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翻译学这一理念, 论述了它的理论基础与操作原则, 并以《红楼梦》、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英译为例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文章认为,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是一门翻译学与多门学科、多领域融合的跨文化交际学科, 其发展与相关学科、领域的视角密切相关, 进而可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 理论; 原则; 实践;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no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ology, discusses its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and explores its practice us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Guizhou's minority culture through English as examples. It points out tha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bslatology is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field research, which draws ideas from a number of relevant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fields in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operations.
Keywor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ology; theory; principle; practice;
一、前言
跨文化交际学, 英文有两个表述, 分别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两者大体意义差不多, 有点细微差异, 前者强调“克服文化障碍”, 后者注重“文化互动”, 也可说前者更强调差异, 后者偏重共同点。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基础上, 提出“跨文化交际翻译”这一概念, 并对其理论基础、操作原则进行阐述, 之后通过相关的实践分析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和原则的使用情况, 在结论部分将评析与反思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实践。
二、文献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外学者围绕跨文化交际展开了深度研究。这些研究或聚焦宏观层面, 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贾玉新[1]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一书, 堪称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先驱, 该研究主要提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基础及操作原则, 此外还有基于中西交流的个案分析。连淑能[2]的《英汉对比研究》基于汉语、英语的差异阐释了翻译原则, 对具体的翻译实践进行解析。虽然该书没有直接提及跨文化交际理论, 但所涉及的语言哲学观、语言学理论实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一部分。金惠康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翻译》[3]《中国英语》[4],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阐释了英译汉与汉译英, 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的英语翻译, 是跨文化交际研究本土化的较好典范, 该成果最大的特点是例子翔实。Ron Scollon和Suzanne Wong Scollon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Discourse Approach[5]一书中从语用学、话语意识形态、职业话语、性别话语等角度探讨了跨文化语言交际, 开拓了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学研究路径。Samovar、Porter和Stefani出版了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6], 从交际的界定、文化影响、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等角度分析了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 在理论这一宏观层面上表达清晰、系统, 可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指明方向。Nida出版了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7]一书, 强调了文化差异对翻译、不同文化群体成员间交际的影响, 重点研究了翻译的功能等值问题, 表明跨文化交际与翻译两个领域可以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从应用角度来看,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教学等方面具体结合趋势明显。Davis[8]、Gutt[9]、Nord[10]等探讨了认知、语境、解构主义、目的性等与翻译的关系。许力生主编的《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11]、樊葳葳主编的《跨文化交际视听说》[12]是中国外语教育者较好地将西方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本土化的范例。
