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畲族民歌中的叙事:研究什么，如何研究
很久以来，人们进行民歌研究，要么是对一种民歌进行整体的概论式的研究①，要么是将民歌当作一种文艺类型，对其文学特点进行分析②，要么是从音乐学角度出发，关注民歌的音乐形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民歌进行整体考察，或者说将所有的民歌都纳入考察的视野的就笔者查阅到的文献而言目前只有山西大学翟玉欣的硕士论文《民歌的叙事因素研究》③，而对音乐进行叙事研究的则稍多，其中王旭青所着 《言说的艺术: 音乐叙事理论导论》
④则对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以一些着名的乐曲为例从音乐的文本和主体等方面对音乐叙事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就翟玉欣的研究而言，虽然文章名称是《民歌的叙事因素研究》，但就全文来看实在是一种叙事学视野下的左权民歌研究，有一种很明显的用叙事学的理论和框架来套她所关注的左权民歌的痕迹，而王旭青的研究则过于侧重对国外理论的介绍，所选乐曲也主要是国外的歌曲，基本上还是一种音乐学的研究。那么，对于民歌当中的叙事，我们研究什么，又如何进行研究呢?
畲族民歌是一种声乐，发声的同时也就在表意。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探讨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畲族民歌和畲族民歌中的叙事研究两个不同问题之间的关系。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畲族民歌，是将畲族民歌当作一种叙事的方式，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如上文翟玉欣的左权民歌研究就是如此; 而畲族民歌中的叙事研究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学式的民歌研究，就是将特定的畲族民歌当成文人诗歌，用以往传统文学中分析 《诗经》、《敕勒歌》的方式进行文学赏析; 另一种情况则是进行民歌中的叙事内容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对一首普通的，或者说是随意选择的民歌进行其中的与抒情等内容相对的叙事内容的研究。我们进行的就是第二种情况的研究。
就这几种情况之间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裂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叙事研究或者说是与叙事有关的研究，互相之间也有一些相互交叉的地方。但他们之间之所以有差别，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研究的路径不同，虽然都是以畲族民歌为载体，最终的结论也都是关于畲族民歌的认识，但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用的是叙事学的方法，文学式的民歌研究则主要是采用的文艺学的方法注重的是民歌的文学特点，对畲族民歌中叙事内容的研究则可能是一种综合的方法，既会用到叙事学的方法也会用到其他各种方法。
畲族民歌是一种声音的艺术，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嗓音的艺术，这种艺术不像器乐那样是通过规律性的乐器震动来营造出一种意境，从而实现叙事和感情倾诉的目标，它是通过直接的表意来实现的，尽管这种表意有的比较简单，也有的比较复杂，但是不论复杂还是简单，也不论其所表之意是完整的还是片段性的，但基本上可以说是通过叙事来达成的。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对内容丰富情节完整的畲族民歌中的叙事进行研究，同时也可以对篇幅短小内容简单的畲族民歌中的叙事进行研究。而对于篇幅短小的民歌中的叙事，特别是那些只有三四句，甚至两三句内容的民歌，我们如何进行深入地研究，如何从这样一种信息量较少的民歌中读解出民众表意的深层内涵，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本文希望在研究畲族民歌叙事艺术的一些深层规律和结构的同时，为短小民歌的深入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使得民歌的研究不再受制于篇幅的长短。那么，对于畲族民歌当中的叙事内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研究?
