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60 年代,在拉丁美洲产生了一个被称作为"依附论"的学派,它给我们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批判性视角,因其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依附论"其实并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学派".尽管他们可能共享着某些思想观念,但在依附论学者内部存在诸多分支,他们在使用的概念、方法和所持的观点以及提出的行动方案等方面都大相径庭,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我们知道,依附论是在批判普雷维什(Puleiweishen)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等 20 世纪早期拉美学者的思想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相比只相差大致十年左右,但对拉丁美洲而言,50、60 年代的繁荣表象与 70 年代的严重衰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促使一些拉美学者深刻反思既有的理论与政策,并指出曾经的表面繁荣并没有把拉美从依附状态中拯救出来,反而正是这些繁荣的假象,让拉美陷入了新的更深层次的依附当中.所以,强调依附的"新"特点成为一些依附论学者展开理论思考与阐述的重点.依附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新依附论"(New Dependency)也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产生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就是"新依附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由于依附论与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依附论学者在对拉美经委会的理论进行批判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些早期学者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中心-边缘视角的借鉴与沿用.不过,多斯桑托斯似乎是依附论学派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借鉴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解释框架方面表现出了某种犹豫不定的状态.有的时候,他承认普雷维什的理论贡献,尤其是肯定了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语词和批判视角;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明确否定普雷维什,并将其视为传统的发展主义一派而加以批判,而且在这种批判过程中似乎放弃和拒绝了中心-边缘的批判性视角,表现出对"依附"概念的热衷.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多斯桑托斯在理解和分析既有国际关系时表现出了某种局限性,例如,没能够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去对依附、民主等问题进行分析,也致使他在思考行动方案时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乌托邦色彩,特别是在他的诸如对世界性管理机构、地区一体化、世界一体化的建议中,包含着明显的幻想色彩.
一、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一位"世界级知识分子",但同时又是一位实践者,一位斗士.他一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60 年代,二十几岁的多斯桑托斯就积极创建了《资本论》读书班,并开始参加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例如,创建和领导"波洛普"革命组织,创办《大学生论坛》杂志并参与学生运动).三十岁时,巴西军事政变迫使他流亡智利,八年后再次流亡墨西哥,这些经历让他切身体验了拉美的现实,也有机会与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交流与合作研究.80 年代回国后,他又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研究机构进行了长期合作.1996 年,多斯桑托斯六十岁的时候,与之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巴西学院则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了《全球化的挑战》一书,以庆贺多斯桑托斯的六十华诞,许多学者或政治家为此书专门撰文供稿,由此足见多斯桑托斯的影响力①.
多斯桑托斯的着述大多是以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发表的,而 1970 年发表于《美洲经济评论》的"依附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1](P231 -236)一文,则是他以英文发表的少数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也是国际学术界(以英文为主流语言)引用多斯桑托斯最多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多斯桑托斯做出了不同依附阶段的划分,也正是基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多斯桑托斯被评论者们列为"新依附论"的代表人物之列.的确如此,在对依附论学者内部进行流派划分的时候,许多学者也都是将多斯桑托斯单独列出的,强调其新依附论的理论贡献②.这说明,在依附论学派之中,多斯桑托斯是有着一些独立的理论特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着自成一派的理论观点.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历史形态做了三个阶段的划分:首先是"殖民地依附"(colonial dependency),典型地表现出贸易出口上的垄断."通过贸易垄断,同时伴随着对殖民地土地、矿产和人力的殖民化垄断,与殖民地国家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主导着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次是 19 世纪末得以巩固的"金融---工业依附"(financial - industrial dependency).在这一阶段中,依附受制于"中心国的大资本及其海外扩张,他们通过投资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中心国的消费",边缘国的外向型经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得以产生的.二战后所形成的则是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技术---工业依附"(technological - industrial dependency).这种新的依附"主要根植于跨国公司,他们开始向那些瞄准了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进行投资"[1](P231 - 236).多斯桑托斯在其后的关于依附论的理论探讨中,大都是基于这一基本框架而进行思想阐述的,包括在 1978 年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他也修改并收录了"依附的结构"一文.
