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社会责任(CSR) 的重要维度，企业慈善捐赠在企业与社会的有机关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改革开放后，藉慈善捐赠展示企业社会责任之做法比较常见。在理论方面，专门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的课题日益引起广泛的重视，主要集中于慈善捐赠的动因及影响因素方面。就影响因素方面而言，国内外从个体因素、企业以及环境三个层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个体因素层面，主要集中于分析 CEO 或高层领导的个体特征，诸如性别、领导特征、职业背景、社会关联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 企业因素层面，主要集中于分析企业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 环境因素层面，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行业背景、市场环境、政府支出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慈善捐赠的影响。上述研究从不同情境特征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形成及其影响，但缺乏特定视角下影响企业捐赠行为的分析及相关因素的融合。本文选择企业家背景特征(性别、年龄、任职时间等) 这一视角，以期通过这些情境因素的把握，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做出更清晰的解释和较全面的认识。
企业家作为企业决策最主要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在企业科层的金字塔式结构中，对其领导下的组织和管理活动有重要影响，探讨企业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沪深两市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家年龄、性别、任职时间、教育水平以及职能背景等方面，实证检验了企业家背景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关系。其次，根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国有，并对样本数据进行划分，考量不同股权属性下，企业家背景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联系。这对于通过捐赠进一步考察不同企业的 CSR 行为，并进行分类指导不同企业的CSR 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教育水平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相应地其制定的决策就更为完备，探索信息的能力和水平就越高。企业慈善捐赠作为密切联系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手段，承载着企业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认识。在综合不同信息的基础上，企业家对这种诉求轻重缓急进行判断，并做出最终决策。如果没有较高的信息把握以及综合分析能力，企业家就很难意识到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要求，并进一步通过最为直接的慈善捐赠予以满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慈善捐赠属于企业的一种自愿行为，通常在较低层次的关于企业经营的通识课程体系中涉及的相对不是很多，相反，越到高层次，深入分析企业伦理经营的内容则越较多。随着企业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理由相信，通过这些课程的耳濡目染，企业家的日常决策中也会更多体现关切社会需要的内容。由以上分析可知:
假设 1: 企业家的教育水平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正相关。
(二) 企业家的年龄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企业家的年龄代表着企业家的阅历和风险倾向，进而影响企业家的各种观点以及相应的行为选择。关于年龄与认知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年轻的高管应变能力更强，年龄较大的高管随时间而累积的关系和经验更丰富。CSR 与企业日常经营相比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CSR 更多关注的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与日常经营中针对具体事务的程序性处理流程不同，它要求企业家具备应对并有效处理这种关系的能力。凭藉自身积累的独有经验，年龄较大的企业家在处理这种关系时相对具备一定优势。并且，随着年龄增大相对规避风险的倾向也更高，此时年长的企业家更多关注的是财务以及保障，而并不像年轻企业家那样激进。所以，可以推断，为保证企业的稳健经营，尽可能周全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并努力做好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潜在于年长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可能的隐性要求。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作为 CSR 的一个方面，相应也就会有更多的考虑。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2: 企业家的年龄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正相关。
(三) 企业家的任职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高管成员的任期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最受关注的特征。企业家在企业工作的时间越长，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存寄于组织内外部的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以及团队运作过程中的一些互动信息，从而加深企业家对公司有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所以，较长的任期会提高企业家寻找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进而提升信息交流的数量和质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源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期望，随着任期的延长，加之利益相关者的觉醒，企业家对这种要求的响应也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方面这是企业家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对其决策要求的体现，另一方面这也是企业家进一步巩固前期成果并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故此，任期时间越长，企业家以慈善捐赠的方式响应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 3: 企业家的任职时间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正相关。