从当今的研究来看,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已深深结合在一起了。模因论、目的论、美学论、生态论、博弈论等哲学、美学、经济学跨文化视角已融入翻译研究中, 一大批学术成果已出现。Chesterman[13]的模因论从翻译模式的建立与推广论述了翻译理论框架的生物有机体原理。Baker[14]认为翻译可以像数学、经济学的竞争一样, 有赢家、输家, 甚至为零和游戏 (zero sum game) 。根据这一理论, 翻译包含界定性 (definitional) 内容, 即构成性 (formative) 内容, 也包括选择性 (selective) 内容。前者必须翻译, 后者不一定翻译。[15]1-16胡庚申[16]11-15, [17]3-8提出了“生态翻译学”概念, 后又发表多篇关于生态翻译的论文, 对Newmark[18]、Katan[19]、Cronin[20]的生态翻译观或翻译生态观进行了拓展, 是典型的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翻译研究。根据胡庚申的观点, 翻译的生态系统就是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跨科际研究“关联互动”。陈琳[21]13-20探讨了陌生化翻译, 认为审美在文学翻译中起重要作用, 可产生异域化、混杂化、异域性等特点。儒风[22]50-54研究了《论语》的文化翻译策略, 解析了文化翻译策略与译本接受之间的关系, 认为译本可作为文化的“他者”而存在, 可以作为审美文化的喻体, 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来追求。在《论语》的英译本中, 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的“以耶释儒”、庞德的意象析字、辜鸿铭等学者的以西释中、林语堂的通俗编译、Slingerland的以中释中等文化翻译策略。
三、理论基础
上文提到,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研究已紧密结合在一起, 但目前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学科或领域的举措尚不多见, 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我们认为, 可以提出“跨文化交际翻译学”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ology) 这一学科理念, 该学科以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学理论作为支撑点, 对相关翻译实践、翻译教学进行探讨。一般来说, 跨文化交际理论涵盖以下方面: (1) 交际理论; (2) 语言学理论; (3) 美学理论; (4) 哲学理论; (5)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 (6) 文学理论; (7) 教育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实践涉及汉译外、外译汉, 甚至涉及三语间翻译, 如少数民族语言—汉语—英语。在我国, 翻译教学牵涉的面较广。从语域来讲, 有普通语体翻译、科技语体翻译、政治语体翻译等。从译作与公众见面的路径来看, 有口头、笔头翻译。从翻译主体而论, 有他译、自译, 还有集体翻译、个人翻译之分。各种译作要考虑的跨文化交际因素因交际情形、交际对象、交际目的不同而异, 当然也不乏共同点。
当今翻译工作的特点是多元化。Cronin[20]10-17认为, 现今翻译处于信息、全球化经济这一语境中, 由此而带来的是个人与网络化身份、信息与审美商品, 同时面临全球化或“麦当劳化” (Mc Donaldization) 与本土化文化张力的问题。Katan[19]14指出, 现代社会的译者 (包括口译、笔译者) 要有双文化视野 (bi-cultural vision) , 该视野是跨文化交际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与译者身份、工作动机有关。这一理论与以往翻译理论强调双语能力不同, 主张翻译即“文化翻译” (translating cultures) 。Katan[19]17-18将文化翻译进行了界定, 并对相关方法路径做了说明, 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翻译———界定、路径与文化研究方法
以我国少数民族 (苗族) 文化对外宣传为例。如果要将苗族优秀文化以英语作为媒介对外宣传, 势必要将我们的翻译意识形态 (ideology) 或译者主体性 (subjectivity) 把握好。杨胜才、哈正利 (国家民委微信2017年10月28日) 指出, 必须从思想上增强各民族大团结, 强调“五个认同”, 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应当说, 21世纪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宣都离不开这一跨文化交际理论框架, 据此, 蚩尤与炎帝、黄帝的部落之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章节, 是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篇章;苗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之一;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苗族飞歌、吊楼建筑艺术) 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较好地保护与传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宣传跨文化交际翻译才能做好。
Newmark[23]提出了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和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两大概念, 认为翻译涉及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 翻译是语义翻译, 更是交际翻译。所谓交际, 在Newmark看来, 离不开多元化、交叉功能, 如表达、信息、呼唤功能, 翻译层面 (translation level) 包括X (内容指示) 、Y (篇章结构) 、Z (主观性) , 相互作用。在交际过程中, 应当考虑文本意图、译者意图、文本读者与场合、写作质量与文本权威性等多个问题。据此, 翻译即跨文化交际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表现形式。