多斯桑托斯着重破解的是二战后的第三个阶段的依附,根据他的看法,与前两个阶段的依附相比,"技术-工业"新依附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首先,在依附的前两个阶段,边缘国经济主要面向产品出口,即受制于中心国对某些产品的需求;而在新阶段,边缘国由于受制于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其发展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外汇,以从中心国购买本国无法生产的机器和材料等,去发展本国工业.但是,由于中心国垄断了国际市场,以至于处在"技术-工业"依附中的边缘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中通常处于逆差,往往不得不请求国际援助去弥补这种逆差.可是,"残酷的现实是,受援国尽管实际上只收到援助的一部分,却不得不按 100% 来偿还援助."[2](P315)在 20 世纪初期,拉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受制于中心国家的购买兴致而表现得十分脆弱,以至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遭受了重创.面对这一情况,普雷维什等人正是为了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状况,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可是,工业发展所必需的材料与设备又不得不从中心国进口,加之国际贸易与收支逆差,让拉美国家陷入更深的依附状态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多斯桑托斯等依附论学者对普雷维什等早期拉美学者的进口替代化战略进行批评.应当说,依附论学者的许多批评是对普雷维什的误读,但也有一些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不过,多斯桑托斯关于新依附的描述与分析,却为我们理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上述对国际援助的分析就是一例.事实上,国际援助无非是中心国维持其中心地位的一个筹码.这一筹码的最大优势则在于,它让中心国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很容易蒙蔽那些善良却无知的民众.在这种援助的背后,往往包藏着中心国不可告人的利益谋划,更多的时候是以中心国的中心与边缘国的中心之间进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形式出现的.
在多斯桑托斯这里,除了对出口方面的依附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关注之外,还对"技术"方面的依附给予了特别关注.正是对技术依附方面的关注,使他把重点分析"技术-工业依附"的理论称作"新依附论".多斯桑托斯分析了中心国的技术垄断问题:"我们前面曾提到,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所需的机器和原料依赖于进口.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并非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获得的.它们都受专利权的保护,而专利权一般都属于大公司.它们不是把机器和材料当作简单的商品出售,而是要求为使用那些机器和材料支付特许使用费,或者在多数情况下把这些商品转变成资本,以它们自己投资的形式引进."[2](P315)也就是说,专利保护或技术垄断使原本就不公平的中心与边缘间的贸易再度加上了一层屏障,以至于边缘国要获取他们自己无法生产但又急需的资本时,就必须作出更大的付出.而且,中心往往还不会满足于技术交易,而是希望自己携带着所谓"先进"技术进驻到边缘国,将技术也作为资本去牟取暴利.对于边缘国而言,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情势下,由于逆差的原因而无力购买那些必须的技术,又不得不敞开大门,任由中心国携带着技术走进来.可见,由于中心国掌握着技术并实施着技术垄断,往往不用自己强势侵入,自然会有边缘国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地以各种优惠政策邀请其进驻.不仅如此,多斯桑托斯还看到,"那些在统治中心被更先进的技术替换下来的机器,就这样作为资本运往依附国去装备设在那里的子公司"[2](P315).结果,无论是在技术贸易还是在中心国携带技术进驻中,边缘国都根本不能指望学到领先的技术,因为中心国投到边缘国的技术都是一些正在被淘汰的旧技术.尽管如此,与边缘国能自行生产和运用的技术相比,他们又是先进技术.虽然,并不排除出于大幅提高生产力的要求,也会出现中心国将一些最新技术应用到其在边缘国的跨国公司分部的情况,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时,一般说来,他们都会将此命名为商业机密,不允许其他人接触,也禁止泄露相关技术.在这一方面,中心国积极推动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也能够为之保驾护航,事实上,中心国也一直是把一切不利于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地位的因素斥为非法.
