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坛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独树一帜的文学流派,其作品特点是用冷酷戏谑的口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讲述人世间的罪恶、死亡和痛苦,突出人物周围环境的荒诞和社会对个体的压迫,营造既滑稽可笑又残酷可怕的艺术氛围.这一类文学作品怪诞离奇,复杂怪谲,美国作家弗里德曼为它们取了一个别具匠心的名字-黑色幽默(black humor).随着大量杰出的黑色幽默作家和作品的不断涌现,"黑色幽默"成为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而这个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约瑟夫 海勒和库尔特 冯内古特.
自黑色幽默小说问世以来,评论界关于该流派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大多数的评论家将焦点放在探讨小说的艺术特色、人物刻画和主题思想等方面,尤其突出其"反英雄"、"反情节"、"反线性结构"的后现代艺术特征和作家关于战争以及60 年代美国社会现实的主题思考.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作家作品的分析,缺乏对黑色幽默作家之间横向的联系和探讨.纵观黑色幽默的两位代表作家约瑟夫 海勒和库尔特 冯内古特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不难发现,两位黑色幽默的巨擘在人生经历、人物创造、写作意图和艺术特色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位作家都经历过"二战"的洗礼,一个是美军空军中尉,执行了数十次飞行任务,九死一生,另一个战时被俘,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中侥幸生还.死亡的恐惧和战争的阴影时时在他们心头萦绕,他们不约而同又塑造了同样受到战争创伤的约塞连和毕利 皮尔格里姆,通过回忆,约塞连和毕利平复了创伤,两位作家也通过写作走出了阴霾.在创伤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比较海勒和冯内古特在战争中的创伤经历,分析小说主人公约塞连和毕利的创伤与复原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两位作家通过写作治愈战争的创伤,为自己的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
一、海勒和冯内古特的创伤经历
美国当代着名作家约瑟夫 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以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1961)首开黑色幽默文学的先河,被公认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自小说出版以来,评论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关于小说的语言、人物、结构、叙事、幽默等方面的评论层出不穷,但对小说的战争主题进行挖掘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原因在于海勒多次在演讲和访谈中弱化战争对这部作品的影响.在 1975 年的一次采访中,海勒再次重申,"我已经说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并不是关于二战的小说.它实际是关于冷战时期,朝鲜战争时期甚至可能是越战时期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小说."[1]
然而事实上,海勒本人的战争经历对这部小说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许多角色和事件都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进行加工创作而来,在上述的采访中,海勒罕见地承认了这种影响:"几乎所有的真实细节都来自于我在二战中作为一名轰炸手的切身经历……小说中的大多数任务都是我真正执行过的."小说中让约塞连逐渐疯狂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不断增加的飞行次数,另一个就是机枪手斯诺登的死.不断增加的飞行次数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二战中欧洲南部战场的真实反映.海勒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到,当他于 1944 年初被派到科西嘉岛执行任务的时候,规定的飞行次数已达到 50 次,随后旋即增加到 55 次和 60 次.当他离开战斗岗位不久,任务已经增加到 70 次.
小说中约塞连亲眼目睹机枪手斯诺登死前的惨状,从而深受打击.而这一切也是海勒亲身经历过的.1944 年 8 月 15 日,海勒在阿维尼翁执行第二次飞行任务时,遭到了敌军高射炮的猛烈攻击.
他所在的飞行小组中有数架飞机被炮火击中,无人生还.完成轰炸任务后,海勒乘坐的 B-25 轰炸机匆忙返航,可就在那时,危机出现了."飞机的尾部似乎脱落了,我们在急速下坠……我紧张地连手指都不能动弹,我坚信难逃此劫,我们会像几分钟前被击落的飞机一样坠毁."万幸的是,飞机很快恢复了平稳,得知机枪手受伤之后,海勒爬到飞机的尾部,看到了与小说中斯诺登受伤时相同的景象:高射炮的弹片穿过了飞机,撕裂了机枪手的腿部,露出了椭圆形的巨大伤口.这次任务之后,海勒对战争的危险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要杀我,我要回家.毫无疑问每次执行任务时他们想把我们全都杀光.他们想杀我.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心惊胆战."[2] (181)而这种对战斗的恐惧也被延续到了小说里,成为约塞连的典型特征.在完成规定的 60 次飞行任务之后,海勒再也无心恋战,选择乘船回国,并在以后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坐飞机旅行.