Pennycook[24]3认为, 英语在当今的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据此引出了“同质化” (homogeny) 、“异质化” (heterogeny) 之争, 前者说明英语在当今国际交流中有统一的标准、范式, 后者支持国际交流中世界英语 (world Englishes) 的存在。这一观点的第二部分在中国早就有呼应, 如“中国英语” (China English)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不同。中国英语强调中国特点的英语表达, 是基于内容的英语表达, 注重翻译的“异化” (foreignization) ;中式英语是中介英语, 不符合英语表达, 是语用错误、语法错误、逻辑或修辞错误的体现。我们要正确看待“中国英语”, 但要避免、降低“中式英语”的出现。“异质化”理论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具有重大意义, 在评价相关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中是重要参考标准。
跨文化交际重视具体交际领域, 这一特点决定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是基于领域的学科 (field-based discipline) 。Maarek和Wolfsfeld[25]主编的《新时代政治交际:跨民族视野》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New Era: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探讨了政治新闻与政治新闻业的关系、政治交际与电视———新旧影响之张力、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交际、大众传播与舆论、政治交际与个人影响等话题, 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学的构建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根据这一主张,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是一个主题、主体 (参与者) 、互动活动、时代影响交互的学科。如, 新媒体时代我们要了解微信 (Wechat) 、微博 (microblog) 、推特 (Twitter) 、脸谱 (Facebook) 、短信 (text message) 等信息途径, 还要了解发帖人 (poster) 、云数据 (cloud data) 、大数据 (big data) 等理念, 还有网购、网店、网民、网站 (公司、机构网站) 等有别于传统交际的模式。作为译者, 应有相应的背景知识, 熟悉相关文体或语体特征, 这样才能做好跨文化交际翻译工作。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应注重当今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新趋势。House[26]指出, 当今翻译应强调意识形态、伦理、政治行动、叙事路径、多文化社会中翻译的角色、微观历史研究、生态翻译学等问题。翻译伦理指译者文本行动所涉及的责任, 与后现代、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有关。由于翻译包括人权、地区热点报道等政治性话题, 不可避免与政治行动有关。译者是“叙事者”, 将读者不熟悉的内容通过目标文本告知, 因此翻译是一种“叙事”, 包括个人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元叙事, 分别以个人故事、共享故事、具体学科叙事模式、高度抽象化叙事方式呈现。House的主张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说明这一学科的与时俱进性质。
四、操作原则
所谓操作原则, 就是指导原则, 即跨文化交际翻译学研究与实践所遵循的方法论。操作原则基于理论框架, 可以是一种或多种理论交织影响下的路径、方法。总的来说, 涵盖宏观原则与微观原则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的操作原则有:美学原则、意识形态原则、语言学原则、跨学科原则。
许渊冲教授提倡翻译“三美论” (Three Beauties) (音美、形美、意美) , 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欢迎与响应。张林林[27]运用这三个美学原则分析了李白诗歌的英译积极效果。黄云金[28]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分析了“三美论”, 并将“三美论”用于研究《诗经》的汉译英效果, 适当肯定了译者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20世纪中下叶, 接受美学 (reception aesthetics) 在西方译届得到了较大发展, 德国功能翻译学者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伊瑟尔 (Wolfgang Iser) 等人倡导译作读者的积极参与, 通过文本的不确定性与读者接受过程的关注, 可强化读者的主体作用, 实现作者视野与读者视野的有效融合, 提供文本阐释的新视角, 挖掘作品的道德与审美价值。[29]35-39接受美学是美学原则的具体体现, 强调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实践的动态性、互动性、译者与读者的合作性等, 除用于文学作品翻译外, 还可用在对外宣传材料翻译上。赵晓霞[30]运用接受美学原则或理论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宣传材料的英译, 认为翻译问题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有关。
意识形态原则涉及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诸多因素。Slingerland[31]在将《论语》翻译成英文时非常注重关键概念 (如:仁) , 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的痕迹, 采取的办法是:英译+拼音+汉字原文。肖唐金、肖志鹏[32]1308提出翻译中的语篇 (文本) 意识形态二分论, 即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前者与政治、“声音”、文体风格有关, 后者涉及文本措辞、信息组织结构。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意识形态在开始、中间、结束层次上的运作机制不同, 体现在作者 (authorship) 、文本构建者和接受者 (text constructors and recipients) 、读者 (readership) 上。具体情况如下:
表2 翻译过程中的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语言学理论现已广泛应用于翻译中,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学中同样适用。20世纪中期Catford[33]就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探讨了翻译的相关问题:形式等值、意义与整体翻译、可译性等, 涉及音系、字符、词汇、语法等各个层面。Newmark[18]认为, 翻译的语言学路径涉及以下多个方面:搭配的范围与可接受性、逻辑结构、语义范畴、评价性语言、用词感情程度、语域、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涵、歧义、干预、隐喻、各种修辞手段等。澳大利亚学者Martin倡导的积极话语分析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PDA) 可应用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学领域中。在这一理论框架中, 构成评价系统的介入 (engagement) 、态度 (attitude) 、级差 (graduation) 三元素成为积极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介入可能来源于自言或他言, 即个人观点或他人观点。态度由情感 (affect) 、判断 (judgment) 和鉴赏 (appreciation) 组成。情感是话语参与者的感情投入, 判断是话语参与者对自己或他人或相关事件的态度定位, 鉴赏是对话语参与者或相关事件的属性理解, 如复杂性、影响性、价值性。级差可从力量和焦点两方面考虑, 前者可为强势或弱势, 后者可体现为强化或弱化。西方学者Roberts[34]在将老子的着作《道德经》翻译成英文时, 采用了“介绍+内容翻译+评注”的翻译模式[15]1-16。“介绍”部分主要就该书文学与政治意识、标题、文本、孔子与老子比较、老子时代的中国以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继承进行了介绍, 还介绍了“道”“德”等关键术语的含义。“评论”部分就各节英译中的内容、启示、哲理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在修辞三元素、评价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拉近西方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语言学理论繁多, 如何结合语言学理论与翻译实践值得进一步探索。
跨学科原则与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密切相关。当今美学、哲学、文学等学科理论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研究具有启示与促进作用。Snell-Hornby[35]69-79指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界出现“跨学科” (interdiscipline) 特征, 如模因 (meme) 、范式 (norm) 、伦理 (ethics) 。比如, 范式可分为起始范式 (选择源语还是目标语文本/文化范式) 、预备范式 (preliminary norm) (翻译政策———选择某文本进行翻译的原因、翻译指令) 、操作范式 (operational norm) (实际翻译行动中的决策, 如语言材料的分布模式) 。翻译模因包括源语、目标语、等值以及意译、直译五种, 涉及职业翻译标准, 自然与翻译伦理相关。House[29]36探讨了叙事学在翻译中的运用, 根据她的观点, 翻译可看作为建构 (而不是表征) 事件、状态、人物的叙事形式。根据叙事学的观点, 翻译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叙事———故事、参与者、背景、情节等, 关注的中心是个人与机构如何构建、传播构成世界的叙事以及译者如何干预这一过程。像叙事者一样, 译者可采取各种方式阐述故事, 如书面与口头文本、图像、表格、颜色、设计、灯光、场景等。可以说,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在跨学科原则影响下可以结出丰硕的理论与应用成果。
微观层面上,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的操作原则有: (1) 信息组织模式; (2) 翻译策略; (3) 修辞手段; (4) 文体特征。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 主位—述位模式、衔接—连贯模式在语篇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 译者应根据自己的意图或目标语读者的期待注重信息分布顺序 (如:次—重、重—次、先—后、后—先) , 对源语文本信息进行重新组合, 可增减信息, 但务必保持意义的整体性 (连贯性) , 如有必要可采用各种衔接手段 (词汇、语法等手段) 。在翻译策略上, 直译、意译、增译、减译、改写、互文性等均可考虑。修辞手段可润色翻译作品, 如隐喻可增加幽默感、讽刺意味等。此外, 文体特征必须加以重视。文学作品的翻译需体现文学韵味;正规文本不能译成口头化文本, 即便是创新也得有程度的限制。
五、跨文化交际翻译实例分析
我们以《红楼梦》David Hawkes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按照范圣宇 (David 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第一卷[36]10) 的观点, 一个优秀的译本就在于既能抓住原作的精神, 又不是完全对原作亦步亦趋。Hawkes经常改变词语顺序, 或者重新安排句子或段落, 甚至偶尔自行其是。他确实是一位有创造力的翻译家, 深谙“化”境之道。