多斯桑托斯对"科技革命"的问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认为,科技革命的问题不仅是他所划定的"技术-工业依附"阶段的重要论题,而且也是影响到其后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围绕科技革命问题的探讨主要反映在多斯桑托斯发表于 80、90 年代的一系列着作中.多斯桑托斯认为,关于知识与生产间关系的传统认识都是片面的,因而,他主张用一种"科技革命观念的全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与未来,甚至将科技革命称为"世界经济的根本变数"[3](P547).在他看来,二战后的历史表明,知识不再是生产的辅助性内容,不再停留于简单地促进生产活动方面,而是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当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时,当技术应用于生产时,传统的生产模式被颠覆了.在新时期,知识本身就是生产力,这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正是由于知识-尤其是创新知识-显示出了重要作用,关于创新知识的研发活动在中心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使中心国对全世界人才的网罗也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导致了边缘国人力资源的流失.这样一来,中心国在科技革命中总是能够占据领先地位,通过技术垄断将边缘国抛在身后,甚至将边缘国打入更加深入而持久的边缘地位.多斯桑托斯还注意到,随着科技革命的发生,与早期的那种以专利保护为主的技术垄断有所不同,此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心国不仅将大量的过时技术用于投资边缘国,而且把低质量的技术向外输出.
这不仅避免了这些技术可能在中心国内部引发污染环境或破坏劳动力的风险,也不仅在技术贸易和投资中换取了诸多利益,而且也将这些技术容易引发的负效应传播到了边缘国,以至于永远无法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这样一来,也就能够部分地解释边缘国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卫生条件恶化和疾病蔓延等问题了.当边缘国面临这些问题时,一方面,中心国会持续宣扬其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让边缘国相信这些问题在中心国的发展历史上也曾经普遍存在,只要坚持走中心国的道路,这些问题就是阶段性的和暂时的;另一方面,中心国又会再次表现出"仁慈"的一面,通过物资、技术、金钱、政策与专家援助等方式,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产生恰恰是中心国输出过时技术造成的.总之,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面前,中心国的逻辑就是要尽快占领新领域的制高点,进而将旧的技术输送到其他国家,以此建立起新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以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如果边缘国碰巧在某个领域中走上技术领先的地位,中心国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封杀这些技术产品,其中,贸易制裁、征收超额关税、向国际机构提起诉讼等都是中心国经常使用的手段.这就是创新垄断,因为创新代表着未来,当中心国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垄断了硬技术的创新,又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垄断了软知识的创新,当实现了全面的创新垄断时,他们也就垄断了未来,从而将边缘国置于技术依附和智力依附的地位上.
多斯桑托斯对技术垄断的批判是非常激烈和尖锐的,不过,奇怪的是,许多回顾和评析多斯桑托斯观点的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关于技术垄断的讨论.之所以会在多斯桑托斯的研究中出现了这些问题,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他们或许认为,与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其他观点相比,专利或技术垄断的观点处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可能认为,技术垄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极为普遍的现象,不值得给予过多关注.其实,从理论实质的方面看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正是一种对中心话语的认同导致了对多斯桑托斯这方面思想的轻视.也就是说,技术专利等属于法治的范畴,创新垄断是实力的表现,在这些方面发表意见都会忤逆中心国的意志,以至于遭遇学术研究的国际风险.显然,研究多斯桑托斯的人都是学者,他们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的,并在这种认同中收取名利,以至于在研究多斯桑托斯的时候,慭慭于主题和研究重点的选择.其实,如果不把技术垄断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当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实质,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依附的问题.