在我们的设计和构想中，上述研究目的的达成主要是通过对具体民歌的分析，将其中的叙事内容一方面放置在整首民歌的组织系统中进行考察，研究叙事对于民歌审美与娱乐目的的达成究竟有什么意义; 另一方面将叙事内容放置在与抒情等其他成分的比较中来进行考察，研究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从而了解这种叙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叙事，相对于散文性质的民间文学叙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当然，由于内容的不同，有的民歌叙事和抒情是融为一体的，而有的可能是分离的，对于具体的问题我们将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处理。
二、畲族民歌如何叙事
客观地说，每一首民歌都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通过叙事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以“事件/事情”为中心，人们灵活运用各种意象，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最终答成了叙事的全过程。因为畲族民歌是一种演唱的艺术，因此，一方面是民歌本身，另一方面是民歌内部，都成为一种意义实现的手段。尽管不同的民歌因为情节的简单与复杂，叙事的方式和手段都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民歌意义的表达并不因为这种叙事内容的丰富与否而受到影响。
1． “事件 / 事情” 的建构: 畲族民歌的中心内容
在每一首畲族民歌中，都有一个核心的构件，这个构件就是 “事件/事情”，这种 “事件/事情”有时是以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有时是以某种感情体验表现出来的，有时也可能是以某种思想观念表现出来的。但不论如何表现，民歌作者所欲图呈现出来的 “事件/事情”是不受表现形式的影响的。尽管各部分在叙事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各不相同，但是所有叙述要素的最终指向都是为了构建一个足以呈现自身的 “事件/事情”。对于每一首具体的民歌来说，其所叙述的 “事件/事情”都是不一样的，但不论其如何不同，作为中心的“事件/事情”与叙述结构的其他部分的关系都是相同的。而从具体的民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各个部分既是为作为中心的 “事情/事件”服务的，同时这一核心的 “事件/事情”也引领着叙事情节的各部分的有序铺展。下面我们从一首具体的民歌出发，来详细地探讨 “事件/事情”在畲族民歌中的意义与作用。
《歌不上口莫进寮》①云和县上山砍柴要用刀，出门过河要搭桥;山客求亲先对歌，歌不上口莫进寮。( 演唱者蓝天宝，采录者卢彬，1987年 4 月采录于云和镇。)
这首民歌是畲歌中传统的引歌，类似于论文当中的 “引言”或 “前言”，是在对歌的正式内容之前，或者说在对歌的开始，用来酝酿感情，预热现场所唱的歌曲。在这首民歌中，民歌作者用短短的四句歌构建了这首民歌的叙事世界。对民歌作者而言，其所表达的中心内容是畲 “歌”的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畲 “歌”对于畲族民众婚嫁的重要性。在这里，民歌所叙述的事件———对歌求亲———是为其中心内容服务的。民歌在畲族民众的传统生活当中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在这样婚嫁这样的场合中，就必须有民歌的在场，而且民歌的在场不是简简单单的参与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一种男女双方交往的媒介而存在。
通过对歌，人们消除了陌生与害羞，通过对歌男女双方获得了对对方的了解。同样，通过对歌，婚姻的仪式得以顺利地进行。因此，对歌不但可以显示一个人的歌才，更能够显示一个人在社区中的地位。在婚嫁中，对歌从头至尾引领着婚姻的每一个步骤，是婚姻得以达成必不可少的纽带。
在这首民歌中，每一句歌都有其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和在整个叙事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但是，从民歌内容的表达来看，显然，前两句民歌是为最后两句服务的，最后两句是整首民歌的中心和落脚点，民歌叙事的中心落到了叙事结构的后半部分。正是因为这首民歌画龙点睛式的叙事手法，最后一句 “歌不上口莫进寮”也成为这首民歌的标题。在民歌内部，前面所用的各种类比或者说故事设定，都是为了使最后两句民歌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更加有理有据，也是为了使民歌所欲表达的中心内容在内涵上更加完整、具体，使各种叙事因素所构建的 “事件/事情”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
2． 叙事之 “叙”: 畲族民歌的叙事艺术何以达成
对我们来说，研究畲族民歌的叙事艺术，重要的不是关注某一首民歌叙述了什么样的 “事”，而是弄明白它究竟是如何叙事的，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畲族民歌展现了其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特叙事魅力。