库尔特 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派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 1969)一经问世,就成为畅销书,被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牌".与海勒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冯内古特也是一名二战退伍士兵.德裔美国人的身份使冯内古特在战争之初坚决反对美国参战,但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改变立场,应征入伍,远赴欧洲战场.1944 年 12 月 22 日,他在着名的保吉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一座文化历史名城.1945 年 2 月 13 日,英美空军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对德累斯顿进行狂轰滥炸,整个城市摧毁殆尽,共有十三万五千人在空袭中丧生.冯内古特因为被关在五号屠场的地窖中,才在这场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中幸免于难.亲身经历德累斯顿的毁灭是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成为数十年来一直困扰他的战争创伤.
惨痛的经历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却因为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动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遗忘.在 1973 年的一次访谈中,冯内古特承认有一段时间他记不起德累斯顿轰炸的真实情况,"我曾经把整件事情都忘记了……事件的中心被拉出了我的记忆."朱蒂斯 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认为"创伤事件会切断功能之间正常的统整性.受创者可能会经验到强烈的情绪,但却记不清楚事件;或者,会记得所有事件的细节却没有情绪在内.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长期的警觉和烦躁状态中,却不知何以为此."创伤记忆被意识所压迫,使冯内古特不能完全记起整个事件,但压迫的记忆又时时折磨着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久违的哪个朋友接通线路."海勒的"怕"和冯内古特的"病"都是战争创伤的体现,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生死即在一瞬间,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受创者感到恐惧、愤怒、悲伤和无助,这种创伤记忆和由此产生的情绪即使在危机过后,仍停留在他们的潜意识层面,从而干扰他们的意识活动和正常生活. 然而,与其他战后创伤官能症患者不同的是,海勒和冯内古特不是在自怨自艾中了却残生,而是不约而同地拿起手中的笔,通过创作,书写历史,从而治愈伤痛,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中的创伤与平复
《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是海勒和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也是至今影响最大的黑色幽默文学作品.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糅合了海勒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描写了美军在意大利皮亚诺萨岛上的一个飞行大队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一系列事件.《五号屠场》的焦点则是冯内古特经历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德累斯顿空袭.两位作家在创作中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不仅颠覆了传统战争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创作了约塞连和毕利 皮尔格里姆这两个"反英雄",更解构了线性叙事模式,运用黑色幽默的语言,重建了一个后现代的小说世界.很多评论家都从荒诞性和后现代性方面解读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事实上,小说中的"反英雄"形象和混乱零散的叙事皆来源于小说主人公的战争创伤.
《第二十二军规》的主人公约塞连上尉是美国驻意大利皮亚诺萨岛空军基地的轰炸手.按照规定,完成一定数量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即可不再飞行,可基地的指挥官为了一己私利,不断增加飞行次数,约塞连本应早被送回国,可那无处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迫使他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任何飞行任务.最后,约塞连决定乘飞机逃亡瑞典,以表示对战争和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反抗.
与传统战争小说勇敢无畏的军人形象不同,海勒笔下的约塞连是一个疯狂、懦弱、乖僻、贪生怕死的小人物.在约塞连看来,到处都是疯子,别人都憎恨他,一直合谋想害他.恐惧使他如惊弓之鸟,每天都在想尽办法逃避飞行任务.然而,无论是装病住院,还是更改指挥地图,亦或是在食堂的伙食中加肥皂水,约塞连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制度和战争的迫害.最终,他决定逃往瑞典,"我并没有逃离我的职责,我正冲着它跑过去呢.
为了救自己的性命而逃走,这根本算不上消极."[5] (443)纵观全书,约塞连同他的创造者海勒一样,时时被恐惧所笼罩,认为人人都想杀他,而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后一章,他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到底是什么事件使他获得这么大的勇气呢?
那就是约塞连终于能完整清楚地回忆起战友斯诺登临死前的整个过程.约塞连关于斯诺登的记忆贯穿了整部小说,无论是无意迸发出的"去年的斯诺登夫妇如今在何方"还是片段地记起斯诺登的伤口和他临死前的话语,约塞连的潜意识里一直深深埋藏着那段痛苦的回忆.他的恐惧、彷徨、懦弱和挣扎全都来自于阿维尼翁的那次飞行任务,斯诺登的死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他的世界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小说倒数第二章中,约塞连终于回忆起了整个事件,弗洛伊德认为当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那些症候就随着消失了.约塞连的回忆治愈了他的战争创伤,更给予他无比的勇气,使他能反抗强权的压迫,大胆追求新的生活.