二、多斯桑托斯的激进批判态度
多斯桑托斯也像其他依附论学者一样,受到了普雷维什等拉美学者的中心-边缘分析框架的影响.但是,由于依附论是在批判拉美经委会主张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理论流派,以至于他们在理论思考和阐释中表现出了某种矛盾心态,有的时候,他们明显是在中心-边缘视角的影响下批判和揭露现实的,却又尽量避免使用这中心-边缘概念,希望通过回避使用这一概念而去与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划清界限.有的时候,在探讨某些问题时,他们又不能不使用中心-边缘概念,从而显现出他们并没有割断与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那根脐带.依附论学派与普雷维什间的这种纠结在多斯桑托斯这里似乎表现出了一种要做个了断的姿态.多斯桑托斯表现出了对普雷维什进行激烈批判的态度,他首先把普雷维什等人的观点归入到传统发展理论的大谱系中,认为包括普雷维什在内的发展主义者所做的努力都是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出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主义.这种"发展主义理论将不发达国家的境况解释为他们在接受发达国家的效率模式中表现出的失败或缓慢"①.显然,这是对普雷维什等人的严重误读.一个最为简单的证据就是:如果普雷维什所持的是这种发展主义观点的话,他就不可能揭示出"智力依附"的问题.事实上,中心国所宣扬和推广的现代化模式也正是普雷维什等人一直致力于批判的.当然,考虑到依附论是在对普雷维什等人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考虑到多斯桑托斯本身所表现出的思想激进性以及他所强调的新依附的新特点,他对普雷维什的激烈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批判中,才能更充分地阐释他对依附问题的激烈痛陈.但是,就他不加分析地对早期拉美学者的批判而言,在学术上显然是有失严谨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拉美学者都接受了中心国所推荐的所谓的现代化模式,更何况,他忽视了普雷维什等人对中心国所推荐的现代化模式所作出的批判性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多斯桑托斯由于对普雷维什的激进批判致使他连"中心-边缘"这一批判性解释框架也一并抛弃了,从而使其理论阐释失去了解释上的客观性色彩.
虽然多斯桑托斯自我标榜为"新依附论",但他毕竟是依附论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所以,在他的理论叙述中,表现出了对"依附"一词的钟爱.为了表达"依附"一词的内涵,多斯桑托斯在揭示世界不平等关系中的两类主体的特征时,总是使用"统治国"和"依附国"的表达式,而不是使用"中心国"与"边缘国"的概念.不过,他也曾坦承,"对国际现象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概念,而且也形成了一系列诸如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统治国和依附国、中心国和外围国等双重概念.确立了这样一些概念,我们就可直接进入一个更加辩证的、政治性更加明显的问题系列."[2](P369)对于与多斯桑托斯所提到的这些概念相对的另一组概念-"先进和落后、发达和不发达、文明和野蛮、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传统主义"[2](P367).-他表达出了极度的反感.可见,多斯桑托斯是将"中心-边缘"概念与自己所使用的"统治国-依附国"概念看作是可以归为一类的概念.的确,对于专门探讨依附现象的依附论而言,"统治国"与"依附国"的区分可能显得更加直观,更能反映出依附的特征.但是,"统治国"与"依附国"显然是从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概念中发展出来的,而且,依附论学派曾深深地受到了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多斯桑托斯使用"统治国"和"依附国"的概念时,肯定是以为这两个并蒂相连的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依附现象.
为了强调 60、70 年代的拉美所处的世界环境不同于以前的情况,多斯桑托斯认为既有理论已经不可适用性了,并因此而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多斯桑托斯在逻辑上是这样展开他对 20 世纪早期拉美实践及拉美学者的分析与批判的:在外国资本涌入边缘国的强大潮流面前,边缘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放弃了原本坚持的民族特性,而是改用了"发展主义"(普雷维什等人也被多斯桑托斯列入其中).的确,在强势的外国资本面前,边缘国陷入了一种二难选择之中:要么屈服于中心国,要么坚决地加以抵制.在理论上,也许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中间道路可供选择,可是,由于中心国强大的霸权式主导,同时由于边缘国刚刚起步的发展脆弱性,更由于边缘国内的统治阶层与中心国相互勾结,以至于边缘国通常不得不或者甘愿甚至乐于选择向中心国屈从.所以,依附论学者普遍认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霸权与依附关系不是边缘国落后这样一个简单原因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平等关系,而是由于中心国与边缘国都通过其内部的利益集团而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利益关联机制.