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笙箫默》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结构对比(2)

　　三、父权阴影的大众文化渗入。
　　
　　莎士比亚戏剧深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现实，凭借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巧的故事情节和明快的语言风格，尖锐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社会丑恶，以及造成的人性异化和扭曲，展现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新兴价值观念的热烈期盼，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⑧。
　　
　　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塑造女性形象的大师，他开创了塑造女性形象的新境界。他强调女性自身的才智和力量，主张女性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反对天主教的禁欲思想，反对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霞，在封建淫威面前，毫不畏惧，傲然挺立，坚定执着地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反抗父权压迫，对封建礼教、法律和王公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嘲讽。《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采取有效行动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为寻求真爱而违背了父亲 “三匣择婚”的遗愿。《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在争取人格独立、幸福权利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斗争中，显示出忘我无私、坚贞不渝的品格。这些作品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反应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朝气蓬勃、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⑨。
　　
　　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莎士比亚化”这一审美原则发生作用的。1934年，茅盾以 “味名”为笔名发表了 《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指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并第一次介绍了 “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莎士比亚化要求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现实，要求通过对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真实描绘，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⑩。
　　
　　20世纪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社会实践性特征。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明新戏、社会写实剧，还是创造社、南国社的浪漫主义戏剧，或者抗战时期的无产阶级戏剧，都非常强调戏剧的时代性和斗争性。因此，中国戏剧的 “莎士比亚化”进程，与当时中国社会对以现实主义思潮为主体的外来戏剧的优先接纳有关。而南开新剧的代表作《新剧正》对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戏剧通过写实主义和启蒙主题确立“莎士比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戏剧 “莎士比亚化”进程的主题，主要在于表达新时期的爱情、婚姻、伦理等方面的民主主义价值倾向。郭沫若的 《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 《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 《泼妇》、熊佛西的 《一片爱国心》、汪仲贤的 《好儿子》和胡适的 《终身大事》等社会问题剧大量出现，标志着以启蒙主题为内涵的中国现代戏剧的 “莎士比亚化”进程已经提上日程。
　　
　　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中国更擅长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传递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莎翁的立场来表达他的观点。莎士比亚已经不止是莎士比亚，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信号，是你可以把很多东西放进去的一个容器。可以说，每一次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既包含着中国人对莎翁的理解，也包含着作家对时代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何以笙箫默》并没有继承莎翁积极的人文主义理想，而是在其中灌输了陈腐的父权观念。大部分网络文学的研究者，来自文艺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甚少，关于网络文学的整体研究偏重理论，而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很少，希望笔者的这篇小文能给网络文学个案研究带来一定的突破。
　　
　　互联网为文学营造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网络小说是指，由网民创作，在互联网首发和传播，供网民欣赏和参与的文学作品。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但是网络文学却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美国甚至出现了专门分享中国网络小说的网站，中国网络文学作为一支新生的文学力量扮演着文化输出软实力的作用。网络小说是资本驱动下的商业利润的产物，是大众文化的表征。码字赚钱的网络文学作家非常明确，创作网络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住读者，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付费订阅，心甘情愿地填满作者的荷包。大众文化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大工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电子传媒为介质，以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和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形态。最初的网络文学创作源于作家自由表达的强烈热望，然而随着商业利益的不断介入，网络写手不得不在媚俗、悬疑、惊悚、情色和搞笑上大下功夫，网络文学逐渐变得缺少个性，千篇一律。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作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发展的悖论。当下网络小说写手数量庞大，小说的完本数量每天都在刷新，可是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中却是难觅佳作，甚至是排行榜上的前位作品都缺乏广度和深度。文学在轻松之外，有时也需要沉重，也需要尖锐的心灵撞击，需要深度和精美。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往往存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对抗性之中，文学常常不甘成为现实的歌颂者与拥护者，而是扮演一种诋毁者与摧毁者形象。正如尼采所言，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这使文学获得了一种独立性，表现出一种风骨和硬度。
　　
　　各大网络小说的网站都有一些热门标签，这些标签赤裸裸地展示着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的感官刺激，“巧取”、“总裁”、“豪门”、“高干”和 “虐恋”等等即是常见的标签，从中不难看出，金钱、权力和欲望是网络小说的基本主题，拜金主义、暴力崇尚以及男权思想是其宣扬的主要价值观。以 201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网络小说用户以 20-39岁以下为主，覆盖了 7成以上的网络用户，本科专科高中学历为主要人群，其中本科人群高达 46?2*,未婚人士占 58?8%,女性言情类文学作品，基本以年轻女性用户为主。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主要阅读群体，是课业繁重的高中生，精力过剩的大学生，刚进入社会不久寻求压力释放的年轻人，他们选择网络小说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娱乐休闲，过于严肃高蹈的主题难以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感。大众文化是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相区别的，同时与传统农业经济下的民间文化也有差别，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读者缺少某种情感，就会去欣赏能够提供某种情感体验的类型小说，在幻想中代入，以至于融合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体验，特别是高峰体验，以达到心理的补偿与平衡，产生愉悦感，恢复积极的心态，这种生命的本能，也使文艺作品发挥其各种功用成为可能。