首先,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中人物名字时采取了拼音、字面意译两种方法。通过研究, 我们发现, 针对主人或统治者的名字采取拼音, 而针对仆人或下人的名字则使用字面意译。这里涵盖了跨文化交际的交际理论、民族学理论, 涉及意识形态原则、语言学原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者拥有完全的名字称呼, 甚至带上头衔, 而仆人或下人则无全名而言, 只有一些绰号、简化称呼, 如“胖三”“阿根”“阿红”“傻豆”“驴脾气”。从交际理论来讲, 这些称呼突出了社会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是内部价值观的外化表现。从民族学理论来讲, 这种文化翻译是以民族或族群为中心的行为主义的体现, 标明了古代社会的阶级观念。从意识形态原则来讲, 这种翻译方法显示了以目标语文本隐含的读者、目标语文本读者为重心。从语言学原则来讲, Hawkes的翻译是译者介入的体现, 是译者态度的体现, 更是译者代替目标文本读者和隐含读者发声的体现, 其“音量” (级差) 的大小读者能够根据文本的展开而感觉出来。我们看看Hawkes的名字译文:
表3 Hawkes英译本《红楼梦》人名对照
表3 Hawkes英译本《红楼梦》人名对照
从译文中可以看出, 统治者要么全名拼音, 要么头衔+姓氏拼音, 这是第一层次公民。僧侣 (第二层次公民) 的名字英译采取了拉丁文化, 凸显“陌生化”境界。僧人似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其名字与凡间人名自然不同, 拉丁文是死语言 (只有梵蒂冈教皇、教士或法律界专业人士使用) , 有助于表现这种意境。仆人或下人 (第三层次公民) 的英译名字采取的是字面意思翻译, 有调侃、施舍甚至鄙视之意。如, “碧痕”是宝玉的一位女仆, 译为Emerald (绿宝石) , 似乎在说明下人沾主人 (宝玉) 的光, 显得光彩照人, 其实也是主人施舍的结果。再如, “多浑虫”是荣国府一位厨师, 常常喝醉, 英文”Droopy”Duo体现的是邋遢、流鼻涕的模样;“多浑虫”应该不姓“多”, 将其译为Duo, 有挖苦、讽刺之意。
第二, 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章回名字翻译耐人寻味。章回名字具有对称、叙事、美感等特点。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该遵循美学原则、跨学科原则, 涉及多领域理论 (如美学、文学、语言学) 。Hawkes非常注重章回名字上下联的字数, 基本上相等;他还注意安排主语、词序, 以凸显意境;此外, 译文能呈现章回的主要内容, 是“宏观信息” (macro-information) [37]175-205的体现。根据这种已知信息, 读者希冀在译本中找到未知信息, 增进了读者的期待度。试看下例: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A brief family reunion is permitted by the magnanimity of a gracious Emperor
And an Imperial Concubine takes pleasure in the literary progress of a younger brother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 “皇恩” (the magnanimity of a gracious Emperor) 与“宝玉” (a younger brother) 皆放在句后, 是新信息, 有利于读者比较两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皇帝恩泽宝玉的姐姐, 因而才有宝玉的福分。此外, 宝玉的名字在这里没有标明, 只是用a younger brother来表示。虽然宝玉贵为统治者、权势社会人物, 但在皇帝面前还是“小人物”, 因而不适宜将其名字外在化, 采用“隐性”名称有助于凸显社会等级面貌。“元妃” (宝玉的姐姐) 也没有真名, 只是用an Imperial Concubine表示, 道理相同。译文如实反映了原文的两个事件:家庭团聚、姐姐欣赏弟弟的文采, 是叙事模式的体现。
再看一例: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Bao-yu finds Zen enlightenment in an operatic aria
And Jia Zheng sees portents of doom in lantern riddles
上面的译文将宝玉、贾政作为句首成分, 是主位 (Theme) 或已知信息, 与原文的词语顺序不同。此外, 两个动词词组 (听曲文、制灯谜) 在译文中皆当作介词短语, 表示地点。这种翻译方法是叙事学翻译法的体现:译文可构建 (而不是表征) 事件。有意或无意, Hawkes使用了跨学科翻译原则。
第三, 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的正文信息处理方式值得研究。我们以第1卷《枉入红尘》中的一段文章译文为例, 原文为:
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 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挂在上面, 人物固好, 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 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 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译文为:
Qin-shi conducted Bao-yu and his little knot of attendants to an inner room in the main building.As they entered, Bao-yu glanced up and saw a painting hanging above them on the opposite wall.The figures in it were very finely executed.They represented Scholarly Diligence in the person of the Han philosopher Liu Xiang at his book, obligingly illuminated for him by a supernatural being holding a large flaming torch.Bao-yu found the painting—or rather its object—distasteful.But the pair of mottoes which flanked it proved the last straw:
True learning implies a clear insight into human activities.
