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文学研究的 “目的”元素
当下，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多恋留于 “总体叙述”，而较少深入到比较文学研究的 “具体结构”。比如，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一个潜在的重要构成元素———目的———常常被忽略了。学界普遍缺乏目的论意识，到目前为止，未见有学者将之上升到一个学理高度。本文试图对比较文学研究进行目的论向度的分析，以弥补、填补这一缺憾。
目的论是以目的为视角而阐释世界的一种学问。在解释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目的论认为，目的是预先规定事物、现象存在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根据。因为目的对活动的重要制约作用，在一些领域中，因运用了目的论去阐释世界现象而形成了次生学科，如哲学目的论 ( Teleology) 与翻译目的论 ( Skopos Theory) 等。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密尔 ( Hans Vermeer) ，将 “目的” 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以行为理论 ( Action Theory) 为基础建构了翻译目的论。他把人类的行为定义为 “发生在一定语境中的有意图、有目的的行为，它既是语境的组成部分，又能够改变语境”。Vermeer 把翻译视为人类的一种行为，而一切人类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行为。翻译行为的实施正是为了达到某种目标或目的①。Vermeer 的翻译目的论提醒人们观察事物本质的目的视角。作为人类一项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活动，与翻译活动具有共通性，同样存在一个目的、意旨。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 不仅适用于翻译学，同样对比较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翻译相比，比较文学研究与目的论之间存在一种更为天然的密切关系。从 “比较文学”的学科名称可知，不管是汉语，还是法语、英语，它均由 “文学”和 “比较”两个元素构成。
沿着这两个元素往深层次探进，便可到达 “复数文学”与 “比较目的”。“复数文学”是指比较学者对各种文学之间关系的总的观点。 “比较目的”则涉及到比较学者所立足的目的与意旨。
“比较文学”的中心词虽是 “文学”，但实质上， “比较文学”已不仅是 “文学”，而更是 “比较”，即 “对各种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即是说，它的中心词是 “文学”，但核心词应是 “比较”。“比较”即 “研究”的一种方式、手段，因而 “比较文学”常常与 “研究”紧连在一起，组成 “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与 “研究”总离不开一个目的指向，人们在 “比较”与 “研究”时，总统率于一个先在的预设目的，并不存在离开目的的 “比较”与 “研究”活动。
二、“目的”在比较文学研究 “形态”( “学派”) 中的聚力作用
目的论为我们解读比较文学研究的结构开启了一扇窗。在形形色色的比较文学 “形态”中，学者的目的指向举足轻重的聚拢功能。例如，作为 “形态”之一、在历史上形成的 “学派”中，“目的共同体”是其构成的重要聚力。本文通过对三大 “学派”的目的论解读，以揭示目的在其构成中的作用。这三大学派分别是: “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与 “中国比较文学”。
( 一) “法国学派”的目的;事物诞生的语境是考察事物本质及其目的的重要依据。虽然，我们从 “法国学派”可知他们的比较文学是指国际文学关系史，是文学—历史源流的比较考据，是注重事实性联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从这一简要的定义中，还是难以解析 “法国学派”深层的目的意图。只有当我们走进“法国学派”诞生的历史语境，才能较为清晰地发现它的目的动机。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后期 ，欧洲在近代人文运动思潮中出现了一种被布吕奈尔 ( P． Brunel)等人概括为 “比较主义”的科学新潮: 维居叶写出了 《比较解剖学》，布朗维尔写出了 《比较生理学》，科斯特写出了 《比较胚胎形成学》等，他们致力于人类自身生物性的科学研究。1821 年前后，这一研究从自然科学延伸到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了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比较文学便诞生于近代这个 “比较主义”盛行的历史语境之中。
其中，对比较文学最为直接触动与启示的，要首推比较语言学。该学科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但丁 ( 1265—1321 ) 的 《论俗语》( 1786) 。但丁在 《论俗语》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在一定的不同地域里，不同的语言、方言，可能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母语，该母语经过历史时间洗刷以及地理的扩散而发生疏离、分化，而最终分裂为现存的各种方言②。继但丁之后，语言学家威廉·琼斯( 1746—1794) 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引人注目的观点，他宣称梵语和欧洲语言之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正是在但丁、威廉等大家睿智之光的启示下，诞生了举世瞩目的语言界 “施莱歇尔成果”。