(四) 企业家的性别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和人口特征学的结论表明，男性企业家和女性企业家在一些人口特征和行为上是有一定差别的。已有研究也发现，女性企业家更在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这主要是因为，其一，由于特殊的社会以及经济背景，女性更容易对社会公益行为表现兴趣。Harrigan 调查揭示，很多女性企业家大多有法律、教育以及非营利组织的背景，并且，女性企业家对 CSR 以及少数利益相关者福祉的关注明显比男性企业家多; 其二，通常在企业的经营上，女性企业家对企业的定位不像男性企业家那样具有明显的商业化的导向，这就决定了女性企业家更加关注、平衡并帮助那些被公司发展所忽视的利益相关者。Williams 的研究也曾证实，董事会中女性的比例越高，相应企业的捐赠也就会越多。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 4: 与男性企业家相比，女性企业家所在的企业慈善捐赠得更多。
(五) 企业家的职能背景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职能背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口特征变量对企业家的认知有重要的影响。Dearborn 和 Simon 的研究指出，即便情境相同，不同职能背景的管理者仍倾向于使用自己领域的分析方式处理相同的问题。
Hambrick 和 Mason 把企业的内部职能分为两种: 一种是输出型职能，强调的是外部导向、重视发现，比如企业研发、营销等; 另一种是生产型职能，突出的是内部导向、重视控制，比如企业的财务、生产等。研究表明，对那些比较强调环境监测以求柔性适应市场而生存的企业而言，其企业领导者大多有输出型的职能背景，相反那些仅需内部效率的提升就可以生存与发展的企业，其领导者大多具有生产型的职能背景。照此逻辑推断，体现在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上就是，输出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更懂得利用捐赠去影响、改变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各种观点和看法。由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5: 与生产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相比，输出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其慈善捐赠得更多。
(六) 企业家的社会关联度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社会关联度反映了企业家通过各种组织维持其与各种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企业家通过参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借这种组织的网络功能更有效的获取许多有用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所以，企业家参与这种组织就相当于利用第三方的力量向外界传达了企业的可信性信号，而这对提升企业的社会资本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转型背景制度条件下，许多企业都以与政府部门谋求关系的时候，有某种政府背景的企业家其办事无疑也就方便得多。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国家工商总局的一项联合调查表明，接受调查者当中，将近1/3 的企业家期盼做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 2005 年的中国 100 名富豪作过所谓的“政治地位解析”，其结果是，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 9名，全国政协委员 16 名，占总量的 25%。这一数据表明，政府背景对于企业家经营的重要作用。Wer-bel 和 Carter 的研究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指出，那些参加不同基金会的企业，其捐赠明显要比其他企业要。Useem 发现，“董事网络圈子较广或是教育及艺术组织的会员，企业会更多地捐赠”。Ga-laskiewicz 又发现，“如果公司的 CEO、高层管理者以及董事会的成员进入当地企业的社会圈子或接触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市政领导，那么企业的捐赠也会较多”。Bin＆Edwards 还发现，在北卡罗莱纳州的 463 家参与洪灾捐赠的企业中，“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同样，在国内，杜兴强、郭剑花、雷宇与梁建、陈爽英、盖庆恩还分别发现: 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以及政治参与，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呈显著性。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假设 6: 企业家社会关联度越高，企业的慈善捐赠意愿越强烈。
二 实证研究及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及其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选择，为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研究区间为 2004—2006 年。并依据下面标准，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 其一，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其二，为了研究样本可靠性和一致性，这里将剔除 PT 类和 ST 类公司; 其三，剔除年报中未公布捐赠支出的公司; 其四，剔除财务数据不合理的公司(譬如负债、资产以及费用等为负值) 。经过最后筛选，用于本课题研究的公司样本，数据总量是 3 年总共 1 935 个观测点。其中，实际控制方为:国有 1 201 个与非国有 734 个。企业慈善捐赠数据系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年报而得; 企业家背景特征的数据通过编码的方式采集，当存在不确定或把握不准的情况下，通过补充资料并另请管理专业人士协助讨论，确定最后的编码值。
(二) 变量设计与测量
1． 企业家界定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法人代表都是董事长，董事长是事实上的企业家，在企业中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因此本文将企业家界定为董事长，这与陈传明和孙俊华的处理方法一致。
2． 企业家的背景特征对董事长背景特征的具体描述和定义参见表 1。
3． 企业慈善捐赠企业慈善捐赠数额来自企业年报附注中的“捐赠支出”，这与钟宏武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