( 1) 从畲族民歌的文本出发，我们发现，其实畲族民歌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七言诗歌是相似的，它们都是通过各种修辞方法和合韵上口的七言句段来达到叙述、抒情、描写和表达思想观念的目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七言诗主要是绝句和律诗，一般有句数或者说长度方面的规定，而畲族民歌的长度则几乎不受限制，既有长篇的小说歌和历史传说歌，也有篇幅较短的引歌，可以根据内容随意铺排。我们在这里关注畲族民歌当中的修辞艺术，主要是将其放在民歌中的叙事的研究背景下来考虑，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民歌当中的修辞是如何进行的，更要关注具体的修辞艺术和整首民歌的叙事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辞是如何对民歌的叙事进行建构的。
我们还是以上文所引的 《歌不上口莫进寮》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首歌只用了一种修辞方法———类比，在这个类比当中，喻体的部分是由前两句构成的，而最后两句则构成了类比的本体。由于这首民歌句段较少，因此，作为修辞的类比就构成了整个民歌叙事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民歌的叙事就是通过类比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修辞和格律一方面发挥自身合辙押韵优势，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叙事内容更加生动和具有美感，另一方面也为叙事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感情铺垫，既使中心内容的表达从容不迫，也使其感情基础更加深厚，理据更加充分。我们尤其值得品味的是民歌的后两句 “山客求亲先对歌，歌不上口莫进寮”，因为这两句是整首民歌叙事的中心所在，因此民歌的重心就偏移到了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相比，这部分内容情节更加完整，意思更加连贯，可以说是整首民歌叙事中的一个小故事。就这个小故事而言，其所采用的叙事手段也是多样化的。首先，这个小故事采用了一种先果后因或者说颠倒次序的叙事策略。就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来看，首先是 “进寮”，其次才是 “亲事”的达成，“亲事”的达成是 “对歌”的结果，唱着歌进寮，通过对歌达成亲事。这种颠倒次序或者说倒叙的手法与散文叙事中倒叙的运用并不相同，或者说产生的效果并不相同，这里所使用的倒叙修辞，其倒叙部分 “求亲”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倒叙的后半部分 “对歌”。其次，这个小故事也运用了较弱的或者说不明显的夸张的修辞艺术。这里的夸张并不如一般的文学夸张那么明显，或者说夸张得那么厉害，而是隐晦的，程度较弱的。再次，这个小故事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叙事技巧，即后一句在前一句的基础上意思更加深入细致。就故事的内涵来说，显然前一句已经把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山客求亲先对歌”，只有会对歌才能求亲，但是作者对此还不满足，于是在这句话的基础上又将句意进一步做了强调，“歌不上口莫进寮”，对不了歌连人家的门都进不了就更别说求亲了，使得前一句歌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具体也更加深入。
讲完了这个小故事的叙事策略，接下来我们该分析修辞和叙事的关系，以及修辞是如何建构叙事的这两个问题了。我们从上面所进行的类比的叙事分析可以看出，类比是有其所表达的中心思想的，整个类比各部分都是围绕着其中心思想展开的。修辞艺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通过这种艺术化的形式来实现其叙事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修辞也是一种叙事，是一种音乐化或艺术化的叙事。另一方面，作为叙事的修辞只是整首民歌叙事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其所起的作用也只是通过艺术化的形式来强化叙事的中心内容或者辅助中心叙事，它是从属于民歌的叙事整体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修辞自身的叙事与整首民歌当中的叙事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修辞是如何建构叙事的呢? 虽然修辞叙事可能只是民歌叙事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从其自身的表达来看，修辞的叙事具有独立性，是自成一体的。
因此，修辞对于叙事的建构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叙事成分，修辞是如何建构自身的，另一方面是作为整体叙事一部分的修辞是如何与其他部分协同建构民歌的整体叙事的。就第一个方面修辞如何建构自身的叙事而言，任何一种修辞，其中心思想的呈现都是建立在借物的基础上的，修辞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手段，因此修辞所欲表达的中心思想不可能平淡无奇地直接呈现自己，这样就要通过借物来实现本体的延伸，在这种延伸中，中心思想通过间接的形式得以将自身呈现在人们面前。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民歌中，借物现象是随处可见的。而作为叙事的修辞与其他部分共同对畲歌叙事整体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句意的衔接、补充或促进来实现的。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畲歌中，由于句段较少，因此修辞构成了民歌的主要内容，但当我们不把眼光仅仅局限在修辞上，而从整个民歌出发来看，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修辞之外的东西: 砍柴用刀、过河搭桥，这两句民歌的内容虽然要放在整首民歌的句意背景中来看，但是就其自身来看，显然，刀对于砍柴和桥对于过河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即是一种必要条件，因此，类比本身所表现的民歌的重要性和刀与桥的重要性或者说必要性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致的，刀与桥的内容和对歌求亲的内容互相补充，层层递进，使得民歌所欲表达的叙事内容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 2) 如果说修辞是畲族民歌叙事艺术的手段和技巧，那么民众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发生的具体可感的行为则是畲族民歌叙事的社会基础。