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相似,《五号屠场》零散的叙事结构也是源于对创伤记忆的找寻与恢复.小说主人公毕利 皮尔格里姆作为随军牧师助理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协助的牧师,就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累斯顿,随后经历了那次大轰炸,并侥幸生还.1945 年退伍之后,毕利继续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并与学校创始人的女儿订婚,而后就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小说运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将毕利的战争经历,战后生活与幻觉中在 541 大众星上的所见所闻交织起来,形成时空交错的非线性的叙事模式,很多批评家将毕利的"时间旅行"归结为作者对小说形式的创新或是对美国社会荒诞和混乱的嘲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的开头,读者就了解到毕利有时间痉挛症,无法控制下一步的举动.失去对时间控制能力的毕利精神错乱,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穿梭跳跃.然而,这种跳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毕利在战争中惨痛的经历--德累斯顿大轰炸密切相关.
每当毕利在意识层面努力回忆起自己在战争中经历的那场浩劫时,潜意识就千方百计用各种因素对其进行干扰,造成毕利的回忆总是断断续续,杂乱无章.因此,毕利的"时间旅行"与约塞连的疯狂躁动以及冯内古特的夜半酗酒一样,都是创伤官能症的体现.最后,毕利终于回忆起了那个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在毕利和妻子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四个验光配镜师为毕利唱起了男声四重唱,听完歌后,毕利面无血色,好像心脏病发,他"使劲儿想着这四重唱演出小组对他造成的影响,许久以前的一段经历又蹦了出来.
他这次没作时间旅行,而过去的情景却闪现在他的脑幕上."毕利记起来的正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随着记忆被唤起,整个故事也到达了高潮和尾声.很多评论家都认为毕利这个人物消极被动,是个宿命论者.英国评论家托尼 泰纳(Tony Tanner)认为毕利"抛弃了西方人焦虑、道德和悲观的观点,接受了一种平静无为的消极思想."不可否认的是,毕利在恢复记忆之前确实抱着消极和苟安的态度,但这种消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战争创伤造成的精神麻木(psychic numbing).在记忆恢复之后,他立刻做出一系列重大的举动:在纽约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发表讲话侃侃而谈摆脱时间羁绊的问题,在埃廉市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描述 541 号大众星上的生物,根据大众星的时间观和宿命论创建宗教吸引了无数追随者……毕利关于死亡和时间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是体现了作者冯内古特的悲观和屈从,然而,事实上,毕利并不是要求人们对死亡或是战争抱有一种超然的接受态度,而是在提醒人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由于我们的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正是这些责任和义务使人们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当毕利预言自己的死亡时,他对信徒说:"是你们回家看你们的妻子儿女的时候了,也是让我死亡片刻后再活转来的时候了."毕利的福音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了安慰和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毕利传达的信息与《圣经》的作用如出一辙.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毕利摆脱了自己过去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生活态度,他积极地用自己的观念去感召世人,关注生命中的美好,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三、书写历史,治愈创伤
战争,人类永恒思索的主题,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化为乌有,也可以刹那间夺走百万人的生命和家园.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将战争的威力和恐惧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地位,历时十年,波及数十亿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战争夺走了千万条生命,留下了无数残缺的家庭和饱受战争创伤的心灵.
二战之后,随着退伍士兵中战争创伤患者的激增,心理学家开始了创伤官能症的研究.1980年,美国精神病协会第一次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确立为一种可独立诊断的疾病.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创伤理论在美国开始繁荣起来,这种涉及到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将对创伤的认识拓展到了文化和道德领域.
着名的创伤理论家卡西 卡鲁斯(CathyCaruth)将创伤理解为一种严重的历史危机:"如果创伤后应激障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么与其说它是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它是历史的症状.创伤患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他们所不能掌控的历史的症状."同为二战的退伍士兵,海勒和冯内古特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荒诞与残酷.不断增加的飞行次数,饱受惊吓的前线士兵,惨绝人寰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一切都似乎被历史所遗忘.然而,海勒和冯内古特知道那是真实存在的,作为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决定用手中的笔来治疗自己和历史的创伤.
