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仕廉，1896 年出生，近代湖南籍官派留学生，美国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他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对燕大社会学中国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许仕廉与燕大社会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仅有傅愫冬、[1]胡杰容[2]较为细致地介绍了许仕廉任系主任时期的燕大社会学发展情况，阎明介绍了许仕廉在燕大社会学的部分工作。随着陈新华、[4]田正平和刘保兄[5]对教会大学中国籍教师研究的深入，许仕廉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逐渐开始得到学界的认识，[6]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许仕廉的人口[7]和乡村建设[8]思想研究，关于许仕廉对学科建设贡献的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梳理和档案发掘，从学科基点、学科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理论引入和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系统地考察许仕廉对燕京大学社会学乃至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
一、许仕廉与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提出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中较早建立的社会学院系。早期的燕大社会学有服务于基督教传教的特点。随着中国教育主权意识的萌醒，中国学者逐步进入教会学校参与教学和管理。许仕廉也成为燕大社会学当时唯一的专职中国教师，随后任社会学系主任。在此期间，许仕廉提出了被学界称之为 “本土社会学”的社会学建设思想，确立了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点。
1. 早期的燕大社会学： 服务于西方基督教的社会学
1922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首任系主任步济时 （ JohnStewart Burgess） 是在 “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影响下，受基督教 “北美协会”指派来华传教的美 国 传 教 士，任 北 京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干事。[9]（ P184）1886 年至 1919 年，在 “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影响下，美国共有 8140 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国外传教，其中 2524 人 前 往 中国。[10]（ P9）步济时 1909 年来华，1919 年起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
步济时提出了以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生活传播基督教 “福音”的传教理念。他计划把北京建成一个社会服务基地，通过服务北京社会，改造北京社会，达到在北京乃至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目的。[11]步济时的这一理念使早期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具有明显的服务于基督教的特征。
首先，燕京大学社会学的建设以有利于传播基督教为核心。燕大社会学的宣言声称，该学系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从事 “公立私立之社会事业”和从事 “教会之社会计划”的人才。
从该系的宣言可以看出，培养 “教会之社会计划”人才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其次，在学科课程内容方面，早期燕大社会学曾开设过多种与基督教和教会组织有关的课程。1924 - 1926 年，学系连续开设 “宗教的社会组织”课程。
1925 - 1926 学年，学系还增加了“男女青年会工作” “教会组织社会工作”等宗教性课程。[14]这些宗教性课程的设置明显体现出了燕京大学社会学早期的宗教特征。
第三，在教师队伍结构方面，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教员大多是美国人，又大多与基督教关系密切。[15]（ P362 -365）比如： “男童社会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员甘霖格 （ Lennig Sweet） ,是北京青年会干事，1931 年 还 任 北 京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总 干事；[16]“娱 乐” 课 程 教 员 富 博 思 （ Robert I.Forbes） 在北京青年会负责体育工作；[17]还有布赖斯德 （ Thomas C. Blaisdell） 负责“社会起源及其进化” “社会心理学” “工业问题” “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的历史”等多门课程，他同时也是北京青年会干事。[18]
受步济时传教理念的影响，成立初期的燕京大学社会学从教育目的、课程内容和教师队伍结构等方面，明显呈现出服务于传播基督教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燕大社会学可以称为 “服务于西方基督教的社会学”.
2. 教育主权意识的觉醒与燕大社会学的应对
一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升级，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进一步萌醒。[19]（ P278 -279）教会大学快速发展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担忧。1922年，上海、北京相继成立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 “非宗教大同盟”,抗议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行径，席卷全国主要城市的 “非基督教运动”拉开帷幕。教会学校学生喊出了 “与其为奴，勿宁失学”的口号并以退学为手段与教会学校管理层抗争，[20]（ P1461）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出现大规模罢课和退学风潮。
面对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在华基督教教育组织内部进行了改革。1922 年，“巴顿调查团”提出 “更切的中华化，更大的效用和更深 的 基 督 化” 的 基 督 教 在 华 教 育 改 革 号召，[21]（ P87）其中 “更切的中华化”指促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活动。[22]
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也认为有必要 “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它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23]（ P66）他曾不顾纽约托事部的反对，自行招聘了一批中国籍的教师，并将此视为燕大最紧迫和最重要的任务。[24]（ P93）1924 年，燕京大学终止了强迫礼拜制度和必修圣经功课。[25]（ P8）中国籍教师自此开始逐步进入教会学校参与教学和管理工作。1924 年，经甘博 （ S. D. Gamble）推荐，留美博士许仕廉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26]（ P48）1925 年起，许仕廉协助步济时开展社会调查工作。1926 年，许仕廉任系主任。
3. 许仕廉的 “本土社会学” 思想
随着 “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学术界的本土观念和中国本位意识不断萌醒，许仕廉发出了 “本土社会学”研究的先声，确立了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点。1925 年，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许仕廉直陈当时中国社会学存在的八大问题： ①把社会学当作哲学； ②把社会学当作心理学的一部分； ③把社会学混作社会主义； ④教社会学的多不重系统的研究； ⑤大多数学校设立社会学科时没有一定宗旨； ⑥对外国社会学理论生搬硬套，简单抄袭外国资料； ⑦不注重实地考察； ⑧不重视社会服务工作。
许仕廉集中批判了对外国社会学理论生搬硬套的问题。他指出 “一国有一国的社会情形，历史沿革各有不同”,中国学者对于中国 “应特别的研究”而 “不能拿一本外国教科书敷衍塞责”.他批评当时中国社会学界一些学者 “极不注重实地考察”, “只一味讨论外国学者陈腐之谈，或得有极不值钱的翻译便心满意足了”.在教学方面，许仕廉更是批评照搬西方社会学理论造成 “学生既咬不下也不实用”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学者有搜集 “本国材料的大责任”,从而为中国社会学 “开出一条生路”.
当时就有评论认为许仕廉提出了 “本土社会学”这一命题，[28]发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先声。[29]（ P48）1926 年，许仕廉接替步济时担任系主任。
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出燕大社会学应当以 “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并为中国提供 “完全中国化的、科学的”社会服务，即燕京大学社会学在培养人才之外，还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并提供中国化和科学化的社会服务。[30]
许仕廉进一步明确了 “本土社会学”思想的 “中国立场”,确立了燕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点。
此后 8 年中，许仕廉带领燕大社会学沿着“中国化”的道路逐步改革其早期服务于基督教的特征，为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 年，许仕廉进一步明确阐述了 “本土社会学”的思想，即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用科学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变迁的规律，从而 “发明新的方法制度或态度去适应新的变迁”.
至此，许仕廉将社会学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 “中国化”社会学学科建设思想趋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