我们还是以 《歌不上口莫进寮》为例来说明畲族民歌是如何通过对民众的具体行为的描摹来叙事的。这首民歌涉及到了四种行为: 砍柴、过河、对歌、求亲。很明显，前两种行为在民歌的叙事中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只是为了增强表达的效果。那么，具有实际意义的就只能是后两种行为了。就后两种行为来说，作者是将 “对歌”和“求亲”联系在一起来说明的，既说明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歌”和 “求亲”既是两种行为，同时也可以说是两个 “小事件”，这两个小事件共同组成了一个 “求亲对歌”的大事件。虽然从整首民歌出发，“对歌”是民歌的核心所在，所有的一切叙述要素都是围绕着 “对歌”展开的，但是当我们从“对歌求亲”这一事件群出发来审视， “求亲”却是比 “对歌”更加重要的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群当中，“求亲”是事件的中心，“对歌”是围绕着求亲娶亲这一重要的民俗事件而展开的。在这首民歌当中，“对歌”扮演了两种角色，一种是民俗行为，一种是叙事工具。在对歌这种行为的本身这里，“对歌”是一种习俗，一种民众娱乐、社交和表意的民俗活动，而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民歌当中，“对歌”不仅是一种习俗，还是一种叙事的要件，民歌作者是通过对 “对歌”这一叙事要件的运用来实现叙事的功能的。在民俗行为的过程当中，通过对歌，畲族民众获得了精神的娱乐、男女的交往和知识的传播①，当这种对歌的行为在地方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一种经常进行的行为，对歌就成为一种习俗，一种人们不自觉地代代相传并实现多种社会功能的族群文化。而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民歌当中，人们用对歌来叙说对歌，就像神奇的俄罗斯套娃，在大的对歌中还有小的对歌，两者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它们的具体指涉是一样的，都是 “对歌”，不同的一个是用行为来演绎或者实践对歌这一民俗真实样貌，另一个则是作为行为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组成部分出现的。如果我们说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民歌当中，“对歌”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 “求亲”则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独立于各种叙事要件的中心叙事。我们在前面说过，民歌的前两句是为后两句服务的，而后两句当中的 “对歌”又是从属于 “求亲”的，那么，作者在这里就是通过对包括类比修辞在内的各种叙述要素的运用来叙述“求亲”这个中心事件的。这两句虽然简单，但是却完整地实现了这首民歌叙事的中心话题。作为叙事重点的 “求亲 － 娶亲”既是一种个人行为，又是一种社区性的民俗传统。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民歌叙事的达成必然要建立在人们具体的现实行为之上，至于这种行为是长期形成的模式化的民俗传统还是一些片段性的行为场景则在不同的民歌当中表现不同。
( 3) 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观念是畲族民歌抒情表意的文化基础和生活依据。这些观念，有的是关于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有的是关于祖先事迹的历史图景，有的是关于生产劳动的心理感受，有的是关于风俗仪式的行动指南，也有的是男女交往的感情表露，民俗知识的生动描绘。不论是什么观念，都是来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都是与人们的日常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也都代表着民众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自己所生存的环境的认知，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望。而畲族民歌对各种观念的表达，有的是直接表达出来的也有的是依附于对某些事件和行为的间接表现。这些思想观念之于民歌的叙事，一方面与修辞、生活场景的重现等一道共同建构了民歌的叙事，是民歌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则是民歌叙事的心理基础，与民众的各种现实行为以及地方社会的特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使得民歌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所理解。
