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与靳以经常被相提并论。从 1930 年代在北平合编《文学季刊》起，他们不但是事业上的好搭档，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都曾经创作了许多以异域人物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巴金的《将军》与靳以的《陨》，都是对落魄白俄人物的描写，并突破了其时流行的普罗文学模式，具有相对复杂的意蕴。
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辨析这样的差异，不但可以匡正以往对靳以的不确解读，也能破解两位作家不同创作取向的深层动因，并推究他们取得不同成就的内在根源。
一、《将军》的国际性视野及与靳以的潜在渊源
众所周知，巴金的写作与留法生涯是密不可分的。
在法国生活的两年( 1927 －1929) ，他写下了处女作与成名作《灭亡》，回国后不久则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仇》，十几篇小说都以法国生活为背景，人物则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等不同国度。此后，其异域题材创作亦有很多，巴金以如椽之笔，横扫了大半个地球，在 写 作 题 材 的 广 度 上，显 示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气魄。
巴金的这种气魄与他长期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密不可分。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权威与秩序，力求建立一个平等、正义、友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似的理想王国。
在巴金的早期小说中，就描写了许多不惜献身于此项事业的异域英雄形象。对年少的巴金来讲，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迷恋，只能说不是基于理解，而是非理性的全盘接受状态。这样的接受，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同理想密不可分，也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社会风尚有关。巴金早期作品对异域人物的塑造，具有典型的充满青春躁动的激情特征，实际上也无时不灌注着自己的理想与寄托，所以这些人物的主观臆造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往往因成为观念的负累而显得虚幻无力。不过在个别作品中，巴金对异域人物的塑造较为成功，《将军》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不同于以往绝大多数的异域题材创作，《将军》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国内，即北国哈尔滨。主人公是流亡的白俄军人诺维科夫，他曾因受到一名将军的赏识，被提拔为中尉，到了中国后，被人戏称为将军。他无所事事，耽于饮酒。可悲的是，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妻子从事皮肉生意。这样一个阿 Q 式的人物，在新文学作品中并不希见。难能可贵的是，作家真切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当中国茶房提到他的一个俄罗斯同乡，把故乡的黑土带到中国一事时，以下描写颇为动人: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悉的。他不觉感动地说了:俄罗斯母亲，我们全是她的儿子，我们都是这样!
主人公虽然自欺欺人，但在严酷生活的催压下，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下定了回国的决心。此外，本文对于流亡白俄给予了深挚的同情，并且对于蔓延于俄罗斯大地的战争，有了十分清醒的反省。正如主人公的反思，战争给整个俄罗斯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无疑超越了 1930 年代流行的普罗文学的狭隘模式，即在阶级叙事的框架内，把白俄流亡者视为反革命分子加以贬斥的做法。自蒋光慈《丽莎的哀怨》遭到严厉批判之后，白俄叙事越来越成为左翼文学内部的话语禁忌，将白俄定位为作为历史残余的没落阶级，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调，进而也不能对这一阶级抱有任何人道主义的同情。