多斯桑托斯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另一点结论,它对理解依附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统治中心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和依附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必然联系在一起."[2](P307)在加尔通(Jo-han. Galtung) 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对此问题的论述.但是,加尔通的论述要远比多斯桑托斯的这一表述更加简捷和清晰.加尔通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复杂精细的主导关系(dominance relation),它将国家进行切割,其中,中心国的中心在边缘国的中心建立起基于二者共同利益的桥头堡(bridgehead),帝国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的."[4](P81 - 117)可见,多斯桑托斯由于回避使用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以至于在表述同一问题时显得要啰嗦得多,而且让人读起来感觉有些理解困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多斯桑托斯拒绝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也使他不能够像加尔通那样看到民主在中心国剥削和压迫边缘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不理解民主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所发挥的是制造依附的功能,才让多斯桑托斯在设计解决依附问题的方案时表现出了对民主的过分迷恋.总体看来,多斯桑托斯在研究依附问题时表现出过于侧重国际关系的状况,相对而言,忽略了国内因素与依附关系的相关性.从多斯桑托斯给"依附"所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所谓依附,我们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其他经济的发展和扩张.当一些国家(统治国)能够发展且自立(self - sustaining),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仅仅是前者发展---对后者眼前的发展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一种反映时,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就是一种依赖的关系."[1](P231 -236)关于这一定义,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同样出自《依附的结构》一文,这篇文章的流行让这一定义也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引用.然而,该定义显然是多斯桑托斯在论述世界经济层面的依附现象时所给出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而将其视为多斯桑托斯之"依附论"关于依附的全部定义,那就是对多斯桑托斯的误读了.包括多斯桑托斯在内的依附论学者都强调,自己与 20 世纪初期拉美学者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从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分析,而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尽管包括多斯桑托斯在内的依附论学者都强调自己的理论阐述是要将国内与国际情况相结合,然而,从多斯桑托斯给依附所下的这个定义来看,他并没有考虑到国内因素的影响,而是对依附的外在表现的一种直观描述.与之相比,挪威学者加尔通由于使用了中心-边缘概念,就能够更为深入地解剖造成依附的原因,那就是中心国与边缘国的中心之间的相互勾结.所以,多斯桑托斯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多斯桑托斯是一位具有浓烈的马克思主义情结的学者,他的"依附"概念甚至是受到列宁等人的启发而提出的.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5](P647 -648)列宁在此就已经揭示出了"依附"这一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多斯桑托斯在探讨依附问题时,显然是直接从列宁出发去剖析这一国际现象的.不过,在列宁的这部"帝国主义论"中,基本分析是从帝国主义内部开始的,至于国家间的依附,只是作为分析的逻辑结论呈现出来的,多斯桑托斯没有充分考虑列宁谈论依附时已经对帝国主义内部各因素的分析.在多斯桑托斯这里,所显现出来的是过于迫切对"依附"现象的批判,因而,他所看到的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从属或依赖,从而无暇去关注导致依附的国内原因.这其实是无法获得对世界更为全面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心-边缘"的语词和视角就完全不同了,完全可以同时被用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内现象,并从中找到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相互联结的机制,又能全面理解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支配与依附的相互关系.所以,中心-边缘概念在理解依附问题方面是更具有优势的.
