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性大众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境遇，日常生活的审美风暴悄然兴起，其中，文化美学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美学，最早起源于席勒“审美文化学”[1]概念的提出，后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审美文化定义为生活的审美化，它不仅涵盖了文学艺术，还象征着除此之外的一切生活符号。
从广义来看，文化美学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形式美学、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康德的崇高美学、卡西尔的符号美学，囊括了一切文化现象的系统审美；从狭义来讲，它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与关怀，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宏大叙事美学。
然而，作为西方思想的文化美学理论在与中国传统美学文化对接的时候，不得不思考如何扎根于本土土壤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文化研究中引入“文化美学”这一概念，并将其限定在中国文化与历史语境当中，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情怀的文化美学的生成及建构方式。
近代以来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丧失了民族传统的文化自信，转而服膺于西方科技文明的理念，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真正开始探索自己的话语逻辑和文化美学。
因此，在此理论逻辑和历史理论的观照下，本文主要通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考察其中蕴含的文化美学思想：《讲话》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逻辑起点，社会生活的功能指向，艺术符号的价值生成，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文化美学旨趣，并为我们在新时期的大众文化视域下占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高地，建设文化美学和生活审美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指导原则。
一、 人民大众：文化美学的逻辑起点。
借用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而文化美学的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集合，因而文化的审美包含着人类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和生活，反思生存方式和创造全新的表达符号，这象征着人类文明已然进入了一个觉解的阶段，“人”成为文化美学的逻辑起点。
然而，毛泽东文化美学的逻辑起点不会因为表达形式抽象而晦涩难懂，在具体历史语境与历史轨迹中就能理解和体会他的哲学意境。
20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接触文化美学的思想，但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着这一理论。五四新文化促使中国的爱国志士不仅仅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思考救亡图存的方式，而是究其本源，转而从伦理的觉悟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
陈独秀曾言：“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承继了五四文化的血脉，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给予关注和重视。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文艺组织，它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它的组织架构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和“国际文化研究会”等机构，它们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大众化”文化运动的展开。鲁迅在大会成立之初就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提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革命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苦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4]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的依赖，致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不能深入对文化美学的思考，然而此时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化获得了发展的平台，这为后来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革命文化的大众审美性，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5]
新文化的对象只能是工农兵群体，这背后蕴含着对抗国统区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为了脱离俄式话语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审美对象性的问题，文艺与人民成为讲话精神的核心要素。
（一）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旨趣。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不仅仅是历史的奠基者，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但在传统社会的等级制下，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高雅之作只面向少部分人群。因此，毛泽东宣称新文化新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大众，他曾言：“什么叫作大众化？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毛泽东在此巧妙地将文艺工作者的“化大众”转换为“大众化”的任务，让他们愿意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换言之，“化大众”仅仅针对文艺作者对工农兵群体的改造与教育而忽视了其主体的审美需求，而“大众化”将“大众”摆在“化”的逻辑前列，更凸现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是文化美学创造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
同时，人民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更多的是工农兵阶级和少部分拥护共产党的民族资产阶级。
今天，人民的范畴更为广阔，同时人民的审美需要也从单一转向多元，从简单转向复杂。
（二）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标准。
毛泽东提及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时，曾明确指出对人民的态度是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延安时期，文艺批判的标准具体有两个，其一是政治标准，即具有浓厚的抗日战争的革命色彩，其二是艺术标准，即根据人民大众主体的审美偏好作为艺术标准。
但是由于政治内涵具有历史变迁性，实际上，政治性标准是群众意愿和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因此，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在此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标准。当代历史语境不断推进文化美学的进程，但是在变化的潮流中不变的因素是人民大众的审美标准。
当大众文化审美标准不断提高，文艺作品早已突破以往崇高美的单一表现，转而个性化、生活化的表征形式。因而，文化美学史无前例地担任现代文化审美的价值功能。
（三）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批判。
延安时期，文化批判化身为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武器，已经脱离于纯粹的审美活动。因此，人民积极地参与是文艺批判的基本要素，人民大众是作品的判定者，他们的审美鉴赏力是文艺作品的指向。因此，文艺批评的目的是要“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6]人民群众的文化审美批判最能体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彰显独立个体的生成。同时，在评判文艺作品主观动机的客观社会效应时，毛泽东坚持结合大众的审美动机和实际社会审美效应加以考察。
这在他观看《逼上梁山》后做出的评价可窥之一二，他当时寄信说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7]因此，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批判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8]在当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审美愉悦可以在人们精神家园缺场的时候，作为一种人们对生活救赎的登场。
然而，现代大众文化的审美范式和美学品格，也确实被赋予标准化和商业化的特征，英国学者威廉斯就将大众文化称为低俗文化和刻意讨人欢心的作品[9],它们甚至可能会“灌输给人们的秩序概念总是现存状态中的概念。”[10]这个时候，只有赋予人民大众的审美批判力才能制衡大众文化可能出现的浮躁与轻狂。总而言之，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美学始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直至毛泽东《讲话》的发表而获得了实现，这种实现不是刻意而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地将中国文艺美学的优秀传统“化”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