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经济要想走出世界经济调整带来的危机，必然进行大规模地固定资本更新，带来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动力的转变。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但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2014年和2015年这一比例稳定地攀升，新常态下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将是长期趋势。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新常态下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将逐渐被打破，区域发展趋于平衡。
固定资产的更新是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有机结合的，这种固定资产更新是事物形态质的递升，会使得社会经济的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中国经济要突破和化解常规增长模式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现长时段的稳定的经济增长，解决经济总量和结构、质量之间的矛盾，必须走出依靠加工制造，低成本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通过固定资本更新的依次递进实现创新，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全面开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三）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中心是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通过采取创新技术、变革管理方法，从而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这需要扩大的消费市场来消化；然而由于民众的购买力增长不能与生产的增长达到匹配，从而导致扩大再生产的中断，进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呈现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性现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从 1981 年的 0.29 逐年上升到 2014 年的0.469,①这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而且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还在呈现出逐渐扩大趋势。从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来看，一方是少数高收入群体因其财富不断积累导致社会总供给不断增大，另一方是绝大多数人口因收入偏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当收入差距一旦超越“警戒点”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即总供给严重超过了总需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度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追求非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的“三低三高”（见图1），这不仅源于政府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也是中国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可见，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调整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依靠较高的投资率和出口率，但较高的投资率将会逐步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长期来看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而投资的过快增长如果缺乏社会需求的支持，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银行死账无法填平，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投资过快增长势必要加快各类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时加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形成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此外，投资过快增长，原材料和资源需求量大，价格势必上涨，这些最基本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将会带动其他物资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将会带来全社会的通货膨胀。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利用国际市场提高有效需求，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见图2）。然而，在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需求大幅减少，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重生战略”等措施，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花样也不断翻新，受波及和影响的产业也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本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沟壑”也会更多，支撑中国经济调整增长的外部需求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来指导实践，坚持以“增加有效需求”为中心来发展经济。具体来看，就是主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政府不断逐步扩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其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从而提高有效需求，推进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助推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四）经济新常态下一定要保持宏观经济的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保持两大部类生产的均衡，即维持总供需的均衡是社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社会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既包括总量均衡，又包括各种价值均衡和结构均衡，其中后者更为关键，因为保持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和谐比例，以及两大部门的协调发展是社会总产品最终实现的关键。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需求结构决定社会生产结构，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的基础。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进而人为抑制社会正常生活需求，不仅无法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创新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绩效，而且使得生产的持续性受到严峻地挑战。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实现，就必须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合理比例，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相互适应。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比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协调好国内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合理引导和扩大国内需求，及时抑制已经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生产能力。
其次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使货币经济在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活力方面作出贡献的同时，不要由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而诱发全面通货膨胀而使经济遭受不利影响。第三要合理安排进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促使进出口贸易在诱导国内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将外部可能产生冲击的风险分散开来，使将要发生的外部冲击力度降到最低。第四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支撑的关系。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积极开展对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对污染的控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只有当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和谐一致、协调发展，才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 论
运用马克思主义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中繁荣的结束、衰退的开始都是源于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以后伴随着的生产力提高与有限的社会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凸显。总需求远小于总供给，且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这种失调广泛存在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之中。要避免这种经济下行状况，进而延长经济繁荣的周期，这就要从经济运行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寻找平衡。具体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要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主体作用，提高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充分利用和发挥改革红利。从需求方面来看，要求我们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以便保证居民有足够的购买力，进而促进消费升级，通过内需的增长不仅缓解了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且可以保证需求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从马克思周期理论出发，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循序渐进的创新驱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保证了经济运行过程中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发展，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