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下半年以来，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国际贸易需求锐减、资本流入减少以及金融和商品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的冲击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一事态的发展几乎完全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目前来看，这场仍在持续而且其影响也还有待评估的运动有可能是西方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契机。同时，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反思的深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带来诸多启发。
一、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本脉络
对于当前西方经济学反思的主要脉络，陈平（2009）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评述[1]，以下将首先对反思和争论的基本脉络进行回顾。2008 年 11 月，英国女王曾向伦敦学院的经济学家提出为什么没有人觉察到危机的发生。针对英国女王的问题，2009 年 7 月英国皇家学院给英国女王的正式回复承认没能预测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学界不了解系统风险，二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市场存在过度乐观的心理。英国皇家学院的回复事实上肯定了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体系，认为问题只在于其发展还不够完善，从而没有实现对危机的预测。2009 年 8 月，Hodgson 等 10 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给英女王的信中则持于英国皇家学院不同的观点，该回复认为危机的发生与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有关，从而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2009 年 7 月以来，美国着名经济学家 Krugman 和Lucas 相继加入使得争论进一步升级 。2009 年 7 月，Krugman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中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害的。”[2]
这一观点是对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厉批评。
8 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 Lucas 同样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则对此前该杂志刊登的一组评述予以回击，并对新古典学派进行了辩护，其辩护集中在两点[3]：一是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设。他认为与批评有效市场假设不切实际的意见相反，有效市场假设是经受了实际金融市场考验的理论。按照有效市场假设，如果有人可以预测到危机，那么只会使危机提前到来，而且试图避免危机和危机带来的衰退的政策是无效的。二是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能力。他认为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有条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是错误的。
2009 年 9 月，Krugman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长篇文章系统的对美国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其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主流经济学对数理模型的过分推崇、对市场缺陷的忽视以及对市场主体理性的假设等[4]。
随后，Cochrane（2009）则直指 Krugman 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经济学学术讨论的范畴。陈平（2009）则对 Krugman 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且进一步指出“制造均衡幻想的数学模型，不仅是脱离现实的，而且本身就是错误的模型。”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其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是否过度使用了数学模型以及理性假设是否有效等问题上, 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内的讨论。尽管像 Krugman 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观点非常尖锐，但总归摆脱不了上述框架的束缚，因此总是有隔靴搔痒的之嫌，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笔者以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失在于其错误的整体论或者说是“伪整体论”。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整体论”批判
根据段伟文和徐兰（2009）的介绍，“整体论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箴言……但整体论一词直到 1926 年才由斯马茨（J.C.Smuts）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提出。”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比较注重作为方法论的整体论，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寻求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对科学研究有着最为突出的意义。从方法论而言，整体论与还原论相对。在区分整体论和还原论时，段伟文还认为，“方法论的整体论主张，对于某个复杂系统的最佳理解应该致力于寻求在整体层面决定系统行为的原则，而不应停留结构层面或只关注组成部分的行为。
……还原论者对既有的还原论的研究路径充满信心，而不加反思地认为，整个世界在存在论层面是一个等级化的有序世界，可以用分析还原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认识，进而构建起日益完善的金字塔式的知识体系。”
尽管还原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同时也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对构成性的实体的探究并不能替代对世界复杂过程的理解，对部分与层次的理解也不可完全拼接为对整体性的把握，强还原论则不仅没有改变这些事实，反而促使人们为克服其必然困境而寻求旨在理解整体性的整体论的认识论。”[7]因此，方法论上从还原论向整体论的转向成为科学向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领域发展的一种必要。不过，方法论上的整体论与还原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对这一点，刘劲杨（2007）认为，科学研究中的整体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局域性，某个整体必然是更大整体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因此，他主张“整体论方法对还原论方法的超越不是抛弃与决裂，而是扬弃与综合。”[8]
正因为如此，赵光武（2003）指出，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演化过程[9]。由此可见，从方法论上将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对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与自然科学类似，整体论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美国学者 D.C.菲立普在其经典着作《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思想》（1988）中对整体论在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D.C.菲立普将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原则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采纳了有机论中的五个论点；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一个整体，甚至在人们对其进行研究之后也不能依据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来解释这个整体；第三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使用与整体及其功能相关的术语是必要的。其中，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所采用的有机论的五个论点分别是：（1）那种以生物化学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在应用于某些情况时证明是不适用的，例如生物机体、社会、甚至整个现实世界；（2）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3）整体规定着它的各个部分的性质；（4） 如果认为部分是与整体相分离的，那么部分也就无从理解；（5）各部分是呈动态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他的划分方法常常用来判定一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否是整体论。通常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其中尤以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最为常用，而还原论则从方法上不承认整体论的全部或者部分观点。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经济系统由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经济主体与资源和产品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而结成。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既有个体的行为和利益需要关注，也有整体的特点和全局利益需要把握，整体论与还原论在经济学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相分离的现象非常突出。一般而言，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如个人消费决策、厂商生产决策、市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等；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行为，如物价、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等现象。宏观与微观结合不够，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又没有完备的宏观支持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重要问题。一个经济系统却是用两套联系并不紧密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使得“整体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整体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脱节严重。比如，即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分析工具之一的一般均衡分析也与其应该承载的整体论要求相去甚远。