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有了历史,也就有了文化。人治文化起源于儒家思想,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治国理论,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便是这种文化的独特体现。人治的诸多措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被制度化、模式化,最终上升为一套统治理论,用于指导帝王将相、诸侯王公的统治实践,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深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以其超常的稳定性和历史的惰性牵制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村官,作为中国基层的掌权者,既是国家政策在农村具体的阐释者和传达者,也是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领导者,其权力范围辐射农民从生到死的几乎所有细节。由此看来,村官对农村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对文学作品中村官形象的探索也很有意义。
一、村官的权力面孔
路遥《平凡的世界》、李佩甫《羊的门》、蒋子龙《农民帝国》都涉及权力这一主题的书写,刻画出了以孙少安、呼天成和郭存先这三个村官为代表的典型权力面孔。
(一) 孙少安——闪烁道德光芒的现代化带头人
《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农民文学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孙少安这一人物形象也成为这一时期理想化的乡村干部和现代化领头人的代表。权力,在孙少安手上不仅是改变贫困生活现状的一把利器,也是他带领全村乡亲摆脱困境,以集约化的形式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筹码。
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但他毕竟是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有属于自己的见解,在他身上有着一般村干部所缺少的那种顺应时代潮流的觉悟、敢于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带领全村走出困境的气魄。孙少安掌握生产队权力之后,不再甘心忍受极左政策的摆布,而是敢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带领生产队扩大自留地“;文革”结束后,他不顾公社、县、地区三级的压制,率先在生产队建立了承包责任组,大胆进行改革的尝试;生产队解散后,他又凭着自己对市场经济的敏感,先是在县城搞运输,后来还在双水村建起了砖窑厂,创办了当地的第一家乡镇企业。这一系列活动彰显了他不以空头政治而以务实态度管理农业生产的可贵精神,这是他和当时那些只会空喊口号、滥用权力来压制全村发展的村官的根本区别。
在孙少安的身上,还有着当时人们少有的仁爱和集体致富的思想。尽管孙少安成了村里经济上的冒尖户,但他并没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更没有想方设法确立自己在双水村的权威,而是积极扩大砖厂满足乡亲的就业需求,把村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成为引领全村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领头人。
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安在带领全村发展经济、追逐财富的同时,不仅保持了乡村的淳朴民风和美德,还在弟弟孙少平的点拨下,遵循儒家先“富之”后“教之”的思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财力重建学校,成为全县第一个出资办学的农民,最终被推选为双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像孙少安这样对村民具有仁爱胸怀的村官,不仅在物质上带领双水村走向了现代化,在精神世界中也给双水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与希望。对于双水村的管理,孙少安似乎已经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来经营了,无论贫穷还是富裕,他始终和双水村共进退。在路遥笔下,孙少安俨然成了在社会转型期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领军色彩的“农村新人”。
(二) 呼天应——登峰造极的权力牧羊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仅发生在物质层面,文化和价值层面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化和欲望化的环境中,官员权力腐败和经济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中国文坛因此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官场钩心斗角、权力倾轧的小说。
李佩甫《羊的门》以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作为背景,将历史和现实交汇在一起,描绘了呼家堡40 年的社会风貌。作品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塑造了呼天成这样一位集中国几千年人治文化和生活哲学于一身而又富有现代性表现的平原极权统治者。尽管呼天成官微职卑,却能把中国官场权术的运作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村官,呼天成可以说把我国村官的影响力表现到了极致。
呼天成在呼家堡是以独一无二的身份自居的,他是呼家堡这个相对独立集体的核心,可以主宰这个集体的大多数,有着不容丝毫侵犯的权威。为了在呼家堡享有绝对权威,呼天成凭着自己对平原人格心理积淀和权力操作方式的认识,总结出一套权术运作秘籍。呼天成对外采取专以经营“人场”和“以小活人”的政策,其中经营“人场”是呼天成和其他村官的最大不同之处。他并没有在经营土地和发展市场经济中投入过多的精力,而是把传统的“礼”文化加以巧妙运用,为呼家堡经营了一个巨大的“人场”。呼天成在“文革”时期冒着“杀头”之险救下了他认为不可限量的人物——被打伤的省委副书记老秋。最终他的良苦用心得到回报“,果然,时间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发现他背回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首先是精神的,其次才是物质的。那是一个巨大放射力的‘磁场’!他知道,人是活的‘场’。一个人的磁场越强,场的放射力就越大。在这里,老秋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省的‘场’啊”。