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的全力支持.其中一个主要做法就是设立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通过资源聚集和产业集群化推进产业发展.截至 2010 年,我国已经认定了 2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更多的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各地方政府从税收、人才、资金和投资准入等方面纷纷出台了促进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服务外包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高,产业集群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方面,我国多数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已经渡过艰苦的起步阶段,步入成长、成熟期;另一方面,全球服务外包格局已然发生变化,美国离岸外包业务回流及萎缩、日元持续贬值压缩对日外包利润空间、人力资源及运营成本快速上升、"大物移云"等新兴技术革命、人才缺口、政策到期及价格战等一系列问题的夹击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产业政策如何支持产业集群持续成长?如何引导企业应对世界格局变革?如何提高产业集群的有效治理,提高产业政策作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规避集群网络瓦解或解散风险,提升竞争优势,已成为学术界、企业界以及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热点与实践工作的难点.
一、文献综述
1. 服务外包产业政策及其效果评估
服务外包具备高新技术产业属性.徐侠、李树青(2003)在总结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时认为它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各项行为施加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所有政策、法令的总称".綦良群(2005)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促进".他们总结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区别于一般产业政策的三个基本特征:前瞻性、作用领域的动态性、政策目标的多元化.王忠(2013)研究了印度电子信息产业政策的特征;全立新、董展眉(2013)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了长沙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支持措施;董俊武、何维劲(2012)总结了国内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政策与策略,提出了优化服务外包产业政策的方向性建议.全立新(2012)则具体比较了成都和大连的软件服务外包政策与措施.
国外对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实证性研究最早见于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OECD 的科技指标有三种类型:投入指标、流量指标和产出指标.国内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关注较少,尤其是产业政策的效益分析.綦良群(2005)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基本标准界定为政策效果标准、政策效率标准和政策效应标准三方面;并进一步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的评估 (綦良群,2008). 段君伟(2007)评估广东省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以及洪超 (2009)评估安徽省鼓励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政策效果时,主要关注了专利数量、产品产值、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新产品销售比等过程性指标.
具体到服务外包产业政策的评估,吴兆礼(2011)进行了安徽省服务外包经济效应的一般分析和实证分析探索,主要包括贸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资本引进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等.李涵(2011)则具体研究了金融服务外包的税收政策影响,指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对金融服务外包的不同相关关系.
2. 简要述评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服务外包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特征总结和政策比较基础上的对策研究两个方面,产业政策的评估才刚刚起步,还未关注到如何应对产业动态变化.当前关于产业政策的认识,仍局限于"政策、法令的总称"的浅层概括;关于其效益或效果的评估,也仅关注了直接的产出结果.实际上,地方政府是介入产业集群的协同主体之一,以地方性政策法令为主的地方规制是重要的集群治理微观机制之一,必须认识到产业政策的"经济治理"特性,从更宏观、更系统的角度认识产业政策与产业集群、产业网络的演化关系.在我国,由于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的缘故,政府通常在改革中占据主动地位,能够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协调、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地方政府也掌握或高度影响着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供给与分配.因此,产业政策在集群治理中享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展开基于治理视角的效果评估研究,对产业政策的制订与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集群治理
1. 产业集群治理的提出
现代经济日益呈现出集群发展的趋势.生产要素为什么会集聚?产业集群萌芽、成长与衰退的内部动力机制是什么?这需要从集群治理层面进行思考.Gilsing(2000)认为集群治理是集群内成员旨在促进和改善创新进程的集体行动.Humphrey &Schmitz(2000)总结集群治理为"紧密的企业间合作、活跃的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以及本地分散风险机制".Propris(2001) &Langen(2004)则分别把集群治理总结为"集群内各种主体共同博弈的结果"和"各种协调机制的混合体及其相关关系".国际研究从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契约治理,发展到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为主的网络治理和价值链治理及其组合 (易秋平等,2011).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有关产业集群治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刘恒江等(2005)认为产业集群治理是解决可持续创新中的动力机制问题;杨慧(2007)则将其定义为理解和评价集群的发展过程;刘芹(2009)认为集群治理是有目的、所有成员都参与的集体活动,本质上是规避集群的发展风险和促进增长;魏江、周泯非(2009)的观点较具代表性,指出集群层面上对集群参与者交互活动存在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各种内生性协调机制总体,是同时包含着地方经济和行政权威、社会规范和协会机制等多种微观治理机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2. 集群治理的基础
李世杰(2013)指出,集群剩余是集群竞争优势的经济基础,也是企业参与集群的动因所在.集群剩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合作关系、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非正式合作以及基于多边制衡的企业长期交易机制.他指出,集群治理的基础是集群剩余索取权,企业加入产业集群的动机是为了共享集群剩余索取权.产业集群治理的核心就是对所有成员进行有效正向激励,使其在享受集群剩余的同时积极创造集群剩余,克服机会主义带来的集群内生性衰退风险,实现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和整体竞争优势提升.