显然，巴金似乎有意抗拒这种束缚。在文本中，还出现了人物对于客居环境的不适之感，如诺维科夫认为中国就像寂寞的大沙漠，他的妻子则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冷的，尤其是结尾刻意强调: 当诺维科夫对人表达要回国的想法时，他说的全是俄国话，没有人懂得他。
所以，《将军》在对待白俄流亡者的态度上，格外注重与主流话语的区别，也体现了巴金特有的国际性视野，及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的可贵立场。
《将军》创作于 1933 年秋，其时巴金正受靳以之邀，帮他筹划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1934 年元旦，《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将军》就刊于其中，同期还有靳以的一篇小说《凛寒中》。很有意思的是，后者与前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也是一个靠妻子出卖身体维持家庭生计的故事，只不过将背景设置在东北农村。
值得注意的是，在合编《文学季刊》的时候，靳以与巴金同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 14 号，而且常常在一张桌子的对面写作。因此，对于这两篇小说的构思，双方想必既了如指掌，亦会彼此有所启悟，甚至有所借鉴吧。
日常生活的接近，使两位作家选择共同的题材，是不难理解的。那么，写惯了异域故事的巴金，这次何以把背景设置在陌生的哈尔滨，又聚焦于很少写的白俄流亡者呢? 这与靳以的早期创作恐怕也不无关联。实际上，在 1930 年代初，靳以因擅写异国情调，而与巴金并称于中国文坛。
不过，与巴金那取材广泛、带有浓重寓言气息的‘世界性’不同，靳以的‘异国情调’始终专注于同一座城市，那就是有着‘东方彼得堡’之称的哈尔滨。
靳以大学毕业不久，曾在哈尔滨做五金生意的父亲身边，有过半年的逗留。此外，他在沈阳亦有十年的童年生活经历，对东北生活是很熟悉的，这段生活1调，还体现于对白俄流亡者的描写。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圣型》，写的就是中国青年男子与白俄女性，在哈尔滨发生的一段微妙的情感纠葛。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巴金当然会对好友的创作情况十分熟悉，所以在写作《将军》时，对靳以同类题材创作有所借鉴，是极有可能的。
二、《陨》较之《将军》更为突出的社会批判
色彩在靳以的小说中，与《将军》题旨最为切近的当属《陨》( 原载 1931 年 3 月 25 日《东方杂志》第 28 卷第 6号) 。
如果站在当时流行的立场，流落哈尔滨街头的白俄贵族潘葛洛夫，显然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但同巴金一样，靳以并没有对主人公进行丑化处理，而是突出了主人公固有的贵族气质，及不愿失去尊严的独立人格特征。此外，文本中潘葛洛夫对远方妻儿的担忧，也被刻画得相当传神。虽然他的妻子也是靳以早期小说中常出现的妖冶而充满诱惑的女人，但是主人公对她仍是谅解的，尤其担心她或许正在受着不人道的对待，这显然体现了对作为弱小者的女性的关切与同情。再想到儿子喊痛的画面，潘葛洛夫更是充满了怒火，涌起了复仇的念头。在此文中，靳以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是极为真实而细腻的，虽然在主流叙事模式中显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总之，《陨》与《将军》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以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描写了世间一切不幸人物的凄惨境遇，及对一切非人道现象的无比愤慨。
《陨》与《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体现出靳以被主流叙事所同化的一面。
《将军》中的批判态度，主要体现于较为隐晦地揭示国人的冷漠，此外关涉现实之处并不多，甚至在诺维科夫的想象中，侮辱妻子的也是一个美国水兵。而在《陨》中，靳以更多地把潘葛洛夫的命运悲剧，归因于他在中国所受到的欺凌，折射出国民性极其自私与势利的阴暗面。即使是写一位来自俄国的奴仆对衣衫褴褛的主人公的恶劣态度，也是对国内整体文化氛围的针砭，暗示着外国人也会被入乡随俗地同化。其中这样的议论，显然上升到了对人间正义的吁求: 在绝望之中他忽然想起来在宇宙之中是无所谓公理的。在人与人之间，固然因为对生存之竞争，不免各凭自己的力量去做; 就是自然，也是只能把它的威严，在弱者、毫无抵抗者之面前尽量显露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靳以意犹未尽，结合潘葛洛夫的感受，对冷漠的国人还有更为具象的刻画:
想呼号也没有力气了! 真就是能听得出来声音，而这声音也能传达到那些温饱者的耳朵里去，他们会打开他们的屋门出来么? 他们说不定以为这种声音扰了他们的安乐，就把门窗更关得紧一些了。一切的事情都比他的呼号更要紧的，他们要留心听无线电放出芝加哥着名戏院的歌曲，要静静地坐在炉边读那文人意境造成的小说，或是说着无尽的情话、闲话、无聊的话……真就算是他们都被他悲苦的声音打动，从温暖的房子里出来，都聚集在他的身旁，但是能否有同情仍然还是一个疑问。
这种叙事手法，虽然着意突出富贵阶层的穷奢极欲、冷漠无情，但是显然有拖沓和累赘之感，实际上已经为靳以此后所热衷追奉的、符合时代主流的创作模式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通过对现象的罗列堆积，来对社会的悲惨与不义，进行颇具主观色彩的强化，达到现实批判的目的。此外，《陨》还预示了靳以往往把事物推向极端的倾向。与《将军》的结尾参照阅读，与只是在醉酒状态中渴望归乡的诺维科夫相比，潘葛洛夫则是凄惨地冻毙街头。再者，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可以凸显靳以的极端化倾向。当想到一颗金牙可以换来一顿饱饭时，潘葛洛夫这样行动了:
于是他起始把手指探到嘴里去，先摇一颗。被能活下去的想法引诱，他忍着难耐的疼痛。在实际上，还是一些也没有摇动。
……第二次他又动摇那颗牙了，这次他用更大的力量;可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苦痛，使他不敢再做下去。手从嘴里拿出来的时候，染满了口涎，在暗淡的灯光之下，他还看见深红色的，黏而腥的液体在用以摇动牙齿的手指上。
这一以戕害身体为代价获取基本生存的恐怖描写，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算得上是颇为震撼的吧。
尼采认为，人类所获知的全部真理都来自于身体，是身体在诠释着这个世界，伊格尔顿由此出发，在写作名着《审美意识形态》时，就不断强调关于肉体的主题，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在此，流亡白俄贵族潘葛洛夫的自戕之举，已经被靳以完全中国化为阶级矛盾深化的极端暴力场景。
通过对《将军》与《陨》这两篇小说的对照阅读，不但可以辨析巴金、靳以创作的不同取向，而且对于传统研究中对靳以的严重误读现象，也会有所匡正。
三、巴金与靳以创作分途的内在根源
不同于巴金这样广受关注的大作家，靳以长期以来颇受冷落，这与其创作实绩及文学史地位有关。此外，对靳以还存在大量的误读，这尤其体现在平凡化的界定上。
《小说》( 载 1934 年 7 月 25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一文中认为，靳以的创作具有冲淡平适的特点。此外，他还在评论小说集《青的花》时，以小说家的笔墨如此勾勒靳以的创作:由靳以君的小说，我看到的作者总是一个和蔼真诚的老实人，不使用生涩的字眼，不使用眩人的技巧，……也许过路人看了这白昼伤感的人讥他作老太婆，他也就那么婆婆妈妈地点点头，继续地说了下去。
这种情感的节制、叙述的朴实、统一性的严谨，在《圣型》里就已经很明显了。《青的花》在气息上、风格上，是并不两样的。
这段描述似乎较为贴近那种絮语式的小说，即表现为平静的叙述语调、温和的情感表达，然而却完全不适用于靳以的这部小说集，因为作家失恋中的激愤情绪，包括对负心女性的过激责难是极其明显的。除了《青的花》，靳以在 1933 －1934 创作的另几部小说集《圣型》、《群鸦》、《虫蚀》，多写青年男性的失恋故事，且具有极为类似的特点: 以峻急、悲怆得几乎变态的格调，宣泄着一种失落了的恋爱情绪，带有浓郁的心理浪漫主义气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上承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遗风的。可是，平凡化却衍化为此后靳以小说风貌的定评。尤其是当代着名学者赵园，对靳以的平凡化做出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她是通过对靳以与巴金的比较，来概述其创作风格的: 靳以像巴金那样，热情中有天真气; 因为心中满贮着同情与爱，故不长于讽刺，也难以像哲人那样作冷峻、深沉的思索。但巴金热烈，常常发出激越的吐诉，而靳以则偏于冷静，更宜于娓娓地倾谈。这后一种个性形之于文字，则是那一派优雅恬澹。这是一个平凡的小说家。……他的形象世界没有恶的极致，也没有善的极致，却有契诃夫式的柔和的忧郁。这种美学风格无疑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也那么平凡。实际上，与赵园对二人截然分别的论述相反，朝夕共处加之趣味相投，使巴金与靳以在创作上曾有许多共通之处，如始终对黑暗的现实持严正的批判立场，为人类的平等博爱终生呐喊，在艺术上亦都以直白而炽热的情感宣泄为主要特征。非但靳以的爱情小说可以有力地质疑以上的结论，仅通过《将军》与《陨》的对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靳以的创作特征，与平凡、冷静、优雅恬澹、柔和的忧郁这些描述，是存在明显扌干格的，并隐隐表现出了不逊于巴金的极端化倾向。