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歌中，民歌作者对民众观念的表达是比较直接的。在这首民歌的后两句，作者用一个 “先”字和一个 “莫”字，不但表达了对歌和求亲的先后次序，以及对歌的重要性，而且表明这种重要性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在这里，民众关于民歌的观念作为一种文艺素材构成了叙事的主干，而这种观念在类比修辞的强化之下，更加突出了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虽然从修辞上来说民歌的前两句是一种类比，但同时这两句所描述的内容也是一种常识，一种关于生活知识的常识，民歌作者在这里将结亲必须对歌的观念和砍柴用刀、过河搭桥这样的生活常识放在一起，正是为了突出在人们生活中，尤其是在婚姻这样的重要场合，对歌具有一种常识性的作用。在这里，作为观念的“求亲要对歌”和具体的礼俗现场的对歌行为结合在一起，成为这首民歌叙事的主要内容。而之所以求亲对歌这种习俗能够世代流传下来，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观念的支撑，人们将这种思想观念用民间文艺的形式进行不断地传唱，使之成为地方社会最基本的民俗知识。在这里，求亲对歌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长期的民俗实践和行为，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又进一步成为社区民众的共同知识，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社会规约，得到人们的不断强化。“思想观念———行为实践———社区习俗/ 社会规约 ( 观念和规则) ” 形成了一种不断循环的良性社会生态。而这首民歌作为一个整体就是这种社会生态的一部分，其中的叙事部分恰好是“思想观念———行为实践———社区习俗”这一生态环的重要表现和载体。
3． 畲族民歌艺术的叙事结构
由于民歌采用了一种艺术化的叙事方式，其对 “事件/事情”的表达可能并不如散文叙事的情节那样连贯和紧凑，因此，构成其整体叙事的各个部分就可能稍显琐碎或是片段性的，这尤其表现在条数较多的畲族民歌当中，每一条可能就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小故事，但同时，各条民歌所表达的小故事也是民歌整体叙事的一个片段。而在许多畲族情歌当中，由于抒情的需要，各条民歌叙事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样，整体叙事的效果就是由具有相似内涵的片段叙事共同达成的。而在类似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样篇幅较短的畲歌当中，民歌的叙事也如我们上面所讲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那么，畲族民歌的叙事究竟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成一体的整体? 答案是肯定的。
畲族民歌的叙事并不因为某一首民歌自身具体叙事的片段化或多样化而割裂其完整性。任何一首民歌，不论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其最终的叙事效果的达成都是受到自身叙事结构的影响和形塑的。这种叙事结构从根本上保证了畲族民歌叙事效果的最终达成。从根本上来说，畲族民歌的叙事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思想观念，这是畲族民歌叙事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个层次是人们的行为和生活实践，这是畲族民歌叙事的现实行为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各种修辞的灵活运用和整齐的艺术形式，这是畲族民歌叙事的技术基础。就畲族民歌的这三个层次的叙事结构而言，修辞和民歌形式是民歌叙事的操作手段，而生活和观念则是畲族民歌叙事的素材来源，它们共同支撑着民歌叙事的总体框架，使民歌叙事获得了来自艺术、生活和思想的共同保证。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并不因为民歌具体内容的差异而受到影响，是畲族民歌叙事的内在框架。当然，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对应到具体的民歌时，其表现是不同的，也与具体民歌所采用的叙事策略结合在一起。在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民歌当中，如我们上文所分析，作为观念的 “求亲对歌”是与具体的 “求亲对歌”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作者所采用的类比修辞也并没有完全与叙事的中心割裂开来，而是与其所表达的观念和生活行为相互配合，共同建构着这首民歌的整体叙事。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三个层面只是畲族民歌叙事的基本结构，是就畲族民歌的整体而言的，而对于具体的某一首民歌，由于民歌自身内容的差异，其结构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或者只表现出了这种基本结构的一个部分，或者这种基本结构中的几个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具体的分析还是要结合具体的叙事情况而分析的。
三、畲族民歌叙事与畲族民歌的分类