继而,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邱建伟、范炳臣、冯云山等省界要员,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人场”保证了呼天成能以村支书的身份在全国上下呼风唤雨。呼天成的精明之处还在于他始终坚守“以小活人”的处事策略,处处以“玩泥蛋的”自称,为的是避免显山露水。在处理车祸事件以及王华欣、秋援朝、李相义对呼家堡的“访问”中更是充分展现了呼天成以守为攻,以小抑大的处世策略。呼天成的身上凝结了道家处世哲学的精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张狂,始终保持一副农民本色,这是一种“大智”“愚智”的权术,“小”只是呼天成的一种策略、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树立自己在呼家堡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呼天成的管理下,呼家堡就相当于一个羊圈,而他就是那个牧羊师,村民则变成了沉默而温顺的羔羊,任他驱策。在他的统治下,村民不存在隐私,没有个人空间,过着一种高度计划的集体生活。对于内部统治,呼天成心里清楚,“他要‘日弄’好一个村子,他就必须彻底地征服人心。要想彻底征服,他就得先摧毁一些东西,而后才能建立……”
于是,他首先摧毁了村民的自尊,让他们成为他精神上的奴隶,继而给他们制造等级;在“展览台”事件中,他又利用村民对虚荣的畸形追求,激发他们对集体劳动的激情;通过“斗私会”,修建地上、地下“新村”,推翻了宗族制度,重新制定了新的“呼家堡法则”,把活人和死人都列入他的呼家堡等级制度当中。在强化对村民精神和物质控制的同时,他还制定了深入生活各方面的花样繁多的制度,并强调村民要整齐划一和绝对服从。由此,他成了村民的“救世主”,完成了他在呼家堡的极权统治神话。
《羊的门》通过呼天成这样一位把传统权术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天衣无缝融合在一起的村官形象,不仅把当代村官权力的影响力表现到了极致,也从中透露出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极权与专制这类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还有生存的空间,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批判与反讽意味,引人深思!
(三) 郭存先——自大而狂妄的暴力统治者
《农民帝国》作为一部新世纪的农民文学,对权力的批判从官员道德批判延伸到体制批判与官本位文化的批判,在反思贫穷、道德与欲望问题的同时,也在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
《农民帝国》围绕郭存先这一典型村官形象展开史诗般的叙事,对郭存先暴富后狂妄自大的权力作风进行批判。郭存先既不像孙少安那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像呼天成那样老奸巨猾到能一直在中国官场上下游刃有余、呼风唤雨而后全身而退。相比较而言,郭存先的形象有一个分裂的过程。起初,郭存先是一个善良质朴、精明能干的农村能人,在村里当过队长,也曾努力为村民争取利益,吃了不少苦,挨了无数次整。当市场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他抓住机会抢先进入高速度,打擦边球,开飞车,踩线不越线,瞅冷子还会闯红灯,屡有违章却从未翻车。只用了十几年的功夫, 郭家店成为了农村中无可争议的首富……”
后来,在县委副书记封厚等人的力举之下,他成了郭家店的掌门人。
“受乡村文化生态的影响和能人自身修养的限制,能人治理往往过分追逐私利,在乡村政权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这些能人做大以后往往独断专行,甚至非法逐利,变成村庄‘霸瘩’,形成权力的吊诡。”
郭存先正是如此,自从他成功致富并在郭家店树立自己独一无二的权威之后,就不可控制地走上了狂妄自大和暴力治理的不归路。从豪车大游行的显摆、蔑视戏弄领导,到成立自己的电视台和派出所,由自己制造、控制舆论,他在别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无限膨胀,肆意挥霍手中的权力,成了失去理性意识和法律观念的“自由人”,变得极其疯狂可怕,“打外人,打自己人,连三并四,逐步升级,打手由几个、十几个、发展到武装起几千人,公开对抗国家的武警部队……”
他甚至用暴力屡屡制造和纵容恶性死亡事件,试图解决自己大权旁落的问题,最终沦为阶下囚。
郭存先权力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蒋子龙在对官员权力、道德和官本位思想批判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在社会转型时期为农村的改革开放摸索道路的村官的同情,但同时也指出他们必须为自身的狂妄自大付出代价。
孙少安、呼天成和郭存先这三个村官在权力面前的差异非常大,但无论是孙少安对村民仁爱式的管理,还是呼天成和郭存先专制式的统治,都透露出在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意识影响下,村官依旧沿袭着治国如治家的领导观念和统治策略,村官对村民如家人,也如一家之主那样专制地对待村民。
二、村官权力面孔之外的丰富性
对村官形象的解读,不能只局限于对其权力面孔的剖析,因为村官不止是官,同时也是人。因此,作为人的村官在面对金钱、爱情和亲情时的态度也就值得探析。
(一) 金钱
1978 年我国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变革和 90 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变革,给农村农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因此对待金钱的态度成了衡量这个时期村官人性的重要标准。
孙少安对市场经济非常敏感,很快就在双水村抢先发家致富。然而,孙少安对于金钱的追求是适可而止的,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暴富而陷入虚荣、自满的状态,反而对金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认识到:“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必要将一部分钱再给社会,哪怕是无偿地奉献给社会。”“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钱越多越好。
可是我们不能让钱把人拿住,否则我们仍然可能活得很痛苦。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