克莱尔·巴沙(Claire Savit Bacha)曾区分了五种依附概念,有一种依附概念的提出就是受益于托马斯·瓦斯科尼(Tomás Vasconi) 在 1969 年做出的关于"发达-不发达"与"中心-边缘"之间的区别[6](P4 - 29).这说明,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出发,是可以直接推导出"依附"概念的,而且能够对依附现象作出更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心-边缘"这一视角包含着更为广阔的内涵,有着更加广泛的解释力.但是,多斯桑托斯却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中心-边缘"这个更有思想内涵的概念.从"中心-边缘"视角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工业社会中的"统治-依附"这一不平等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中心-边缘的概念,才能对建构了今天这个世界的线性思维模式作出较好描述.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中,所包含的一种线性思维模式决定了,国际上的中心国、国内的中心者、地域里的中心区等等都努力去确立一种中心-边缘架构,而边缘者也认同这一中心-边缘结构,并且是在认同中去寻求存在和发展的机遇的,即安于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中心国所宣扬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线性思维的创造物,它强行地把"不/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心国的话语)的现状界定为发达国家的历史,认为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路线也将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是一致的,并声称,只要落后国家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能实现同样的发展.对于这种思维模式,显然只有中心-边缘的概念才能将其呈现出来,舍此而直接求助于"依附"的概念,尽管在批判依附现象时能够收到相同的效果,但在科学理解方面,就要逊色地多了,因为"依附"概念无法揭示出依附现象背后所包含的线性思维模式,更无法反映出"依附"的真实原因."依附"概念更多地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也做不到-对思维模式的分析和批判.实际上,仅仅认识到依附性的不平等现状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去揭示建构了中心-边缘结构以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所有打破依附的尝试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甚至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依附论学者依然是在线性思维模式中去批判依附现象的,所以,并不能找到造成依附的真实原因,更不用说在打破依附和建构未来治理的理论思考中作出积极贡献了.事实上,只有正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首先跳出建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线性思维模式,才有可能发现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出路.
三、多斯桑托斯打破依附的方案
一切关于历史的研究都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多斯桑托斯也是这样,他对历史做出解读,试图在此基础上开出走向未来的处方.在《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多斯桑托斯认为拉美的经济发展可以有几种选择,即民族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跨国公司和它代表的国际关系体系(新的国际分工)、这一国际关系体系内的国家资本主义(讨价还价的依附)、独立的民众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多斯桑托斯在书中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去论证"民族的自主的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也是他批判既有理论并提出所谓"新依附论"的原因所在.多斯桑托斯认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应当以接受下述事实为出发点:
民族的和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已成为我们历史上一个过去了的阶段,它是一种胎死腹中的选择,是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趋势相抵触的一种经济选择."[2](P460)接着,多斯桑托斯又指出了当前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本身的矛盾性:"体系的扩张性同实行技术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局限性发生矛盾;另一方面,重要工业部门转移到依附国可能造成技术上自力更生发展的可能性,但这包含着同社会政治关系中日益加强的依附性之间的深刻矛盾"[2](P464)等,所得出的结论是,依附国在这种体系中谋求发展的不可能性.因为,这类矛盾意味着,一方面,美国难以维系既有的单一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仍然要以霸主地位自居,就不仅要变革依附国,还要变革自身.所以,这第二种方案不仅会阻碍全人类的理性发展,也会将人类引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关于第三种方案---国家资本主义,多斯桑托斯指出,正是由于前述矛盾,中心国倾向于同依附国的文武官僚阶层相互依靠、各取所需,"但它一旦坚持资本主义的道路,便趋于最终成为大资本的一名普通职员"[2](P460).也就是说,这种策略实质上仍然承认或接受依附地位,只是在这一框架下谋求相对独立的发展.如此一来,多斯桑托斯更倾向于第四种方案,即社会主义的革命模式.如果说第二和第三种方案"把依附作为必然的状况并力图在此状况下独立地确定可能实现的发展总目标"的话,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民众运动则倾向于打破民族主义框框并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2](P460).可见,多斯桑托斯受到了 20 世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①,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其理论特征.