Genuine culture involves the skilful manipul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在对这段中文进行英译时, Hawkes采取了信息补充方式:《燃藜图》在原文中没有过多解释, 也许在作者曹雪芹看来, 中国读者对这幅画较为了解, 因此没有必要过多说明画的内涵、意境, 是高语境的表现;但西方读者则不同, 他们不了解中国古代《刘向别传》这则故事———汉代刘向在黑夜里独坐诵书, 来了一个神人, 手持青藜杖, 吹杖头出火照着他, 教给他许多古书。“燃藜图”就是用这个“勤学”古时为题材的古画。西方读者头脑中存在信息差, 因而需要对这种低语境进行处理, 增加背景信息就成为了译文的一部分, 这是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的翻译路径, 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They represented Scholarly Diligence in the person of the Han philosopher Liu Xiang at his book, obligingly illuminated for him by a supernatural being holding a large flaming torch.
原文第一句“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并没有说明宝玉在人群中, 但译文却将其纳入其中:Qin-shi conducted Bao-yu and his little knot of attendants to an inner room in the main building, 这为下文“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挂在上面”明晰地安排了词汇衔接手段, 也有利于西方读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抱有期待, 充分展现了叙事手段在翻译中的应用。另外, 原文并没有提及宝玉极端的不悦, 但译者在处理宝玉看到对联的情景时, 却增加了这一部分———最后一根稻草 (极端的不悦) :…proved the last straw。可以说, Hawkes是一位将自己融入小说意境中的译者, 把接受美学的方法应用自如。
在处理原文对联时, 译者把主位 (已知信息) ———“世事洞明” (a clear insight into human activities) 与“人情练达” (the skilful manipul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述位 (未知信息) ———“学问” (true learning) 与“文章” (genuine culture) 刚好颠倒过来, 原文的述位信息前置, 成为主位信息, 表明译者翻译手法的灵活性。由于原文中的述位在汉语中属话题部分, 不是评论部分 (汉语结构:话题—评论, 英语结构:主位—述位) , 在译文中变为了主位, 符合英语语言表达规范, 也与西方读者演绎法生产、接受的语言技能相吻合, Hawkes可谓真正的跨文化交际翻译家。
第四, Hawkes在处理《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 (culture-loaded word) 方面匠心独运。原着中有不少文化特色词, 反映中国宗教观念、哲理, 同时对于小说意境建构具有促进作用。译者在这方面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 力图在基督教与佛教交流方面架起桥梁, 用词具有明确的文化指向, 但又不失喻文 (allegory) 特征, 具有象征意义, 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就是典型的喻文, 用追求宗教真谛之路来说明社会状况———混乱、黑暗。Hawkes在《红楼梦》译文中通常把这些文化特色词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标注, 以引起目标语读者的注意, 具有文化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如:第1卷《枉入红尘》第1回———绛珠仙草 (Crimson Pearl Flower) 、离恨天 (Realm of Separation) 、秘情果 (Secret Passion Fruit) 、灌愁水 (Pool of Sadness) 、灵河 (Magic River) 、赤霞宫 (Court of Sunset Glow) 、三生石 (Rock of Rebirth) 、太虚幻境 (Land of Illusion) 。
对于官员的英文表达, 译者采取了西化或归化的路径, 或“归化+解释”的模式, 如:第1卷《枉入红尘》第2回———探花 (Florilege, or third in the whole list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兰台寺大夫 (Censorate) 、巡盐御史 (Visiting Inspector) 、盐政 (Salt Commissioner) 、荣公 (Duke of Rong-guo) 、额外主事 (Supernumerary Executive Officer) 、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 (Imperial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the Nanking Secretariat) 。“荣公”的英文组成部分Duke是典型的欧美词语, “公爵”之意, 译者使用这个词语表示朝廷爵位, 意在等同中西爵位级别, 让西方读者对文中所涉及社会等级差别能一目了然。“探花”的翻译采取的模式是“头衔+解释”, 是典型的“归化 (Florilege) +异化 (third in the whole list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翻译路径, 这里异化表现在词语解释上, 而非拼音表达上, 是文化异化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应当说, 这些译名说明译者在探寻中西文化互通之路, 具有跨学科特征, 可体现音美、形美、意美的“三美”原则。
上面我们研究的是文学翻译。其实, 跨文化交际翻译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方面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试看下例:
水碓是土家族传统生活器物。流行于铜仁市沿河县等地。水碓由石碓窝、碓头、碓身、碓翼、碓桩组成。所不同的是石碓特别大, 一次能装一箩谷子。碓身被碓桩支撑着后半部, 舂米时不是人踩脚踏板, 而是吊着一截木水槽, 水槽上面架有一根竹筒, 引日夜流动的河水入槽, 槽内积水, 增加重量, 水槽下沉, 碓头升高, 待水倒空, 水槽重量减轻, 碓头即落下舂米, 如此循环往复。用水碓舂的米, 浑圆饱满, 煮饭味香可口。
译文为:Rice polishing device using water power (Shui Dui) is a piece of traditional livelihood equipment for the Tujia people, mostly seen in such counties as Yanhe in Tongren Prefecture.Shui Dui consists of stone pit, head, wing and poles.Something striking about it is that it is very big, capable of holding a barrel of rice for one feeding.The lower half of its body rests on poles.When husking rice, people do not need to tread on a board, but the equipment is driven by a wooden water trough fed by a bamboo pipe hung above.The water goes into the trough day and night and the increased weight makes the water trough sink and the head of Shui Dui lift.The repetition of rise and fall makes rice husked.The rice produced in this way is round and full, and delicious.