施莱歇尔 ( Schleicher，1821-1868) 基于语言通常的变化的共有特征，把语言分为若干语系，在这些语系的源头，拟设一个共有的母语，就如一幅语言的系普树。通过对不同语系共性、对应关系，可以寻溯到这个母语③。正是这个哥伦布式的 “施莱歇尔成果”，触动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神经。作为语言学的毗邻学科，是否也存在着有待发掘的 “施莱歇尔成果”? 这即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定位、创建的初衷。辜正坤这样推测，比较文学的产生与当时赫赫有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启示有关。当时的比较语言学正是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梳理出了一个印欧语系语言家族的系谱，这在语言界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天动地。比较语言学的非凡成果对比较文学来说，具有强烈的启示效应①。
辜正坤还从词汇学方面证明了比较文学对比较语言学的效仿足迹。他说，比较语言学的核心词语 Comparee 一词，可用于对事物或同或异的比较，但更多地用于趋同的比较。比较语言学派正是用该词表达他们对语言相似点的不懈寻求。Litterature Comparee 的创建者们用上 Cormparee，在下意识里正是企图能踏上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足迹，渴望能取得有如比较语言学一样的硕果②。
当我们再看看法国比较文学家维尔曼的一段重要言论时， “法国学派”的真实目的便豁然明朗了。维尔曼在其法国文学课讲稿着作的第四卷前言中表明，要通过制绘一幅详细的比较图表，描述法国给予国外文学的东西，以及它从国外文学所接受的东西③。
面对比较语言学家成功地描绘一幅印欧语系系谱树的版图， “法国学派”企望能步其后尘，勾勒出一幅类似印欧语系系谱树的文学系谱图。这正是其真实目的，而正是这一目的驱动，使“法国学派”形成了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致力于事实性联系的实证研究的 “法国学派风格”。
( 二) “美国学派”的目的;“美国学派”是在与 “法国学派”的对话与论战中诞生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雷纳·韦勒克是该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责 “法国学派”过分强调事实、科学与历史，过分关注翻译、游记、媒介等文学作品之外的东西。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应是活生生的作品而非干巴巴的事实，应把重心放在 “文学性” ( literariness) 上。韦勒克极为反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非文学倾向，他提出，应该把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如思想史研究、宗教研究、政治研究等区分开来。他说，有不少所谓着名的比较文学者，其实并没有将文学放在本体位置，而是热衷于公众舆论史、民族性格、或旅游感想等，也就是说，他们把文学研究扩大到文化史、人类史研究，这将会阻碍比较文学的进一步深化，所以，提出应该坚守比较文学的 “文学性”，恪守文学艺术这个美学中心④。
另一位美国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也认为: “美国比较学派实质性的主张在于: 使文学研究得以合理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文学作品，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导致对那个作品的更好的理解。他们认为，……许多研究所探讨的都是文学的那些边缘问题，他们不是越来越接近文学艺术品，而是越来越背离它。”⑤可见，“美国学派”强调的是 “文学性”、“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而不是非文学、非美学的东西。这即是 “美国学派”的目的主张。
另外，从亨利·雷马克提出的 “跨学科研究”主张，我们同样可窥见 “美国学派”对文学性、审美性彻头彻尾的追求。尽管这一主张备受非议，但它却是 “美国学派”热衷于 “文学性”的绝好自证。“跨学科研究”是指雷马克把比较文学的领域扩大到 “文学与别的知识和信仰……的关系研究”。
为什么雷马克会提出这个自相矛盾的 “另一跨”呢? 本文认为，他的内在思路是: 只要有助于探索 “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 即文学性) 的目的，只要与文学进行比较，都可列入比较文学的行列，其中包括了文学与其它学科 ( 非文学) 的比较。这实质是无限地依就于目的论，而放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范畴——— “五跨”即 “跨民族、跨语言、跨国家、跨文化与跨文明”。“五跨”中的 “跨”与 “跨学科”中的 “跨”不是同一回事，前 “跨”是要跨越语言、民族、国家、文化、文明之墙，而后 “跨”则只是跨越学科 ( 随着在后学语境下学科疆域的淹通，跨学科的提法已越来越失去其意义) ，是一种墙内之 “跨”，这实际上已离开了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范畴。然而，这一提法依然得到了部分学者 ( 包括我国一些知名学者) 的拥护，如，卡尔·布朗在 《音乐与文学》便说: “跨学科研究也可以因为注重了研究的文学性，突出了以文学为归宿点，而取得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①布朗其实已经道出了将跨学科研究划归于比较文学的范围的真正理由————目的为文学性。一旦文学性成了目的且无限地膨胀目的———甚至溢出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前提范畴，就有可能走向 “跨学科研究”; 一旦把文学性当作高于一切的宗旨，比较文学就可能走向文学理论。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所着的 《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便是一个例证。可见，“美国学派”的 “文学性”目的与追求，成了该派形成的最核心聚力。
