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国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渐趋成熟，马克思虽然在其经济学着作中没有明确提出独立系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但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全面而深刻的见解在《资本论》中却有经典的表述，为后来的学者们传承和发展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且逻辑严谨的理论借鉴，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劳动力转移”思想
“劳动力转移”思想最早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着作《资本论》中发现雏形。
（一）资本积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驱动力
马克思将资本的原始积累定义为：以暴力的手段强迫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使得小生产者没有启动资本和自由的劳动力，从而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而工业资本家可通过攫取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获取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阐释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越多，对劳动力需求亦越大。“资本积累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①而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必然会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即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增加的。农村因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意味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得部分剩余劳动力与土地分离，不断迁移到城市。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游离，他们必须成为产业工人，以便从工业资本家那里赚得满足生活资料的工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成为资本的轻步兵，根据需要被资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
②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制造商品创造剩余价值，还生产无产阶级，把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驱动力。
（二）现代耕作技术和机器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是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在阐释农业与大工业的关系时指出，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对农业劳动力的“过剩”有强烈的推动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①一方面，受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以动植物和耕地为基本要素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有限的，机器的使用替代了劳动力，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或者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占社会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的减少趋势无法改变。另一方面，现代耕作技术和机器使得妇女和儿童参与农业劳动，对农业部门的男性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男劳动力过剩，工资下降。在上述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到城市去寻找工作以维持生活。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路径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对农业居民的影响时写道 :“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中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②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路径取决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农业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的程度越深，可转换为自由的劳动力越多。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和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强，农业劳动力会大规模快速的转移到城市中的非农产业。反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城市和二、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虽然农业劳动力可能会受城市生活的诱惑转移到城市，但当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饱受城市生活的压力时，就会回流到农村。因此，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考虑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四）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同时，社会分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带来了更多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外便出现了产品剩余。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成为把经济社会划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因为，随着生产行为的细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必然。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社会分工也证实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社会分工的同步性。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一是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因为，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一转型离不开农业劳动力转移，否则经济社会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二是劳动力的转移削弱了城乡差距和城乡对立的矛盾。因为，劳动力的转移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并且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经济及生活水平的差距。三是劳动力转移可以引发社会关系的转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资本家阶层、富裕的农民阶层、小农阶层和工人阶层间掌握的生产资料不同，可获得的收益差异明显，由此产生的对立将更加激烈。
二、劳动力转移理论在西方的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力转移思想为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工业和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雏形，为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大流派，包括 “推拉理论模型”、“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托达罗模型”和斯塔克“新劳动力转移理论”
为主要代表的经典劳动力转移模型，推动了这一经典理论的发展。
（一）结构主义流派
1.推拉理论模型
早在 19 世纪英国学者莱文斯坦的研究为“推拉理论”提供雏形。随后赫伯拉（1938 年）正式提出“推-拉”的概念，巴格内正式提出这一理论。20 世纪 50 年代末，唐纳德·博格在此研究基础上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将之分为“推力”
和“拉力”两个方面，提出系统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的转移是城市中积极因素的拉力和农村中消极因素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积极因素包括较高的工资、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生活条件等会吸引有改善生活愿望的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消极因素包括较低的收入、大量的失业、较差的生活环境等会促使劳动力离开农村。吸引和排斥可以是经济因素，也可以是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心理等种种因素在内。
20 世纪 60 年代，埃弗雷特 ?李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劳动力转移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刘易斯无限劳动力供给转移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 ?刘易斯建造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堪称经典。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 年）一文中建立着名的“二元经济古典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和以传统的落后生产方式为代表的自给农业部门。
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自给农业部门受土地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甚至为负数，该部门的工资水平仅够维持生计的需要。他假设，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水平，就可以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吸引过来，且愿意就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劳动力需求数量，即“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这种供给主要来源于农业的隐蔽失业者；他还假设，城市中是不存在失业的。因此，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自给农业部门的萎缩和工业部门的扩大。
其中，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利用资本家剩余，通过利润的投资增加资本，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此反复，直至将多余的劳动力吸纳完毕为止。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其边际生产率渐渐提高并超过生存工资水平，利润最大化原理就会起作用，意味着工业部门丧失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力，即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时代宣告结束，进入有限供给时期。将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由“无限”向“有限”的转折点，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从此，工业部门不能再享受由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低工资带来的收益。此外，他还论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两种并存的形式，一种是由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转移至现代工业部门，即产业转移 ;另一种是伴随着产业转移而生的由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地区转移。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农业不影响经济发展总量，只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传统的总量发展研究推进到结构发展研究，强调经济结构的产业差异，特别是考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创立了第一个劳动力转移分析模型，开辟了劳动力转移思想的新视野，对以后学者的研究产生启迪。
