友善"完整的诠释和理解。
友善不仅是对当今世界友善、宽容的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也是提炼为自身指导思想的行动。友善意味着尽力去理解和尊重对方，意味着以和平、平等和文明的方式去对待一切相处对象，表现在不分国家强弱，不分人民贵贱均应得到平等对待，相互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和正当权利。这也是墨子"兼爱"思想所传递出的平等和友善。与此同时，友善还意味着我们文明素养的提升。人类文明史延续长久，但是人类间的战争和相互伤害从未停止，正是由于"与人为善"的道德思想还没有得到人类的普遍认知，人们易于把他人当作工具，利用他人而不是为他人着想，不能"友善"对待他人。
我们提倡友善，呼吁与人为善、与物为善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善待亲人以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善待万物以形成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2].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当今世界通行的文明思想理念，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们日常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人与人若能友善相待，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幸福和美满，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安宁，人类将会变得更加理性和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