4． 控制变量选取依据该领域已经拥有的成果，本研究选取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企业冗余资源、企业年龄以及年度和所在的行业作为控制变量。文中使用公司年终报表公布的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表示公司的规模，企业年龄通过样本年份减去公司的成立年份的计算方法而得到。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在本文的计算方法分别是: 企业的总负债除以企业的总资产，企业的总利润除以企业的净资产。冗余资源的测定与 Seifert 等使用的方法一致，以企业现金流除以总销售额得到。此外，由于企业慈善捐赠受捐赠需求影响较大，不同年份其需求有所不同，因此，控制年份是必要的。最后，鉴于行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行业的划分上，我们根据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大类，属于该行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从而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
(三) 模型建立
由于本文数据源于上市公司年报，而对于捐赠支出，有的企业可能并没有披露，如果以公布捐赠支出的企业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就存在样本选择的偏误。参照刘西川等的计量方法，本文建立如下的TobitⅡ模型:
其中，Xi为企业家背景特征向量，Control _Varablesi 为控制变量向量。研究中，将全部变量放在.0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当然，首先要将各特征变量单独进行回归。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企业家背景特征
从表 2 可以看出，董事长的教育水平较高，大都为本科以上，且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其教育水平稍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 47岁，两相比较，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年龄要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从任职时间上来看，不同企业性质相比较，其结论与年龄有类似的结果。再者，企业家大都为男性，而且无论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都存在这一现象。就职能背景而言，不论企业的性质，企业家大都是生产型的职能背景。具体到社会关联度，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要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高。
(二) TobitⅡ回归分析结果
1． 企业家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
利用前文界定的研究样本对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时，我们先分别将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年龄、任职时间、性别以及职能背景各个变量单独放入模型，最后将所有这些解释变量放在统一模型中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企业家教育水平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高于 0． 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家教育水平越高，企业社会决策中捐赠考量亦增加，相应企业捐赠意愿也就越强，从而假设 1 得到了支持。同时，假设 5 也得到了支持，即: 相比于生产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输出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将会捐赠得要多一些。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企业家的社会关联度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也是显著正相关的，即假设 6 得到支持。
至于企业家年龄、任职时间以及性别，则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关，这意味着，假设 2、假设 3 与假设 4 未通过统计检验。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越大或者企业收益越好，企业捐赠的也越多。其他控制变量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不呈现显著的统计关系。
2． 企业性质、企业家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进一步区分不同性质的企业之后，回归结果表明，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企业家背景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关系有相同的地方，但同时差别也比较明显，参见表 4 与表 5。总体来看，两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教育水平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两者间的差异在于，对国有控股企业而言，除企业家教育水平外，其他背景特征变量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均无显著的统计关系。非国有控股企业则不然，除企业家性别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关系不明显外，其他各变量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均呈现显著的统计依存关系。
具体而言，其一，区分了不同的企业性质之后，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均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正相关(p ＜0． 01) ，这与前面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相同，进一步，这也预示，提升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企业家的捐赠意愿，从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以此预测企业的总体捐赠表现。其二，企业家性别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确证，即不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的性别均与捐赠量无显著的统计依存关系。这与 Schnake、Williams 和 Freden-berger 研究的结果明显不同，其中可能的缘由在于: 一是，样本上的问题，相比于国外企业，国内大多企业家更多是男性，在捐赠行为的企业家性别比较上，应有的差别统计上难以显示出来。二是，即便女性比男性企业家有更大的捐赠可能，但因受各种社会环境及自身其他因素的裹挟，这种捐赠上的性别差异不是很明显。