3.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的修正和补充称之为“拉费模型”.该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关注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平衡发展问题，指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先决条件，并将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大量的显性失业人口出现在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当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时不影响农业总产量，农业剩余产品正好为工业部门提供粮食保障，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自由的。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正值且低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失业人口，随着他们转移到城市农业总产量会减少，农产品剩余不能满足工业工人的需要，开始出现农产品短缺，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第三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是否转移进入商业化时代，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工业部门的工资大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时，劳动力才会转移。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不仅提供劳动力还提供剩余农产品，要想劳动力转移不停止、刘易斯二元经济体系继续发展下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必须协调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是其对该模型的最主要贡献，虽然考虑了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但仍然认为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与事实不符。认为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受人口增长率、技术和工业部门发展水平的影响。
4.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1967年）一文中提出，农业剩余而非农业劳动力剩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理论，是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农业剩余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条件，只有在农业剩余大于零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转移，且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了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速度。
该模型强调人们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动力。但这一模型的主要缺陷 :一是关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的假定，二是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出发将人口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其否定了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理论的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假说，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
（二）新古典主义学派
1.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模型
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1960 年）一书中对农业中有剩余劳动的存在给予否定，而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行为，提出成本-收益理论。他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人们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投资必然要发生成本，因此，劳动力是否转移取决于转移的预期收益与支付成本的比较，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劳动力转移就会发生。
2.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
1970 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和哈里斯发表的开创性论文《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在预期收入差异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成功解释了为什么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者的情况下农民还会选择转移到城市。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做了有益补充。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预期收入最大化是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是否转移取决于城乡的预期收入差异，而非实际收入差异。只要农业劳动力估计他在城市工业部门可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他在农业部门的收入，就会选择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多，工业部门的失业人数上升，预期工资就会下降；当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便会停止。
该模型的最突出贡献是引入就业概率，即农业劳动力到城市能找到工作的概率直接影响预期收入的水平。因此，该模型将二元经济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焦点放在工业部门的失业上，得出“较高的城市工资会导致较多的城市失业”的结论，主张发展农村经济，控制一切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因素，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而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3.斯塔克“新劳动力转移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斯塔克等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经济学派提出“新劳动力转移理论”,强调劳动力转移决策不是由相互独立的个体做出，而是由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共同决定的。劳动力转移的原则不是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是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家庭成员的转移至少能使整个家庭的收入增加，或者提升家庭声望，亦或是使家庭生活的更好。
三、结论与启示
梳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积累、现代耕作技术和机器的使用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等角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为劳动力转移理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以全新的结构主义思维分析方式和新古典的微观视角，分析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农业剩余和劳动力转移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假设条件不断放松，虽没有建立一个适合世界各国的统一模型，但对我们理性思考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推拉理论同时分析迁入地的拉力和迁出地的推力，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考虑影响转移的因素，让研究者可以根据本国或本地区实际自由填充适宜指标，对世界各国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该理论更多强调了“被推”和“被拉”的过程，而忽视了劳动者在迁移过程中的主动性。刘易斯无限劳动力供给模型在不考虑国家宏观调控、城市无失业等假设条件下，强调经济结构的产业差异，阐述“两部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最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尤其是将经济增长过程与劳动力转移过程的有机结合是该模型的突出贡献。但该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时，顺应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而现在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创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刘易斯模型的很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矛盾，如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城市不存在失业等。拉费模型强调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平衡发展问题，否定刘易斯的无限劳动力供给观点，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的差异，但仍然认为工业不存在失业，且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也与各国发展的现实不符。乔根森模型否定了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理论的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观点，强调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人们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的主动力，但粮食收入弹性为零、人口增长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数量经济学定量分析模型，从微观个体的视角解释劳动力转移的抉择，是进行劳动力转移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但现实中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一方面，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具有多样化特征，而这些指标在很多方面无法量化，从而影响成本-收益分析的完整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环境的宏观格局和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确定性特征明显。因此，潜在的劳动转移人口对于转移所发生的货币或非货币成本，尤其是预期收益很难准确的计算出来。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为城市失业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存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其假设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斯塔克“新劳动力转移理论”认为，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标，为劳动力违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和崭新的思路，为劳动力转移行为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是劳动力转移理论的重要补充。
对我国而言，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转移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不仅有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农村的单向流动，还有城市间、农村与城市间的双向流动。从区域角度看，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劳动力流动向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产业带集聚趋势明显，将引起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导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因此，如何调节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引导劳动力理智、适度有序的转移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不成熟阶段，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诸多制度壁垒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劳动力的转移，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高、劳动力在流入地的权责利不明，尤其是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劳动力与其福利的脱节，这些都为我们扩展上述模型并为我们进行劳动力转移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