在多斯桑托斯的理论框架中,世界被分为三部分:资本主义的中心国、依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现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尽管他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没有取得国际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和权力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经济(那里生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中那样以发展消费为基础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更加容易地对付外部经济压力的局面.这就是像古巴那样依赖外贸的一些国家能够维护其政治独立的秘密.所以不能把这种性质的依附包括在我们关于依附的科学概念之内.那是一种特殊状况,它的发展规律不同."[2](P304)由此可见,多斯桑托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他甚至倾向于认为,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依附状态之外的,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势,甚至将这些国家视为依附国"打破这些依附关系"的样本.当然,在多斯桑托斯进行理论着述的时候,世界还没有进入全球化阶段,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之外的确是一个事实,但由此断定社会主义国家独立于对资本主义的依附状态之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非依附的独立经济,未免是言过其实了.在这一点上,多斯桑托斯显然存在着对形势的某种误判.这也说明,由于多斯桑托斯放弃使用中心-边缘概念,因而没有看到世界整体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以至于过于简单地对待了依附问题.如果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去看问题的话,就不可能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进行讨论,就会发现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不平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
20 世纪后期,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的剧变意味着社会主义受到了重创,面对这一新的现实,多斯桑托斯表示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在短期内出现的衰落,但他同时又坚持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并认为苏联东欧的变化反而为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增添了新的动力,将在长期内促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并在未来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的主导地位.多斯桑托斯推崇社会主义的社会计划原则,认为这种原则不仅适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应被放置在世界的水平之上,可以作为世界治理的协调原则.在多斯桑托斯 90 年代作品中,他明确地提出全球性管理的问题,认为"全世界缺少一个全球性的管理程序"[3](P553).进入新世纪后,多斯桑托斯在其着述中继续探讨"统治如此复杂的世界必要、可能吗?"[7](P200)的问题.应当看到,如许多其他学者一样,多斯桑托斯对自由市场-更广泛的来说,是自由主义-所作出的批判可以说是中肯的,但当他试图去提出替代方案时,却显得简单和武断,特别是他提出运用计划原则去规划全球管理时,其实是要把苏联模式搬到世界上来.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施的可能性,即使联系他的打破依附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构想,也不可能在革命后把全球纳入到一个管理体系中来.就此而言,我们说多斯桑托斯在揭露和批判国际关系中的依附问题时,是一位有激情的理论家,但在如何打破依附的问题上,他实际上是把斯大林社会主义一国实践模式搬到了国际社会中来了.
为了实现他所设想的未来图景,多斯桑托斯提出了一些所谓的过渡方案,世界级管理程序或协调机构以及地区一体化,就是其中的几种.尽管多斯桑托斯激烈地批判了现有的国际组织被霸权国家所把持的现状,但他依旧给这些组织以过多的幻想.多斯桑托斯的设想是:要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些机构的领导权和决策权当中,同时,他又声称,"为了确保这种全球性决策力量的形成,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国家,以及在地方、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强大而一体化的经济……这种体制,只有依靠极大调解能力,真正能把自己部分主权转移到世界一级的机构,才能是强大的".在思考消除核威胁时,他更加明确地表示道,"其解决方法,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建立一种半国家型的世界政权,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各个核强国让出绝对权力,转给一个或几个监控和调节机构."[3](P554 - 556)在他这些设想中,包含着民族国家主权向国际组织让渡的问题,仔细看来,多斯桑托斯的这种所谓"民族主权向国际组织的让步"中所包含的权力(利)让渡,与启蒙时期思想家们关于人民向政府的权利让渡遵循了同一个逻辑.当然,在讨论一体化的问题时,关于"主权让渡"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学者们在国家主权向共同机构让渡与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之间是否相互冲突的问题上,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实,这些争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论这种争论的胜负结果如何,都无法形成对依附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因为,成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管理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空想.
我们知道,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他们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权力(利)让渡的基本逻辑都在于,由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存在战争(霍布斯)、纠纷(洛克)或困难(卢梭),人们相互之间需要建立契约,把全部或部分权力(利)让渡给国家或政府,以保障个人.类似地,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寄希望于某种共同机构的幻想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由于民族国家之间冲突不断,无论是战争还是纠纷和困难,国家之间通过订立契约或协议,将部分主权让渡给某种共同机构,以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好的方案,而且,既然社会契约论缔造了现代民族国家,似乎这一设想也有了可资模仿的范例,然而,这种设想无疑是过高地估计了契约的功能,换言之,实践中的契约往往并不能实现其在理论上保障平等、自由或正义的功能,反而是契约的无限推广和渗透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近代早期的权利让渡造就的政府,要么是软弱无能,要么是横征暴敛,同样地,按照这种逻辑所组成的国际组织也必将如此,要么是软弱无能的国际组织,要么是强权暴力的国际组织.如果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去看这一问题的话,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不正是在社会契约论转化为现代的制度安排过程中,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吗? 依附论仅仅看到了国际关系中的依附,在一国内部,又何尝不存在着依附关系呢?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中的依附是生成于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而在一国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在一国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也同样存在着依附关系.所以,如果依附论希望建立起全球性的管理机构的话,那无疑是把一国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搬到国际社会中来,不仅无法消除依附,反而会使依附结构化为一种制度模式.那个时候,对它作出批判都会变得不再可能.