“类”是由 “个”构成的，能否归为一类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的 “个”是否具有某些方面的共性，因此，从具体的 “个”到概括的 “类”就是一个从异走向同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一个归类或分类的标准问题，归类或分类的标准不同，事物所归属的类就是不同的。这是类型学所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叙事研究所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畲族民歌中，我们研究民歌当中的叙事也就必然要涉及到 “个”和 “类”的问题，以及分类标准与民歌叙事的关系问题。
畲族民歌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许许多多的具体的有着特定内容的民歌构成的，我们虽然可以试图对其整体有所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无疑应该建立在对 “这一首”民歌研究的基础上，而 “这一首”民歌当中的叙事固然只是一个个案，并不能反映畲族民歌中的叙事的全貌，但是 “这一首”却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构成，是民歌发生的实际所在，其文本叙事的内在脉络反映了畲族民众特定的观念、习俗和社会生活。它是来源于人们的实际行为和生活的，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民俗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就在于了解人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不仅要从整体上认识人们生活的全貌，更要认识具体的实际的人们真实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体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将以往所得到的大量概括性的知识落到实处，实现对人们生活的真正理解。
分类或归类的主要依据是相同属性，相同属性可以有很多种，比如特点、性质、内容、功能等等。那么，不同的分类标准与民歌的叙事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或者说分类标准不同是否影响民歌的叙事功能呢? 从根本上说，分类是基于人们对民歌的认识，而民歌的叙事则是根据自身的情节结构安排自然展开的，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上，具体的某一首民歌的叙事和对这首民歌的整体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当我们把某一首民歌归入一个特定的类别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对这首民歌做了一个整体的概括，这种概括作为一种认识显示了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认识这首民歌，而认识的角度不同我们所看到的民歌的叙事就具有某些差异，比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歌不上口莫进寮》，我们从礼俗角度来认识它( 婚礼歌) 所进行的叙事研究和从功能角度来认识它 ( 引歌) 所进行的叙事研究就具有明显的差异。
虽然这种差异可能是民歌整体叙事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但是它却决定了我们对这首民歌的最终理解。一般来说，畲族民歌大都是按照内容来进行分类的，而实际上，内容就是叙事，是一种对民歌的情节发展的总体概括。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分类意义上的叙事和我们所提倡的具体叙事呢? 我们认为，具体叙事是整体叙事的基础，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具体叙事基础上的整体叙事研究才能获得对于畲族民歌的真正理解，否则所谓整体叙事或者概论式研究都不过是隔靴搔痒。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畲族民歌中的情歌和小说歌，关于情歌中的叙事我们下面细讲，这里重点探讨一下畲族小说歌的叙事问题。
虽然已经有学者从文化的传承①和保护②等角度对畲族小说歌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小说歌的叙事问题，特别是这种民歌所涉及的叙事与其他民歌的叙事之间的差异，还没有人注意到。畲族小说歌是畲族民众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特殊就特殊在其故事情节曲折、内容丰富，与汉族的章回小说或评话相似，但是又完全是用畲族语言来演唱的，故事性特别强，可以说是一种唱出来的小说故事。但是它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史诗又完全不同，没有史诗那种宏大的叙事场域和紧凑的情节编排，它的气氛是轻松的、生活化的，虽然体裁是民歌的，但是人们是把它当作一种评话小说来欣赏的。这种民歌的叙事与其他民歌的叙事具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其他大多数民歌的叙事都是来源于人们的实际行为和生活场景，这种民歌的叙事则主要是来源于对汉族小说故事的借用。而讲述畲族自身生活的 《石莲花》、 《殉情歌》、《钟景祺与雷万春》等故事虽然来源于畲族，但是其叙事的逻辑不是按照 《高皇歌》、《封金山》等史诗性民歌的套路来进行的，而是一种长篇叙事诗，与来源于汉族的小说歌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民歌当中的叙事? 这种民歌中的叙事具有自身的逻辑，它不是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与人们的生活具有较大的距离，其产生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娱乐人们的生活，同时反映人们的某些好恶或者爱情观念，其叙事的发生更加注重情节的曲折和连贯，不像其他民歌的叙事情节比较简单，需要更多地借助修辞和形式来实现自身的叙事和其他功能。对这种民歌的叙事研究可以更多的抛开民歌与人们的行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从民歌自身的情节出发来进行，用一种类似民间故事研究的策略来进行。它的叙事是一种异于其他民歌叙事方式的叙事。