三、政府在产业集群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经济与政治效率的多元统一,因此是最合适的秩序维持者和规则制定者,在产业治理出现"组织失效"时政府必须进行干预 (韦小鸿等,2009).政府干预的主要机制则是以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产业集群的政府治理就是指政府部门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的能动作用 (李世杰,2013).实际上,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对产业集群必然会产生和施加各类影响.从世界范围内看,大多数地区的产业集群在形成过程中,政府都会发挥重要作用.Porter(2000)曾经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归纳为五点,即: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一般能力、建立整体的微观经济规则、保障产业集群顺畅发展与升级、发展与执行一个积极有区隔且长期的经济活动方案或改变流程.研究表明,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既是必要的又潜藏着危险,在产业集群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干预缺乏实效和干预过多破坏市场机制等偏差.中国各地方政府对于本辖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一直比较强势,经常采用特惠准入、财税减免、低价甚至无偿划拨土地等强力政策吸引企业入驻预定园区,打造产业集群.但是,企业入驻后的持续发展问题、政府撤力后的产业集群维持问题,往往被忽视掉.
在此背景下,产业集群的政府治理机制更需要准确定位于"营造秩序和规则",引导企业追求"集群剩余"从而实现产业集聚.尤其是在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后,政府应该调整产业政策,重点关注公共品供给、制度环境构建、市场秩序维护和宏观产业指导以及集群共同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以避免集群衰退风险,提高集群整体竞争优势.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集群剩余"就是产业网络的社会资本,集群成员高度嵌入网络结构,与其他成员共同创造、利用这种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或消散,意味着集群的发展或衰退.
四、基于网络结构熵的产业集聚模型
Porter(2000)定义集群为"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或机构在地理空间的聚集体".因此,产业集群可以视作一个由技术网络驱动、价值网络导向、社会网络支撑的区域性生产网络.在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的研究方面,关注最多的是产业集群中的技术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形成技术创新网络(Cainelli & Antonietti,2008)、有利于集群学习(Malerba,1992) 以及营造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Granovetter et al,2007)等被认为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因素.
1. 产业集群的网络模型
在区域性产业集群网络中,网络主体主要有紧密关联的企业以及与企业发展有重要利益关系的地方政府、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等.从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政、产、学、研各类主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是不可或缺的系统要素.
所谓集群,既意味着主体的空间聚集,更意味着主体之间的高度互动,这种互动就构成了"集群剩余"或"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也是观察产业集群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虽然社会资本无法直接度量,但可以通过度量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其序化程度间接度量.
定义产业集群网络 G =(Vk,E,L),其中 Vk(k=1,2,…,n)为网络中 n 类节点 (企业、政府机构、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 构成的点集,节点总数为 N;E=(eij)和 L=(lij),(i=1,2,…,N; j=1,2,…,N)分别代表边的集合和相应的权重,即边 eij的权重是 lij,权重由节点之间的联系强弱决定,当两个节点无任何联系,权重为零;节点之间联系越多,互动越多,权重越大.
产业网络模型中,所有边及其权重的集合构成了集群剩余或社会资本的抽象.如果网络稀疏,权重值低,表明主体间相互依存度低,社会资本薄弱;如果网络绸密,权重值高且分布均衡 (而非均匀),表明主体间高度互动、高度依赖,社会资本富足,系统有序.
2. 产业集群网络的非标度特性
研究表明,世界多数产业集群具有小世界网络和非标度网络特性 (蔡宁等,2006).复杂网络的非标度性就是一种非同质性,是网络涌现出的一种"序".在非标度网络中存在极少数具有大量连接的"核心节点"(Hub-node)和大量具有少量连接的"末梢节点".这样的网络是不均匀的,或者是"非同质的".
比如,在一个成熟的服务外包产业集群中 (印度经验),一般都有若干领军型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领军企业占据了领导者地位,与众多的网络主体存在着频繁的联系互动,是产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小微型企业与其他主体的联系较少,互动的频率较低,是产业网络中的末梢节点;中型企业介于其间.可以说,具有非标度性或非同质性的产业集群网络鲁棒性强,搞风险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演化发展基础.
3. 网络结构熵的定义
网络的非同质性反映了产业集群网络的成熟状态,如何测度这种非同质性呢?熵不但是复杂系统无序性的度量,而且是系统信息量的度量,也是系统能量的度量 (许国志等,2000).
研究复杂网络演化中的熵变规律对于探讨复杂系统的无序性、系统信息量和系统能量的变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基于此,谭跃进等(2004)定义了网络结构熵来定量测度复杂网络的非同质性.
基于上一节产业集群网络的定义 G= (Vk,E,L) 和谭跃进关于网络结构熵的定义,首先计算第 i 个节点和第 j 条边的重要度分别为:
其中 N 为网络中节点数目,M 为网络中边的数目,ki为第 i个节点的连接度,Lj是第 j 条边的权重.