从 20 世纪后期来看,欧盟也许是一个能够激起依附论学派激情的例子.因为,在欧洲一体化中,主权国家的确通过部分权力(利)的让渡而建立起了欧盟,并求得了与这个一体化组织之间的某种平衡,既保持了欧盟各国的某种主权自主性,又实现了欧盟事务的统一处理.这一案例能否复制和扩大到其他各地区? 也许人们会持有肯定的意见.其实,问题决不会这么简单,因为,构成欧盟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处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上,属于中心国,即使一些边缘国受邀而加入了欧盟,也往往经历了谈判以及诸多对边缘国的限制条件,而且,只有当边缘国接受了其开出的条件才会得到接纳.所以,对于欧盟这个一体化组织来说,有着其得以发生的特殊条件,如果也向往着在其他地区去仿照欧盟的话,肯定是一种幻想.在多斯桑托斯提出的打破依附关系的过渡方案中,地区一体化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方案看待的,所以,他极力倡导拉丁美洲一体化.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拉美国家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都属于边缘国,而每一个边缘国都是与具体的某个中心国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同属于边缘国,却是围绕着不同中心的边缘国,它们之间既缺乏必要的信任,又无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的中心国的干预.即便它们同属于一个中心国的边缘国,也会受到这个中心国挑起的竞争而分离,甚至会直接受到中心国的离间,更不用说它们在中心-边缘的等级体系中处在不同的位置上.事实上,中心国总是制造一种每一个边缘国都向自己靠拢而各个边缘国之间则相互分离的氛围.所以,边缘国的一体化往往受到极其复杂的因素困扰,甚至根本无法在一体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尽管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存在着地区一体化的愿望和行动,但时至今日,像欧盟那样成功的事例并不多.也就是说,中心国之间有着相对容易达成一致利益的可能,更容易走向一体化,而在边缘地区,边缘国之间却不具备这一条件.
所以,对于边缘国而言,依附论所设想的一体化实际上只能是个空想,在这种情况下,去构想全球性的管理机构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此一来,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让中心国与边缘国共同参与决策的希望也就只能是幻想,类似方案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巩固中心-边缘结构.
这样看来,多斯桑托斯在放弃使用中心-边缘概念后,所寻求的解决依附问题的方案也变成了空想,特别是用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启蒙思想套路去解决依附问题,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总的说来,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建构都包含着线性思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线性思维的成果,依附的问题又是发生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在我们寻求依附问题的解决方案时,首先应当打破的就是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当依附论学派---特别是多斯桑托斯---放弃使用中心-边缘概念而直接地就依附问题去寻求解决方案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得以形成的思维基础,更不用说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了.这样一来,一切关于终结依附的设想都成了空想.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我们的确遇到了终结依附的机遇,但是,终结依附必须首先从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开始.正是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问题,应当成为我们理论探讨的重心,也是我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动场所.我们相信,在一个地区和一国内部,中心-边缘结构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而在国际社会中,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则生成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总体看来,这一结构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并仅仅存在于工业社会之中.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正在失去历史合理性.面对这一问题,仅仅像多斯桑托斯那样拥有批判的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科学的创新能力,才能找到真正改变现状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DOS S T.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60(2) .
[2]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帝国主义与依附[M]. 毛金里,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3]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世界经济新趋势与拉丁美洲一体化[M]. 郭元增,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JOHAN 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71,8(2).
[5] 列宁. 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CHILCOTE R H. Dependency: a critical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1974,(1).
[7]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M]. 郝明玮,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