四、畲族民歌中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民歌是叙事的，同时也是抒情的，甚至就某些类型来说主要是抒情的。于是，当我们要来专门地研究畲族民歌当中的叙事的时候，畲族民歌当中的叙事和抒情的关系就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回答民歌当中的叙事和抒情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叙事之 “事”和抒情之 “情”。
叙事之 “事”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 “事情/事件”，是写实的内容，是具有事实性和客观性的东西，是具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一个系统。
抒情之 “情”则主要是一种感受，一种观念，一种感觉/感情。这里的感觉、感受、感情的表达或表现有的时候可能是直接的，有时候则需要借助其他东西来间接或者曲折地表现，这就和叙事的“事情”发生了联系，一方面在民歌中，抒情和叙事是可以分离的，另一方面，它们又粘合在一起。
可以分离是因为它们的表现方式不同，所运用的技巧不同，产生的艺术效果不同; 而说它们又融合在一起，则是指有的时候情感的表达需要某些“事情”或事实来支撑，另一方面抒情本身也是一种叙事，是一种柔化的叙事。因此，民歌当中的叙事和抒情就既可以分别进行考察，也可以结合起来考察，而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将两者区分开来主要考察畲族民歌当中的叙事艺术。
在畲族民歌中，有的类型的民歌情感的铺陈可能是隐含在情节的叙事当中的。虽然二者看起来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但是当我们从民歌表达的不同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所具有的不同艺术追求，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追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我们前文所研究的 《歌不上口莫进寮》，这首民歌的所叙之 “事”已如前述，是 “对歌求亲”。这一 “事件”与民歌的中心内容 “畲歌对于畲族民众民俗生活的重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从抒情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整首民歌，我们发现隐含在整首民歌的 “事件”背后的是畲族民众对于畲歌的喜爱。正是因为人们喜爱对歌，对歌才会在田间地头、屋场内外、路口山野等各种地方发生，也正是因为人们喜爱对歌，对歌才会在农忙农闲、婚嫁死生等各种场合发生，也正是因为这种喜爱，畲歌才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在婚嫁等重要场合不可或缺。当然，民歌中的叙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在抒情，这首民歌的中心内容———畲歌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抒情，是一种抒情式的叙事或者说建立在抒情基础上的叙事。
在这里，抒情既是独立进行的，同时也是与叙事联系在一起为叙事服务的。说它是独立进行的，是因为这种抒情是叙事的一个侧面，叙事的同时也在抒情; 而说它是为叙事服务的，是因为整首畲歌的中心是为了表达 “畲歌的重要性”这样一个核心内容，抒情从属于这个中心内容。
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有的畲歌中，由于叙事的成分并不十分突出，整首民歌的基本基调是感情的宣泄，例如情歌，在其整体中，很难将叙事从浓郁的抒情中剥离开来，那么，我们就要从具体的抒情出发，寻找抒情背后的事实本质，发现情感背后的事件，或者研究这种抒情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抒情; 而对于以叙事为主要风格的民歌，例如小说歌，我们在关注叙事的时候，也要深入叙事背后的本质，寻找叙述情节走向的情感脉络。
在畲族民歌中，情歌是最具有抒情性的一种类型，而我们之所以也可以从叙事的角度将其纳入对畲族民歌的研究中来进行，就是因为这种情歌具有作为叙事的抒情的一面。在 《有情有意结成亲》①这首民歌中，主要表达的是希望与唱歌的姑娘结亲成婚的思想感情，是一首抒情求爱的民歌。民歌作者的抒情是十分直接的，但是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对抒情进行了铺垫，即前两句，通过这两句表达了民歌主人公对姑娘歌声的赞美，通过赞美进一步表达主人公的爱慕之意。这里的叙事就一方面是可以分离的，另一方面是融合的。
分离的主要是指前两句的铺垫是可以和后文乃至全文的抒情区别开的，而融合则主要是就全文的抒情而言的，全文所表达的求爱主题就是一种叙事，叙述了男主人公由对唱歌姑娘歌声的欣赏和赞美到爱慕求亲的事情。这里我们就不多展开分析了。总之，对于畲族民歌当中的叙事艺术的赏析，我们一方面要进入具体的民歌，进行微观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在民歌中发现故事，在抒情中发现事件，将畲族民歌与人们的具体行为、生活场景和感受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发现畲族民歌艺术的内涵和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