( 三) “中国比较文学”的目的;如果说 “法国学派”诞生于前文所说的 “比较主义”科学思潮的历史语境中，“美国学派”产生于与 “法国学派”的论战中对文学性的追求，那么，“中国比较文学” ( 主要指二十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 则催生于启蒙与救亡中。
汉语 “比较文学”于 20 世纪初由西方经日本传进中国，结胎于中国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在国家内外交困、生死存亡的情况下，积极倡导新 ( 西) 学，寻求新知于异邦。在学术/文学上，表现为对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着作的大规模译介。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即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的。着名翻译家傅东华 ( 1893-1971) 翻译了洛里哀的 《比较文学史》 ( 1930) ，诗人戴望舒 ( 1905-1950) 翻译了梵·第根 ( Paul VanTieghem，1871-1948) 的 《比较文学论》 ( La Littérature Comparrée) 。在国难深重时期诞生的中国比较文学，使它无法与欧洲一样进行纯学理的研究与辩争，而是秉承了中国学术/文学传统，立足为现世服务，以救亡与启蒙为己任，以有益于救中国、有益于中国为指归。
例如，胡适 ( 1891—1962) 认为，比较文学应有助于改造国民性。他以 “六朝至唐的三四百年中间，西域 ( 中亚细亚) 各国的音乐，歌舞，戏剧”对中国文化产生良好的影响为例，倡导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去获益于西洋文学， “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②。胡适实际上接受了明恩博 ( Artbor Smith) 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观点，把文艺比较研究看作是改造国民性工程的一部分③。
再如，比较文学家叶维廉把自己走上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的道路，归因于战争的逼力、文化的郁结。他说: “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是产生于一种长期的文化郁结。我自小家中贫穷，战争期间我的家乡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那时候，我的母亲希望我做一个医生，可是我却选择了文学。鲁迅说过: ‘我们需要医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是心。’我当时在冥冥中就有这种感觉，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去做，……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对中国进行了领土、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多重侵略，把中国赶到了希望的绝境。这使得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华文化即将被摧毁具有沉重的忧患意识，担心中华文化被扭曲，被污染，被殖民化; 进而产生出一种使命感，要继承和保护中国文化。”
④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也悟感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现实关怀特征，她说，当比较文学在西方成为明日黄花时，在其它地方却因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身份焦虑而获得卓有成效的发展。诸如在中国、巴西、印度，或是许多其它国家，均用比较文学方法来探讨本土文化与外土的关系等问题⑤。这里，巴斯奈特已点出了中国比较文学 “卓有成效”与 “民族意识觉醒”的内在关联。
乐黛云等这样概括: 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内在逻辑看，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发展、繁荣，其根本的原因是，与中国近代转型与现代化追寻相始相终，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与 20 世纪中国发展的历程相契相吻，特别是迎合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①。乐黛云等也道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 经世致用、务当世之务依旧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旨归。
从上述三大比较文学 “学派”的目的论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目的旨归导致了不同的图景。“法国学派”是为了描绘一幅欧洲文学的系谱树之图，“美国学派”是为了探索文学审美的规律，“中国比较文学”是为了经世致用、务当世之务，从而构成了三大 “学派”的图貌。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 目的元素是构成比较文学研究 “形态”或 “学派”的重要聚力。
三、“三为”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取向
通过对三大 “学派”目的元素的透视，揭示了目的在比较文学 “形态”( “学派”) 中的重要参构作用。基于这一重要的参构功能，本文通过以目的作为衡量单位，对当下纷繁复杂的比较文学研究势态，进行一次梳理。根据目的视点层面的不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取向分为常见的三态。其一，文学 ( 审美) 为目的; 其二，文化 ( 文明) 为目的; 其三，对话 ( 交流) 为目的。
