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报纸报道形式探究(2)

　　1、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类型化叙事。一是冲突叙事。冲突叙事强调医患之间的冲突性，主要指一方的消极行为给另一方造成的伤害并由此引发的冲突。冲突叙事常常运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裁剪、凸显医患矛盾。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法制晚报》的报道《同仁医院被砍医生以量刑过轻上诉，要求增加赔偿》，叙述了患者王宝洺持刀连续砍击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徐文医生18刀，造成后者重伤并产生心理阴影。在“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包头晚报》的报道描述了凶手李梦南砍死实习医生王浩，给其家人带来的巨大痛苦，案件开庭中王浩的母亲曾经多次情绪失控。
　　
　　在相关报道中，“伤害”“争议”“判决”是冲突叙事中出现较频繁的话语。伤害行为发生后，叙事的平衡被打破，更多的媒体跟进报道，逐渐进入叙事发展和报道高潮。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经常伴随很强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这与新闻生产情境的变革有关。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叙事由职业媒体人专属向大众集体参与转变。就医患暴力冲突的叙事而言，冲突中的利益相关人可以利用新媒体参与事件的建构，不同话语背后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事件的争议性与不确定性。在2014年的“湘潭产妇”事件中，不同主体围绕“产妇死亡原因”“医生是否积极抢救”等一系列核心议题展开争夺，导致事件具有较大争议性。
　　
　　最后，“判决”也是冲突叙事中的重要话语。在“判决”话语生产的叙事中，法院是重要的叙事空间，发挥表征权威的作用。媒体通过引用法院认定的事实来提高报道的权威性并实现对事件中争议性问题规训与定性的作用。在“众声喧哗”的传播情境下，新闻媒体需要通过运用一些策略行动来建构自己的权威。泽利泽尔认为，通过提喻的使用，记者把在一些象征性的权威新闻源（场景）中获得的事实来代替那些他们没有亲眼目睹的核心事实。⑦记者在叙事中展现他们在“法院”这种代表“权威”的场景获得新闻消息就是建构自身权威的策略性行动。冲突叙事出现的频率最高，患者因此被建构成施暴者或性格有缺陷的他者形象，医生被建构成受害者的形象。
　　
　　二是受害叙事。受害叙事聚焦于医患暴力冲突对医生造成的伤害。相关报道主要建构了频繁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不仅造成医生身体上的伤害，也伤害了他们的情感，造成了医生社群的文化灼伤。有研究者认为，当特定集体的成员感到自己遭遇到了某一可怕事件，该事件在群体意识和记忆中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身份认同时，这就意味着文化灼伤已然发生了。⑧根据媒体的报道，伤医事件影响了医生社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
　　
　　在相关报道中，媒体往往通过对受害人同事以及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采访来实现医生作为受害者的叙事。在这类叙事中，媒体没有停留在对冲突中医生受害的报道，而是以具体事件为切入点并通过对其他医生的采访以及相关资料的运用建构医生受害的普遍性。换句话说，这些具体的受害事件成为表征当下医患暴力冲突中医生社群受害的符号，如《温岭杀医引发的思考---暴力杀医为何频现？》《浙江多地医护人员静坐请愿悼念医师》等报道。在报道中，一些媒体选择了医生“静坐”“医院擅自将受害医生遗体火化”等相对戏剧、夸张的属性框架来讲述医生作为受害者的故事，建构医生作为医患纠纷、医患冲突中受害者的形象。
　　
　　近年来，随着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特别是伤医事件的频繁发生，媒体逐渐意识到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普遍性并从对个案的聚焦扩展到对这类社会现象和医生社群受伤害情绪的关注。此外，该类叙事的增加也可以从消息来源与媒体报道的互动角度予以解释。消息来源对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新闻社会学者们认为真正的新闻应该是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同合作的结果。⑨在全部23篇关于“受害者叙事”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对包括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行采访的数量达到22篇，其中21篇只采访了医方，另外1篇采访了医患双方。因此，在这类叙事中媒体对于医患双方的话语分配明显不平衡。相关新闻报道主要站在医生的角度表达了医务人员的心声，具有情感动员的功能。“受害者叙事”聚焦医生形象，将其建构为受害者的形象。
　　
　　三是反思叙事。反思叙事主要指通过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从而实现对悲剧发生的反思。这类报道往往将叙述的焦点从“冲突”本身转移到对事件发生或恶化原因的反思。在对冲突原因的叙述中，一些报道将个人的不幸与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勾连在一起，通过对被报道者不幸经历的描述来对制度层面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反思。如在“同仁医院医生被杀”事件中，《中国青年报》对于处理医患纠纷的医疗鉴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反思。
