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内外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策借鉴
第一节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出租车业管制改革对策借鉴。
一、管制改革历程。
美国历来治法严谨，在应对政府管制数量多、效率低的问题上，通过设立独立机构采取立法手段来放松管制，效果显著。二十世纪初始，西方各国包括美国都遭受了经济危机的重创，为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难题，各国纷纷采用政府直接干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到了二十世纪 70 年代，过于膨胀的的政府管制严重拖后经济领域发展。于是，放松管制改革开始被推广，美国政府以此来增强市场活力、激活社会经济。以下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以下简称印市）出租车业管制运动为例。
在美国，州或市政当局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管制，出租车管制通常涉及牌照数量、费率高低、服务与安全指标等方面。印市是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1994 年 7月，印市议会决定放松出租车业管制，即取消牌照数量管制，设定行业准入标准，改最低费率管制为最高费率管制。印市的放松管制被认为是美国放松出租车业管制的成功案例。与美国其他大型城市一样，美国政府对印市出租车牌照数量和费率进行严厉的管制，出租车业长期处于垄断状态，印市共有 392 辆注册出租车，规模居前 5 名的 5 家公司拥有其中的 326 辆。当地出租车的服务和费率令市民极度不满，主要体现在：第一，消费者打电话叫车，出租车总是姗姗来迟甚至不予理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出租车服务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即低收入市民聚居区、犯罪高发区的居民以及残障人士很难得到服务；第二，印市的 392 辆注册出租车只有 225 辆投入运营，为保持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几家出租车公司将 167 个牌照闲置起来，而用仅剩的出租车出去营运，从而赚取丰厚利润。
二、改革举措与效果。
1991 年，印市市长高德·史密斯成立了新的机构--管制调研委员会，该机构针对印市的各种管制进行调查和研究，力图对那些已经严重制约城市发展和引起民众不满的不合理管制进行改革。该机构通过大量实地调查，掌握了出租车行业的真实状况及民众对其的负面评价与相关建议，由此提议市政府除保留一些与乘客安全有关的举措外，取消一切不合理管制，包括牌照数量管制和费率管制。
为取得足够的政治圈和社会力量支持，委员会前期做了大量宣传和沟通工作，从而使政界人士和民众认识到改革出租车管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94 年 5 月，印市议会以 21 票赞成、7 票反对通过了放松出租车业管制的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有，首先取消牌照数量限制，规定准入行业标准。准入行业标准包括：司机和车辆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司机必须通过背景核查，有符合要求的责任保险等。其次法案将最低费率管制改为最高费率管制，最高费率管制是指经营者可以在不超过最高价情况下进行良性竞争，也就是多元化的价格对消费者起到了保护作用。再次法案取消了原有的对出租车营运的不当限制。包括限定司机必须佩带指定胸牌帽子，限定出租车座位数及具体乘客数量。这些限制并不人性化，给实际营运带来不便，取消后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将多余资源用于安全监管。
法案通行仅仅一个月时间，出租车的整体数量就增加了 50%,并且有部分出租车的定价已比过去的政府定价低了 10%.据民众的反映来看，候车时间短了，投诉减少了，服务水平迅速提高。开放管制两年后，根据印市官方数据，注册出租车数量从 26 家增加到 74 家，总数约为 500 辆。随着出租车行业的兴起，还出现了派车合作社，这样大多数新成立的只有 1、2 辆出租车的公司加入后，提高了预约的服务效率。出租车的平均费率比过去下降了 7%,管制当局收到的投诉减少许多，电话约车时间从放松前的 45 分钟缩短为 20 分钟。尽管如此，印市的出租车安全与服务水平并未下降。
从美国印市的出租车放松管制改革中，我们可以借鉴其取消不合理的限制、设定行业准入标准，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等举措。
第二节 日本东京都放松管制改革对策借鉴。
一、管制改革历程。
二十世纪初始，日本率先在海运领域进行管制，后来又逐渐成立各种天皇行政部门为其服务。在二战战败后，出于挽救贫穷落后的局面、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考虑，日本采用行政主导手段来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管制，这使得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达到顶峰。但随着市场不断趋向成熟，日本为改善政府效率低、官商勾结等不利于管制的因素，从而开始了为期多年的权力下放、放松管制改革，来达到增强经济社会活力的目的。以下以东京都的改革为例，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东京都的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日本政府对于企业经济活动、公民个人行为等的管制十分严格，在过多过滥的审批手续与管制手段之下，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持续低下，行政资源浪费严重，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难以享受优质的政府服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日本政治界与经济界往来密切，一直以来有保护家族企业的传统。这种政客与商业巨头、部门与家族企业的利益纠葛，使得东京都采取的是有限竞争机制，即优先对家族企业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直接进行干预以适应放松管制，从而始终使其市场上保持高竞争力，并不利于市场正常运行。
二、改革举措与效果。
为改善行政审批显露出的弊端，东京都在响应日本政府号召下，开始了放松管制改革。其具体举措有：
首先进一步推进分权制，推进地方自治水平。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来加大对中央集权性质的削弱，从而能够让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来更好地推进地方管制改革，增强经济活力。
其次行政审批项目减少、审批程序简化，注重市场规则的运用，并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依法审批、减少环节、公开招标、提高效率，积极发挥社会作用。
再次，积极引入司法审查和监督机制，司法部门针对政府管制与行政审批均要开展严格的检查与审核，来减少错误、无效的行政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大大减少了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助力企业迅速发展。
可以说日本作为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而东京都又作为其首都，它的管制和审批改革的经济背景是市场经济，其严谨完善的法律体系为管制和审批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而中国的政府管制与审批改革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很多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温州市的行政审批改革可以借鉴东京都的改革对策经验，如注重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尽早完善行政审批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的法律体系等。
第三节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策借鉴。
一、审批改革成果。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将新区发改委、经信委、商务委等 18 个部门的审批职责，划转到新成立的行政审批局，实现了"一颗印章管审批".到 2014 年底，滨海新区相继取消和下放了 798 项行政审批事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大幅度减少，为企业和个人每年减负约 100 亿元；滨海新区企业设立数量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二、改革主要举措。
天津市主要改革举措有：
全面推动审批与监管分离，将行政审批局划入新区政府序列，原来 18 个局近 600 人的工作职能由现在的 138 人承担，内设十个处室和汉沽、大港两个分中心，对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中新生态城、东疆保税港区五个功能区，实行业务指导，形成 1+2+5 的滨海新区审批服务架构。天津市垂管和市区双管九个部门审批处，及消防、海洋、渔政三个延伸窗口整体进驻，为新区企业群众提供便利。
积极实行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按照企业办理事项，建立"车间式流水线"管理模式，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定制和绩效考核。在市场主体办理过程中，配备专业人员免费填写相关材料，市场主体可在一个窗口完成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码证、和公章刻制等事项的办理，为时只需 1 个工作日，效率远高于过去的 3 天，创下了全国最快速度的记录。
优化各类投资项目办理，专门设立统一窗口与展开帮办服务，通过现场高效受理、集中人员审批等，实现行政效率的提升。企业投资项目全程办理下来的时间由原本的 140 天直接减少到 70 天内，核准类项目需要 90 天内。申请人可在 1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备案。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审批服务模式获得多方好评，其重要经验不仅被国家采纳，被各大媒体广泛关注，而且改革模式被成功复制。天津市 15 个区、县、新区各功能区全部借鉴该审批模式，中央决定在天津、山西、河北等多个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我们可以借鉴天津审批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勇于推进体制创新改革、认真畅通机制梗阻和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互联网+审批+监管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