　　
　　小说类型的形成，通常表现为一些作品对某些具有深远影响作品的靠近，其中重复的因素逐渐成为一种写作 “定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能够突出地呈现某些情感体验，有效调动读者阅读的心理预期和情感参与，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人类的行为是由欲望所控制的，欲望得到满足就会快乐，欲望受到抑制就会寻求心理补偿与痛楚释放。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追求权力、金钱和爱情这些人类基本愿望的满足，是网络小说的主题，因为这些愿望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繁衍至关重要，也是人类最容易匮乏的目标。
　　
　　《何以笙箫默》类型的网络爱情小说，以年轻女性为主要的阅读群体，具体说来就是高中大学和涉世未深的女性为主要读者群，《何以笙箫默》实际上也就是 “霸道总裁爱上我”类型的情感小说。以 《何以笙箫默》为代表的网络言情小说，不断地重复 “男强女弱”的权利结构模式，以及 “凤求凰”的两性叙事模式。从中可以看出，80后女性作家审美风格的雷同。男生是事业型男，女生是花痴傻白甜，这样的创作思路，完全是男尊女卑的男权遗风在作祟，阴魂不散的父权思维支配着女性作家的创作。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女儿，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由去飞翔。这种网络文化倾向的形成，既受中国传统宗法制的父权文化的影响，也受当下日韩电视剧的文化输入的影响。在日韩，直男癌更普遍，儒家伦理和日韩资本主义非常融合。西方互文性理论认为，这是文学的自我临摹，文学主要的参照范畴是文学，文本在这一范畴内部互动，就像更广泛的艺术之间的互动一样。文学话语独立于现实之外，在它的自我参照之下，文学把文学看成是自己临摹的对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何以笙箫默》这个作品还传达了歧视离婚女性的思想，渗透着离婚女性不洁观。婚姻是女性的一种经历，它本质上与性经验、恋爱过程无差异，只是更加庄重地履行了婚约而已，婚姻失败的女性与婚姻失败的男性一样，永远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这种不洁观，其实是宗法制下处女情结的变体。
　　
　　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女性群体一方面充满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却前所未有地陷入困境。从传统文化一路走来的中国大众文化从来就没有摆脱过父权社会的阴影，它代表男性利益，反对女性权益，隐瞒歪曲现实的社会性别关系。大众文化不断地向女性输出，金钱和权力的世界是由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想要分享金钱和权力，就必须服从男性的控制，甚至是虐待，越是驯顺，男性越是喜欢。大众文化强化了父权权威和性别形象的刻板印象。甚至像 《何以笙箫默》这样的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无法令人乐观，女性永远是被利用和拯救的对象，女性作者连同男权文化一起强化了女性的愚蠢与懦弱，甚至只有这种可怜状儿的女性，才能博得男性的一丝垂爱，这种本质上的男尊女卑思想已经沉淀在这些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中，甚至已经成为广大女性自觉接受并有意遵从的基本准则。女性作者提不出自己的精神追求，她意识不到自己被看的命运，从而成为男权社会大众文化的同谋，这才是真正的悲哀。这个社会一切的娱乐、权力、经济和交往，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直男的男权主义作为中心。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归根到底是男人的。男权文化就是通过这种歪理邪说的精神奴役，潜移默化地剥夺了女性权利。男性通过对女性心理结构的 “殖民化”而使女性心甘情愿地成为永远听命于男性的第二性。当文化的、压迫的、歧视的表述被彻底破除的时候，女人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大众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吹响振聋发聩的号角，但却依然生机勃勃。网络文学虽然有脱离现实故意编造的痕迹，但是它迎合大众文化的内在需求，却委婉地表达了年轻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经济独立的内在焦虑，或者说在心里上缺乏完全自立的安全感，文学表达的所有幻想都是现实焦虑的真实折射，反映出初入社会的年轻女性对于世事艰难的畏惧，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悲观主义态度。比如，随着耽美小说的出现，如果男人都开始爱男人了，那么女人也只能去其他时代找男朋友了，于是穿越小说，缓解了网络文学内在的性别焦虑。同时，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性的东西注定成为寻找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祛魅的工业主义和官僚主义只是一个牢笼，受陷于其中的人们无望地失去它们的个体价值，在这种文化里，除了对金钱的追求外，没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女性文学作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让女性问题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关怀，努力寻找女性价值的积极意义，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对话式的视角面对男权文化，树立非分庭抗礼式的超越性别的写作范式，确定男性与女性都是伟大的基本认识，促进两性的真正平等，实现女性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双赢。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深奥的学术课题，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学术探索之一。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最朴素的一对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世界，共同繁衍生命。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两性之间是合作与探讨的关系，而不是入侵与伤害的关系，当两性之间真正实现了不同体位的文化对话，而不仅仅是传教士的压抑与沉重，平等才真正意义上诞生了。男女的差异应该不再是压迫和霸权的借口，而是各自优势相互吸引的磁石。两性之间不应该是对峙分裂、冰火不容，也不应该是厮杀不休、两败俱伤，而应该是和谐共生、相濡以沫，更应该是彼此欣赏、相互滋养，共创美好未来。
　　
　　注释：　　
　　①⑥⑧徐群晖： 《论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北京：《文学评论》，2003年第 3期。　　
　　②④王程熹：《〈罗密欧与朱丽叶〉两译本的比较研究》，玉溪：《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第28页。　　
　　③陈启明：《〈哈姆雷特〉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南京：《文教资料》，2008年 5月上旬号，第 22页。　　
　　⑤王超：《从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译本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武汉：《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 3期，第 129页。　　
　　⑦吴晖：《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一个世纪》，北京：《现代传播》，2013年第 1期，第 127页。　　
　　⑨朱红霞：《透析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爱情观》，绥化：《？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 4期。　　
　　⑩?徐群晖： 《论中国现代戏剧的 “莎士比亚化”》，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 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