其一，“文学为目的”。“文学为目的”是教科书中最为常见的提法。陈惇、刘象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 “文学为目的”的比较文学研究。他们强调: “所谓文学性，是指我们研究的内容和重点都必须是有关文学的，而不是别的学科和领域的。……我们的研究应该始终是对文学内在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文学外缘的研究。”②“比较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从近处讲，比较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本质和文学发展的动因。……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文学规律。这也许是比较文学之所以对于青年们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布洛克分析得对: ‘攻读文学的学生为摆脱民族和语言的束缚，以便使文学研究接近文学的本质，也越来越转向比较文学’。”
③杨周翰有一段话，同样表明了他对 “文学为目的”的认同。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是有益于文学史。一个民族的文学必然与其它民族文学在互动中发展。要厘清本族的文学，必须借助与外族文学的比较，或潜比较，从而把握本族文学本质。其二，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可通达世界文学理论的共性绿洲，在依单一本土的文学则无法达到。
④与杨周翰、陈惇、刘象愚等一致持文学性作为研究目的的学者，在各种教科书或着述中随处可见。其中，“美国学派”可谓追求文学性的突出代表 ( 如上文述) 。 “文学为目的”成为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最为传统的一种研究取向。
其二，“文化为目的”。文学之间一旦比较，其研究方向就有可能游离文学域地，而转向非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比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和途径。”⑤“文化为目的”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目的方向。“文化为目的”比 “文学为目的”的视野更为广阔，这种比较文学研究常常涉及异质文明之间的文学比较，而不只是同一文明或同一文化体系内的文学比较。
本文认为，随着从同质文明内的文学比较扩延至异质文明之间的文学比较，必然导致目的从“内”( 文学) 向 “外” ( 文化) 拓展，从文学层上升至文化层。因为一定的文学总是根植于一定文化，异质文学的比较，归根到底要透过异质文化的阐释而阐释。法国学者伊夫·谢佛莱尔在《比较文学与心态史: 竞争还是合作》中，论证了文学研究与心态史学相互结合的必要，并提出“语境化”研究，指的是对文学外部条件的研究，其目标必然要指向社会的文化背景，实际也就是指向文化研究⑥。伊夫在这里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比较研究一旦在异质文化或异质文明之间进行，原来的 “为文学”就有可能被 “为文化”所纠缠或改写。难怪有学者担心，当比较文学处于跨异质文化的语境下，就有可能被比较文化的大潮所 “代替”、所 “淹没”。
刘象愚这样总结比较文学的目的从文学到文化的变化: 如果说七十年代以前关于比较文学自身的争论仍在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话……进入八十年代后，比较文学大规模地趋移文化研究，从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所呈交的论文可知，纯粹的文学研究已日渐稀少，关心哲学、语言学、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等文化层面的则不断涌现，这些论者不再关心文学性，而是关注不同文化的融合与碰撞问题①。刘象愚的这番总结不能不说道中了比较文学当前的一个重要走向。
“文化为目的”的研究，成为当今比较文学一个声势浩大的派势。
其三，“对话为目的”。“对话为目的”与 “文化为目的”的内涵有重叠部分，也有异同之处。对话涉及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范畴更广、视界更高。法国比较文学者艾金伯勒 1963 年总结 1958 年教堂山和 1962 年布达佩斯大会后，发表 《比较不是理由: 比较文学中的危机》。他提出 “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意在提倡将世界各种文学视为全人类的互有的整体与共有的财富。
比较文学作为促进人们相互理解、人类文化和进步的事业。这里，他已经明确把比较文学当作一种 “促进人们相互理解”( 即对话) 的媒介。梵·第根在现代文学史第四次国际大会上的报告用了这样的题目: 《作为国际理解工具的比较文学》②。这里的 “国际理解”即达到 “更广泛更丰富的人道主义，更能使国家之间相互靠拢”是目的，“文学比较”只是达到目的的 “工具”。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袁鹤翔认为: “中西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分支，它跨越国界地比较东西方文学作品，并通过各国思想的交流和比较取得相互了解，它不是否定某一民族传统的独特性，而是在新的领域中阐明它，这样就使比较文学同时也成为一种国际联系的媒介。”③这是把比较文学研究当作媒介的最直截了当的表述。
把对话当作目的最强音，首推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她在多种场合提及 “对话为目的”的主张。她提出，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进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对话时代。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为旨归的比较文学将在这一文化对话时代中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比较学者应站在新世纪时空的制高点，敞开双手，拥抱世界古今中外的各族文学，构建沟通人类心灵的对话桥梁④。乐黛云又说: “当今世界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数百年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而形成的西方列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平等对话、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时代己经开始。