一般均衡分析认为，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各个市场形成紧密的联系，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消费和厂商赖以做出经济决策的主要信息。这样的分析框架是与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相吻合的。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由于设立了各种假定（如信息完全、完全竞争假设等），实际上得到的结论与实际经济体系的运行结果相去甚远。尽管像 Lucas（2009）所辩论的那样，这些分析在假设条件下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与现实相脱节的程度实际上使得其分析没有多少价值，其整体论的名头也只是名存实亡而已。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可以还有发展和完善空间来继续进行辩护，并且描摹出一个巨大的能够容纳所有经济信息的数学结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体论缺失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笔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整体论上最致命的缺失还在于它从根本上对个体主义的体认和对集体主义的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皇家学院（2009）所检讨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系统风险还只是表象，其实质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从体系上对整体论的容纳就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上是“伪整体论”的，是为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实践服务的。简单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根本作用在于回答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西方式的民主架构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石。西方国家是典型的投票社会，投票社会的治理由个体的分散决策来决定。即便是经济生活，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种与投票机制相类似的机制。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分散决策来共同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而国家被宪法赋予或多或少的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要么只是事务性的，要么仍然受制于投票机制。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市场产生的结果，而不论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以 Lucas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甚至宣扬政策无效论，认为政府的干预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根本上否认了政府干预市场结果的必要性。此次危机中，美国金融市场崩塌不能不说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有关。在这里，方法论上的整体论除了表现为被动的接受市场结果外，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比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的帕累托最优，其实质也只是对个体利益的严格保护，而不是真正整体论意义上的社会最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不了解系统风险和整体利益，而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并不关心整体问题，从而产生了只知个体诉求，不知整体诉求的经济学怪胎。在这样的经济学体系中，其整体论是虚置的，是“伪整体论”。
然而，缺失了整体论的经济学体系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需求。为此，对经济学的创新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经济学的创新分为改良和变革两种趋向。改良方面，因果关系整体论是其中之一。陈荣虎和盛昭瀚（2006）认为因果关系整体论在完全肯定和否定当代经济学的两种方法论之间作了折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1]。变革的方面，创新经济学应该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李涛、王敏锋和李敏（2007）认为，创新经济学在其很短的发展时间里已经发展出互动学习理论、进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深刻体现整体论的理论体系，并且积极使用系统方法[12]。创新经济学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引领西方经济学体系变革的重要范式。对于我国来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伪整体论”的批判对我们增强对整体论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学者较早的就开始了对马克思整体论思想的分析。蒂莫西·希尔（1989）发现“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整体论者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或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方法论，由此得出马克思是整体论者的印象；而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个体论者的人们特别要注意、或认真对待有关本体论的（相当有限的）着述，由此视马克思为个体论者。”经过细致的讨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方法论上的整体论者，但在本体论却是个体论者[13]。由此可见，蒂莫西·希尔的研究明确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该结论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的主要结论。
罗锦芬（2001）进一步指出，整体论方法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的重要方法，而且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中的整体论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并且以《资本论》为典型。她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 马克思首先确立了整体研究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方法 ,即前面分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一定的意识形态之间静态、动态结构。第二，马克思在整体性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找到了整体分析的钥匙———商品关系结构。从而为研究‘该社会的客观形式及跟这些客观形式相适应的主观形式’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14]
考虑到《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载体，不难看出，罗锦芬上述研究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将其整体论作为重要特征加以继承。
比如，程恩富（2008）认为，应该“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而在他的设想里，新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应该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15]。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整体论特征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优势。集体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讨整体问题时有着非常便利的理论框架。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只能获得生存工资，而资本家则可以获得大量剩余价值，长此以往造成工人的有限需求与企业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反复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前，在近二十年来未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开始对经济学的作用报以非常乐观的态度。
2003 年，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Lucas 宣称“阻止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16]。2004 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联储前主席 Bernanke（2004）将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出现的“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归功于经济政策的改善[17]。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尚未消退之时，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决整体问题的失败的同时，再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简单回顾现有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整体论错误，并且深刻的表明现有西方经济学伪整体论的错误指导下，全球和各国经济还将继续被误导，从而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的简单评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优越性，并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与西方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紧密联系的一种理论体系，有着严重的“伪整体论”缺陷。正是这种缺陷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正是这种缺陷带来了此次大萧条以来规模的最大的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第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反思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警惕西方经济学的“伪整体论”缺失，抵制对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不加区别加以应用的危险倾向。第二，应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心。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论特征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整体论的经济学理论典范，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且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平. 陈平对克鲁格曼反思的观察与评论 [EB/OL].[2009-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