此外，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大弊端，即将靳以置于更为知名的巴金的附属地位加以探讨，这也在无形中遮蔽了他作为作家的独特性。在二人的创作旅程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但靳以不同于巴金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极深，因而更多地在作品中体现为付诸现实行动，如像《爱情的三部曲》那样浓墨重彩地描绘具有群体组织性质的进步青年，而是更多地集中于个体情绪的抒发。进而言之，同为充满激情的对现实世界充满否定性的作家，巴金通过对人物具体行动的描写而更富有建设性，靳以则因强化了虚无因素，从而流露出更为强烈的破坏倾向。
更值得深思的是，靳以并没有像巴金那样成为一流的作家，不仅仅是因为巴金与靳以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有信仰，所以巴金的小说中能够感受到内心的紧张和激情，而靳以相同题材的小说，常常流于平面化。不可否认，文学成就方面的差距，有才华与天资的因素，巴金尽管也是激情型作家，也有情绪化的弊病，但与靳以相比，其小说无论是布局谋篇、格局气魄，还是哲理意蕴、思想深度，都要明显超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巴金的创作历程，没有仅仅停留在炽热而失之浮泛的情感宣泄阶段，而是不断对人生进行深切的体悟与提炼，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参悟了契诃夫冷峻、沉郁、深刻的现实主义，从而在1940 年代脱离了单纯明朗的浪漫抒情风格，推出了《憩园》、《寒夜》等艺术上更为成熟的作品。在这方面，靳以则与巴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一直没有很好地完成激愤情感的沉淀，从而促成个人创作的升华。尤其是在抗战开始后直至建国前，在复旦大学的执教经历，使靳以深受进步学生的影响。
在追求革命民主的路途中，靳以要比巴金更为激进，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远远超过了巴金。这也就可以理解，对缪斯女神的怠慢，使靳以的创作质量渐趋平庸与停滞。
在建国初期写就的自传《从个人到众人》中，靳以充满真诚地回顾了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文学创作历程，这种真诚尤为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执着追求上，并且终于在辞世前半年完成了这一心愿。与此相对照的是，巴金虽迫于形势也写下了许多违心文章，但实际上仍然葆有相对独立的精神，如在入党一事上，就曾经婉拒了胡乔木的邀请。
作为多年的好友，靳以甚至以政治表现是否积极进步为标准，与巴金产生了隔膜与分歧。在 2009 年 10 月于上海召开的纪念靳以先生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与靳以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年已八旬的程极明先生进行过交流。程先生解放初期任上海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学生党员中的积极分子，也是与靳以交往最为密切的学生之一。他说，靳以与他常在一起彻夜长谈，而且聊政治的时候要远远多于谈文学。据其透露，靳以在建国后对巴金的政治热情不高，曾明确表达了不满。
这样来看，《将军》与《陨》这两篇题旨相近的小说，或许已经预示了巴金与靳以这两位好友在创作上的分途。概括地讲，那就是巴金比靳以具有更为执着的艺术探求，以及更为深广的心灵自由。而靳以，则过分拘泥于时代主流创作模式，在从个人到众人的道路上，渐渐失去了宝贵的艺术个性。
［参 考 文 献］
［1］李兆忠． 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胡景敏． 巴金《随想录》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巴金． 巴金全集( 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巴金． 他明明还活着［J］． 收获，1959，( 6) ．
［5］王淑明．圣型［J］． 现代，1934，(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