为了迎接这样的时代，有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自然出现。”⑤，她认为，比较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一种跨文化对话，它应该对各种文化的交流、对话做出积极的响应，去开启人类各种族群那些封闭心灵门户。她还号召人们以新的视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观审比较文学的使命。她说: “比较文学也必然相应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核心，就是通过文学，进一步推动跨文化对话，共建一个非单边统治的多元文化共存的未来。”⑥乐黛云等提出的 “对话为目的”，赋予了比较文学研究一种崇高的使命，再次把比较文学研究推进历史潮流的浪尖，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另一种重要趋向。
通过上述 “三为”的透视，使当下的纷繁复杂的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清晰的结构形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目的元素在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起的参构作用。
四、目的论向度分析的学理价值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论向度分析，不仅可以解读历史上比较文学 “形态”形成的缘构，而且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势态提供了分类的逻辑依据，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 “为文学”、“为文化”或是 “为对话”，或 “为其它”，均可构成一种精彩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目的不同的各种比较文学研究中，不能互相否定，不能轻易地以顺应时代精神的 “对话”去否定寻找传统美学规律的 “文学”，也不能以恪守传统的 “文学”而否定对世界关怀的 “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乐黛云曾批评的 “很多人还是用老的定义和老的眼光来看待比较文学”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每一种比较文学研究均有其自己特定的内在目的与目标，而正是这一个目的构成了独特的风貌。
第二，使比较文学的 “部分”( 即目的) 变化混同于比较文学的 “整体”( 本身) 变化的欠缺表述得到厘清。长期以来，在不少比较文学的着述中，常常可见这样的表述: “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转向比较文化”或 “比较文化淹没比较文学”等，这些述说貌似无误，实际上却犯了一个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逻辑错误，即把目的从 “文学”到 “文化”的变更，当成了整体从 “比较文学”到 “比较文化”的转化。其实，变化的只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构成要素之一的目的，而不比较文学本身的整体。比较文学的基本构成即 “不同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卡勒 ( Jonathan Cu1ler) 针对伯恩海默提出的 “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应向文化研究转移”所言，他说: 比较文学应该以文学比较研究作为中心，正如他发表的论文之名所言: 《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 “文学”》。
从 1997 年荷兰莱顿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可以得到更为明显的说明，该次大会的主题是 “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这里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文化记忆”是目的，“文学”是达到 “文化记忆”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整体的文化转向———变为比较文化，而是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在新语境下的目的变迁———从文学到文化。
比较文学者严绍璗已觉察到比较文学研究中 “文学”与 “文化”的张力问题，他说: “( 比较文学) 如果完全控制在 ‘文学’的范畴内进行，它会感到空间的局促和视野的遮蔽; 如果突破 ‘文学的边界’而把它延伸到例如 ‘文化’的范畴内，又可能如脱缰的野马，假如没有控制的力量，就会跑到离中心点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去了。”
①从中可看出严绍璗对比较文学中 “文学性”与 “文化性”的深入思考。但他同样没有梳理好其中的逻辑，而让人感到含糊、困惑。怎么可能将比较文学 “完全控制在文学的范畴内”? 又怎样能 “突破文学的边界而以延伸的文化的范畴内”? 这里的问题是缺少了一个自觉的目的论意识。如果以目的论为视角，用 “目的为文学”与 “目的为文化”的话语进行重新表述，则可使这段话变得更加明晰明朗起来。
通过目的论向度的透视，让我们较为系统地认识到目的元素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参构作用，以及各种目的的等值性，同时从学理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将比较文学的 “部分” ( 即目的)变化混同于比较文学的 “整体”( 本身) 变化而造成的误解与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