　　
　　该报道跳出了其他媒体关于“歹徒行凶”的负面行为叙事或带有宣传性质的“积极抢救受伤的好医生”的叙事，通过对被告辩护律师的采访展现了悲剧背后医疗鉴定存在的问题以及患者维权渠道的缺失。
　　
　　对于叙事手段而言，媒体运用了转喻的手法，即运用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例如使用“温岭事件”“同仁医院医生被杀”等具体事件来指代对于医患暴力冲突、医患不信任这一类社会现象的反思。近年来随着该类事件增多以及“以药养医”等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中弥漫着对于医疗制度不满的情绪。媒体对于这两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反思叙事契合了当下医患双方对于医疗制度的情绪。这类叙事往往表达了对于患者伤医行为的同情。
　　
　　四是正面颂扬叙事。正面颂扬叙事是所有分析的叙事类型中最戏剧性的叙事，主要指在医生或患者受害的悲剧性事件中，媒体对受伤害的情节一带而过，却用较多文字讲述医生对工作尽职尽责或官方对受伤医生救助与关心的故事。例如，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报道中运用了转喻的手法，将“长期以来”建构的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形象引入到本次冲突事件中，实现“医生”与“救死扶伤”的自然化联系，从而将本次医患暴力冲突叙述成为“和谐医患关系”下的一个意外。
　　
　　在“湘潭产妇”事件的中后期也出现这种叙事类型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医生被描述成全力抢救出现“羊水栓塞”产妇的好医生形象，与此前网络中流传的“产妇死亡，医生消失”的叙事形成了意义争夺的局面。在这类叙事中，医生被建构成好医生的形象。
　　
　　2、叙事框架变迁：从相对集中到多元并存。通过对所有类型叙事的量化统计，发现冲突叙事是媒体在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中最常采用的叙事框架，超过其他叙事比例的总和，占总数的60.6%.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导致媒体青睐报道新闻事件中的冲突性情节。
　　
　　不过，该类叙事在四起事件中出现的频率呈现下降趋势，在“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该事件作为医患暴力事件报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件开始媒体叙事框架发生了从聚焦冲突到对冲突关注的同时进一步对事件发生的反思、医疗社群的受害以及相关医学知识普及的多元视角。
　　
　　其中，反思叙事与其他叙事出现频率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对于反思叙事而言，近年来随着医患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媒体开始通过对具体事件叙述的方式来反思医患沟通、医疗制度、社会舆论以及媒体失范等导致该类事件发生和恶化的相关因素。医患沟通与医疗制度是医学场域中的影响因素，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影响相对直接，因此成为媒体反思叙事的关注对象。但这类报道往往篇幅较小，媒体的措辞也比较谨慎，特别是对医疗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反思。
　　
　　此外，媒体对于社会舆论和媒体失范等外在影响因素的叙述却往往比较充分。这说明，近年来该类事件中出现的网民狂欢的心态、畸形的社会舆论以及媒体追求冲突的倾向性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成为反思叙事中的重要对象。
　　
　　除了反思叙事之外，无明确叙事也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它主要包括对于新闻事件中相关医疗卫生知识的介绍以及一些没有涉及叙事的短消息。这说明媒体不仅仅关注医患冲突，也开始有意识地传播医疗卫生知识。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一种框架，记者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报道框架。⑩新闻记者凭借这种建构现实的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会生产相应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现实建构的过程中，新闻社群成为了比其他社群有大权力的社群。在这里，塔奇曼把框架建构的希望寄托在新闻消费者身上。11沿着塔奇曼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受众和同行对于媒体的叙事框架、报道倾向会影响其是否成为人们认知新闻和新闻生产的共有知识。当他们表现出对媒体一些叙事手法和报道倾向的消极评价时，后者就不能正当化。12这些年来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类议题中聚焦冲突的叙事框架遭到了包括同行和医生社群的反对，因此新闻社群也在对叙事框架进行调整和再生产，叙事框架发生了从聚焦冲突到多元并存的转变。
　　
　　此外，媒体的不同叙事框架影响医生和患者形象及其主体经验在公共领域的呈现，接下来将借助量化统计分析医患双方的媒介镜像。
　　
　　三、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的医患媒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