其三，虽然总体上企业家的职能背景以及社会关联度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显著正相关，但区分企业性质之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这种关系依然明显(p 值均小于 0． 05) ，国有控股企业的这种关系则不成立(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25 和 0． 164) 。这也从侧面进一步表征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之间行为上的差异。
就社会关联度对捐赠行为的不同影响而言，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对国有控股企业来说，随着国有资产保护的加强，特别是 2004 年以来，对于如何切实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流失的深入讨论，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对于企业资产的各种处置行为的态度变得更谨慎，相反，民营企业家则较少有这方面的约束。二是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目前一定程度上采取的还是政府任命的方式，不同企业家有对应的行政级别。作为代言人，为迎合政府意愿，保住甚至发展自己今后的事业，他们更多还是依政府相关文件为依据。于是，为免受“败家子”的骂名以及依规则办事，对于像捐赠一类的企业行为，许多企业家也就较少体现自己的主观意图。即便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有某种“捐赠情结”也很难在现实中体现出来。与之不同，民营企业家则完全可以利用捐赠来影响企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以实现企业的特定目标。
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来说，输出型职能背景比生产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捐赠要多，这一点再次得到验证。这也说明，那些输出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营中有更多使用捐赠的策略倾向。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一是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比如许多民营企业为获取政府等权力部门的合法性认可，使用的一种便捷策略，即通过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以接近他们并期望达成自身目的，实际上这也可以从许多各形各色的民营企业捐赠方式看出来。在中国这个“关系”的社会里，鉴于两者本质上的差异性，不难得出输出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要比生产型职能背景的企业家更擅长、并娴熟于使用这种策略的结论。二是依据领导理论，有输出型背景企业家的企业，因其更多的社会活动以及人际交往的影响，相应地其所在企业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媒体与舆论的关注。于此，一些非营利组织也就会有更大可能向他们募捐，并取得慈善捐款。
其四，总体上企业家年龄以及任职时间与慈善捐赠行为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但区分企业性质之后，回归结果显示，虽然国有控股企业的这种关系依然不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62 和 0． 193) ，但非国有控股企业两者之间正相关关系却有一定的统计支持(p 值均小于 0． 1) 。这种结果同前面职能背景以及社会关联度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共性之处。同样，其解释可借用前文说明，国有控股企业的捐赠行为因受制于诸如捐赠量上的要求、对象的限制以及严格的审批等各种因素，不论年龄还是任职时间的考量，许多企业家宁可明哲保身抑或宁少惹事也不愿多事，从而避免“自找麻烦”。非国有控股企业则不然，由于有着相对更多的自主权，以及企业家自身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任职时间的延长，各种社会认知、经验的相应积累，加之 CSR 广泛传播和战略性责任的提出，从事诸如捐赠等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就会明显增多。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采取有关变量的其他指标，我们进一步对本文的实证结论予以检验。参考陈玉清等使用的方法，利用收付实现制编制的现金流量表的数据，对有关控制变量重新进行了衡量，不区分企业性质时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文相同。区分企业性质之后，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四、 结论
一般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也应该相应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包含有道德的因素。因此，企业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促进社会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中国的转型经济呈现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完善市场经济的特殊制度环境。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受其高管特征的影响如何，以及哪些特征对 CSR 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些都有待实证研究予以进一步揭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企业家的教育水平、职能背景以及社会关联度与捐赠量之间显著正相关。随着 CSR 的纵深推进，在借慈善捐赠以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这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慈善运营团队构建、CSR 经理的选拔等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就企业家教育水平这点而言，提供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大力营造社会责任氛围、加强 CSR 宣传以及教育，对于提升 CSR 履行层次和水平很有必要。区分企业性质之后，国有控股企业只有企业家教育变量与捐赠量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年龄、任职时间、职能背景以及社会关联度与捐赠量之间有显著的正向依存关系，这表明，企业的性质是影响企业家背景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