原文表现的是水碓的性质、构成、操作方法、制成产品的口味, 是一种菜谱式或说明书式文本, 在译文中我们可如实加以遵循。菜谱式或说明书式文本是一种体裁, 对于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清晰明了、信息结构层次分明的特点。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 每个语篇 (在翻译学中称为“文本”) 具有语类 (在翻译学中称为“体裁”) 结构潜势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 包括强制性成分 (obligatory elements) 和选择性成分 (optional elements) [38]50-72。这里的说明书体裁涵盖以下强制性成分:
图1 水碓
(1) 水碓的组成部分;
(2) 操作原理:装料、动力、运作、结果。
同时, 说明书体裁也包括选择性成分, 对于交际具有促进作用, 可看作“对话扩展”的手段, 是参与者 (这里包括译者、目标语文本读者) 鉴赏的标志[39]202-205。我们在译文中保留了水碓碾制的大米香味的评价, 同时在说明水碓一次性可装一箩谷子碾米的事实进行修饰, 将原文“不同之处”译为“该水碓引人入胜之处”, 凸显了译者的介入、译者主体性、译者与目标语文本读者的互动, 等等。
此外, 我们在这里还附上了图片 (图1) , 具有多模态特征, 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新发展的应用。多模态文本有助于从视觉、听觉等多方面理解文本内容, 是文字的有力补充, 体现物品的审美、实用特征。可见, 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翻译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六、结论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的核心是翻译学, 其上层理论视角是跨文化交际学, 两者相辅相成。跨文化交际学为翻译学提供理论视角, 翻译学的理论完善与实践深化又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在这一辩证思维指导下, 翻译实践注定要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总的来说,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应突出以下三点: (1) 文本或语篇意识形态 (discourse ideology) 与翻译策略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 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 是译者态度 (弘扬、贬低、真实再现, 等) 的体现;在态度的影响下, 译者应考虑如何对待源语文本、目标语文本读者、原文作者等, 进而会通过翻译路径 (如:归化、异化、归化+异化、体裁变化, 等) 、翻译技巧 (如:增译、省略、减译、零译、意译、直译、音译、拼音, 等) 来加以体现。 (2) 文化翻译模式。我们曾提出汉译英文化模式[40]301-307, 认为文化翻译过程中应注意输入、过滤、输出三个阶段。输入阶段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 (译者、源语文本) 和第二层面 (源语文本读者、目标语文本读者) ;过滤层次包括四个方面———文化因素 (源语语言与目标语语言文化) 、源语文本作者的意图、译者的意图、情景语境;输出阶段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 (目标语文本) 和第二层面 (译者与目标语文本读者的交流) 。可以看出, 从输入、过滤到输出这个流程中, 译者始终将文本看作文化产品, 将自己视为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mediator) , 正是这种文化意识才能使翻译的文化属性加以彰显, 才能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 (3)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这一学科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科, 既有宏观的理论, 又有微观、具体的实践。这一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在不断吸收文化交流领域各学科的发展成果时, 将翻译实践理论深化、丰富, 将翻译实践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可以预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的倡导, 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必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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