创伤回忆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即创伤的重演可以无比的真实准确,但意识却无法唤起和控制创伤记忆.创伤患者每每在噩梦和幻觉中一遍遍重温那不堪回首的经历,但清醒时却不得不受到失忆的困扰.卡鲁斯认为创伤患者没有将创伤的经验同化到自身体验之中,因而也无法进入记忆或叙事层面;相反,创伤有如鬼魂附体一般一直困扰着受害者,干扰受害者的心智.心理学家皮埃尔 让内(Pierre Janet)在研究创伤记忆对意识的影响时认为创伤的治疗需要一种创伤记忆到叙事记忆的转换,只有这样,创伤事件才能融入受害者的过去成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创伤记忆只能无意识地重复过去,叙事记忆则能意识到过去已经过去了:"要想完全同化创伤事件,我们不仅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更要通过一种内在的反应,通过我们对自己说的话,通过对他人和我们自己详细地讲述事件的经过,通过把这个事件纳入到我们的人生经历中."朱蒂斯 赫曼也在《创伤与平复》中强调创伤复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幸存者讲述创伤的故事."她既深入详细又完整地叙说它.这项重述工作转变了创伤记忆,使它得以被统整到幸存者的生命故事中."重述创伤不仅包括幸存者向他人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也包括书写创伤.詹姆斯 潘尼贝克(JamesPennebaker)在 Opening Up 一书中充分肯定了写作的治疗作用:"书写与创伤有关的想法和情感可以迫使个体将极为复杂的事件的各个方面统整起来.一旦人们能剥丝抽茧般地从复杂的体验中总结出更好理解的故事,那么就在复原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苏若特 亨克(Suzette Henke)在《破碎的主体》一书中提出了"写作疗法"(scriptotherapy).她认为书写创伤不仅可以将创伤事件统整为具有因果关系的连贯叙事,而且可以使作者通过追溯自己的故事重新审视和评估自己的创伤经验.写作叙述给创伤患者提供了一个宣泄痛苦、重塑自我以及审视过去的机会,它能帮助幸存者克服自身的耻辱感和惊惧感,从而缓解症状,最终治愈创伤.
多米尼克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在他关于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中思考了讲述和重述这样一个恐怖事件的动机,并得出结论"一个人遭遇到这样的历史事件,由此带来的创伤和重演(强迫性重复)创伤的冲动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完全克服,但(通过讲述,)这些创伤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得到平复."拉卡普拉认为重述故事有着积极的治疗作用,如果它能使讲述者或读者意识到过去,从而能够对抗创伤的起源--对于拉卡普拉来讲是大屠杀,而对于海勒和冯内古特,则是二战的恐惧.
海勒创作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一经问世就轰动文坛,海勒从此笔耕不辍,成为黑色幽默的文学大家.冯内古特也表示写作《五号屠场》"是一件有治疗作用的事情,我感觉完全不同了,我摆脱掉了好多烦恼".在战场上,海勒和冯内古特都亲身经历了难以言表的恐惧和痛苦,都曾直接面对过死神的威胁,但他们没有被命运击倒,而是通过写作,直面惨淡的人生,通过笔下的幽默嘲笑而蔑视死亡.弗洛伊德在《论幽默》中指出幽默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是自我证实自身不可侵犯的胜利.幽默表明自我不因现实的挑衅而苦恼,不使自己屈从于痛苦,不因外部世界的创伤所穿透.因此,可以说,能够酿造幽默和欣赏幽默的人,也必将是战胜死亡恐惧的人.
约瑟夫 海勒,库尔特 冯内古特,这两位美国现代派文学的大家,以其亲身经历为蓝本,运用黑色幽默的写作风格,创作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这两部不朽名篇,不仅治愈了自己的战争创伤,留下了伟大的精神财富,更激励无数在困境中的人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勇于抗争,敢于承担责任并且要永远怀有希望.
参考文献:
[1]Merill,Sam. "Playboy Interview:JosephHeller"[J].Playboy, 1975, (6): 59-76.
[2]Heller, Joseph. Now and Then: From ConeyIsland to Here [M].New York: Alfred A. Knopt,1998.
[3]朱蒂斯 赫曼. 创伤与复原 杨大和译[M].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4]库尔特 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云彩等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5]约瑟夫 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杨恝,程爱民,邹惠玲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Tanner, Tony. "The Uncertain Messenger: AReading of Slaughterhouse-Five" [A] . CriticalEssays on Kurt Vonnegut. Ed. Robert Merill[C].Boston: G. K. Hall, 1990.
[7]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C].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8] 转 引 自 Whitehead, Anne.Trauma Fiction[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9]Pennebaker, James. Opening Up: The HealingPower of Confiding in Others[M].New York: AvonBooks, 1992.
[10]LaCapra, Dominick.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 Theory, Trauma [M].Ithaca: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4.
[11]McGinnis, Wayne D. "The Arbitrary Cycle ofSlaughterhouse-Five: A Relation of Form toTheme" [J].Critique: 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1975, (1): 5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