于是,孙少安不仅帮助村里的贫困户,还慷慨捐资助学,反馈社会。从孙少安对金钱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一般农民的见解,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的人格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郭存先和孙少安都有过困苦不堪的经历,因此他们对市场经济有着极为敏感的神经,金钱成为他们生活的客观需求和改变命运的筹码。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郭存先无法抑制自身对财富的欲望,最终得了一种病——“金钱偏执狂”。他对金钱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认为“钱是一种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东西,追逐它、积聚它才是人活着的最大驱动力”。在他眼里,金钱是权威和声望的象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最终深陷名利漩涡不能自拔。相比较而言,呼天成对金钱的欲望并没有那么强烈,金钱对于呼天成来说,只是他的一种工具,是伴随着权力衍生的附属品,金钱唯一的用途就是为他经营的“人场”和扩大其权力控制范围而服务。凡是在他手中周转过的金钱,都以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最终目的,这当然是另一种人性扭曲的表现。
(二) 爱情
不同村官对爱情问题的处理也不尽相同。孙少安这个双水村的现代化领头人,虽然在事业上成功了,但在情爱方面却带有着浓烈的悲剧色彩。孙少安和田润叶之间爱情的凋零,如果说是被现实生活的各种条条框框所羁绊,那么悲剧的根源与孙少安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门第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身份的差异和环境的不同成了他们爱情路上的一道坎,但他们的爱情实质上却输给了孙少安的不尝试、不争取和不坚持。面对爱情,孙少安是懦弱、传统、保守的,他身上还带有某些传统思想的局限。
呼天成虽说有媳妇,但是他的媳妇是个童养媳,他的婚姻只是一种形式,而没有真正的情感。后来他爱上了那个他捡回来送给布袋做老婆的秀丫“,三十多年来,他好像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女人,什么叫做爱情……”
但为了在呼家堡树立他绝对的权威,每次秀丫跑来找他的时候,他就利用秀丫的裸体和布袋的偷偷监视实现对自己的禁欲,“仅仅是要一个女人吗?你想要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你就必须是一个神。在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人,你是他们眼中的神。神是不能被捉住的。哪怕被他们捉一次,你就不再是神了”。呼天成为了在呼家堡镇住人心、树立权威,牺牲了最本真的爱情,压抑了自己最强烈的原始欲望,不过与其说他是被“神化”了,还不如说他的人性在权力面前被扭曲异化了。
郭存先利用手中的权力无限制地为自己攫取私利这一特点,在他对情爱的态度上面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刚开始郭存先是一个对媳妇朱雪珍专情的人,但随着权力的膨胀,他的情欲渐渐放纵。他和知青林美棠从误会到两相情愿,继而成了郭家店公开的秘密。发展到后来,郭存先不断放纵自己,只要一时兴起就要换口味,要吃新鲜的,对林美棠也没有丝毫的隐瞒和避讳。
(三) 亲情
鲁迅在《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中写道:“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可见,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对家庭关系和中国社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村官不同的家庭观念和对待亲情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丰富的时代内容。
在传统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孙少安是一个具有强烈家庭观念和责任感的男子汉,无论家庭多么“烂包”,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家庭的埋怨和嫌弃,他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理想,也要把自己和家庭融为一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对家人的爱逐渐扩展到对全村村民的爱,达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儒家仁爱境界,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农民的狭隘门户观念。
郭存先虽说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变得狂妄而自大、暴力而专制,但在对待亲人方面,他还是能够尽到儿子之孝、兄长之责、晚辈之礼的。他对母亲和二叔是孝顺的,对弟妹的关爱始终是厚实的,这些是这个渐变畸形的暴力自私者身上人性美好的一面,而这美好的一面也源于自古以来扎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不可磨灭的家庭观念。
和郭存先相比,呼天成在追逐权力的路上,人性的扭曲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唏嘘的地步!当面对母亲的“信主”会给自己的权威带来挑战时,他竟能做到连母亲去世也不愿见她一面,甚至连母亲的追悼会也不参加,一滴泪也不掉。呼天成对待自己的母亲尚且如此,他对其他人会如何,自然就不言而喻了。这样一个外表看似冠冕堂皇的乡村统治者连最基本亲情都丧失了。
总而言之,当前对村官典型形象的研究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首先,孙少安、呼天成和郭存先不再单纯是表达革命思想的媒介,而是经济时代下具有多维性、复杂性的“经济精英”类的村官新形象。这是对文学史上村官形象的创新和超越。其次,作为中国基层干部,村官的权力面孔也映射了整个国家官场的权力面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官存在的问题具有反思和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胡焕龙.沉痛的历史与文化反思[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4).
[3] 汤森,沃尔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 王华.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4).
[5] 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6] 蒋子龙.农民帝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7] 赵慧平.转型时期需要文学与传统问题的新表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2(2).
[8] 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