然后计算网络结构熵:
五、基于网络结构熵的产业集群治理策略
集群治理,就是要通过"营造秩序、减轻冲突和实现共赢"实现集群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从一个初期网络向小世界和非标度网络演化的过程.网络结构熵既能度量网络的非同质性,又承载着集群剩余或者社会资本的信息,是集群治理最适宜的风向标.
理论上,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介入产业集群治理,是重要的治理主体;我国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新兴的、战略性的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主导的治理地位.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制订产业政策时,应该基于产业治理的理念,合理运用所掌握的各种公共政策手段,对产业集群发展发挥尽可能的正向引导作用.
1. 治理理念的变革
从现状来看,当前的产业政策基点是"交易成本理论",通过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企业落户产业园区,形成集聚效应.这种做法在产业发展初期成效显着,能够吸引很多大型企业入驻,也能鼓励小微企业的创业创新发展.但在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类政策后继乏力.比如,北京市有中关村、CBD 等多个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初期吸引了大量服务外包企业入驻.
近几年随着城市发展和地价、房租的攀升,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政府补贴难于抵消成本增长,企业经营压力骤增,产业集聚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相关产业政策进行效益评估,并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应该秉承产业集群治理的理念,从单纯的交易成本和契约治理,向网络治理方向演变.网络治理的主流思想是:强调行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契约或是商业联系) 是无法脱离社会关系和非正式制度而独立存在的,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结构的基础上,应该将信任、承诺、声誉和其它非正式制度纳入到经济活动分析空间中.实践中的治理策略就需要从单纯的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向培养企业社会网络的经营能力、协调分配集群剩余索取权方向发展.
2. 治理策略
一是根据产业集群网络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治理宗旨与目标.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应以提高集群剩余和社会资本为宗旨,制定政策与措施培育领军企业,协调企业关系,促进企业互动.
二是以产业网络的结构熵作为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的监测指标,不断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网络的异质性.通过界定网络主体,建立包含节点、边、权的网络模型,通过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不断监测网络结构熵 E 值的变化,为产业政策的准确性、有效性提供参考.
3. 集群社会资本的构造策略
(1) 加强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不能局限于"九通一平",而是要打造具备高势能优势的现代科技都市,具备高价值的品牌、高素质的人才资源、高增值能力和高回报率的巨额金融资本,以高价值的"财富"要素为驱动的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的完全融合.产业园区的发展进入城市化发展和智慧运营阶段,并将成为集社会化、数字化和生态化趋势"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园区.
(2) 加强产业集聚区非正式关系的营建
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增强企业的嵌入性和向心力.要通过政策导引,加强企业间共同的价值观、文化和互惠机制的建设,通过集群内部的正式和非正式思想、技术、经验的交流,逐渐在集群内营造出一个创新软环境.这些软因素就成为企业期望参与分享的集群剩余之主要内容.进一步研究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厘清企业之间联系互动的内容与特征,从而针对性地提出扶持政策和措施.
(3) 加强产业集群内的交易平台的建设
在离岸外包业务为主的产业园区,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较少,显示网络高度稀疏性.加强企业协作和强调在岸业务的权重,既有利于提高集群凝聚力和集群剩余,也有利于应对离岸业务的形势变化.正式交易关系有较强的绑定效应,需要明确的契约治理.通过引导集群企业内部的正式合作,能够建筑内部价值链和供应链,产业集聚效应更为明显.
六、结论
服务外包技术更新快,产业发展迅猛,产业政策必须不断调整以加强治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文章在梳理当前服务外包产业政策效果评价的基本状况和产业集群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集群治理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定位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产业集群基础、集群网络特性、集群网络模型和治理策略等方面的讨论,主要结论有: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价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滞后于实践需求,对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认识及其效果评估的方法缺乏深层的探析.产业政策的"经济治理"特性及其与产业集群、产业网络的演化关系,政府在产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等,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
第二,产业集群治理是集群层面上对集群参与者交互活动存在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各种内生性协调机制总体,同时包含着地方经济和行政权威、社会规范和协会机制等多种微观治理机制,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产业集群治理的基础是集群剩余索取权,而从社会资本理论解读,"集群剩余"就是集产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共识为一体的社会资本,集群成员高度嵌入网络结构,与其他成员共同创造、利用这种资本.
第四,产业集群网络具有非标度特性,网络结构熵是集群剩余或者社会资本丰富程度的反映,也是产业政策动力机制的风向标.
第五,应根据产业集聚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性需求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在产业集聚区发展进入平稳阶段后,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的鼓励性政策应调整为以营造集聚区社会资本为中心的治理性政策.
第六,集群社会资本的营造策略包括产业集聚区内公司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提供、非正式关系的营建、交易平台的建设等多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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