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不仅理学思想博而有统、精深通贯，且广涉博览、独出古今，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盖朱子之为学，格物必精，游艺不苟，虽曰余事，实皆一贯。本末精粗，兼而赅之。昔太宰问于子贡曰： 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 吾不试，故艺。后世学者，惟朱子其庶几焉。其曰余事，乃谦言之，犹孔子之谓君子不多也。”[1]（ P344）钱先生对朱熹的评价可谓中肯，朱熹在艺术方面不仅多方涉猎，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艺批评思想。
一、“文从道出”之本体观
朱熹的文艺批评思想建立在理学基础之上，“理”是宇宙万物之根本，具有本体地位，在“理”与“道”的问题上，朱熹认为： “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2]（ P103）“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3]（ P2755）“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4]（ P1573）朱熹的“理”与“道”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而言说的，“道”即“理”,“理”或“道”既是物之所以然之故，也自然是所当然之则，即本体论和价值论是统一的。朱熹正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上阐释了其文艺本体论思想。
朱熹明确提出“文皆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5]（ P3319）道是文之本，文是道之枝叶，所以出之于道的文自然要体现道，呈现道，这即是朱熹的“文道合一”“文道两得”观，依此，朱熹批评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及宋初柳开、欧阳修等古文革新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修正了周敦颐和二程贬低文之地位的思想倾向，尤其批评了苏轼的“文与道俱”说，“今东坡之言曰： ‘无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5]（ P3319）朱熹这里强调“文道合一”,反对苏轼的文道为二的观点。朱熹对“文”有多处阐释，其基本涵义包括： “天之文”: 即阴阳刚柔相交而形成的天地四时之更迭、经天纬地之条理、万物山川之物理等天地之道和自然之理； “社会之文”: 即君臣之仪、经籍义理等礼乐制度； “艺之文”: 即诗文六艺等。后二者都应属于“人之文”,因此，“文”的概念涵纳着天人及其关系，天人为一整体，都根源于“道”.朱熹认为艺是文的一部分，“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2]（ P121）朱熹基本从“六艺”之说定位“艺”,但又明确不止于此，而且朱熹对“艺”之功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艺是“至理所寓”,人们“日用之不可阙者”; 虽然朱熹认为艺是小道末节，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德性之养的功能，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则焉。曰‘游于艺’者，特欲其随事应物各不悖于理而已。不悖于理，则吾之德性固得其养，然初非期于为是以养之也。“张子曰： ‘艺者，曰为之分义也',详味此句，便见得艺是合有之物，非必为其可以养德性而后游之也。”[4]（ P1368）因此，在朱熹的视野中，“艺”虽然不及“道、仁、德”重要，但对“艺”仍给予足够的重视，据此，他批评程门弟子上蔡贬抑轻视艺之观点，“虽然，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去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 ’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5]（ P866）朱熹立基于文艺本体之存在，修正了前人观点之不足，肯定了艺术的价值存在，这对艺术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心统性情”之主体观
“心统性情”首出张载，但张载对此未充分展开论述，而朱熹将这一命题纳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中，依此阐发了其文艺主体观。
朱熹的“心统性情”之“心”包含两个方面，一为“道心”,一为“人心”.“道心”是自其天理备具、随处发见而言； “人心”是自其有所谋虑而言。“道心”本于“天理”,是圆善之心； “人心”则是出于“形气之私”,是人之情欲。但朱熹并没有因此否定人心，而是承认其自然性的一面，只是要以道心为一身之主来统摄主宰，从而归乎纯正至善。朱熹之“心统性情”之“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兼”“包”之义，心兼体用，未发为性为体，已发为情为用，然而“体用一源”,这里之“心”是涵纳性情两个方面。
“统”之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指统摄主宰之意，这是朱熹此命题所强调的主要意义。朱熹的“心统性情”是要以“心”来主宰统摄性情，也就是“天理”通过“心”来实现对人之现实生命的统领和主宰，实质上，是要对容易偏执泛滥之情欲进行规约，“心统性情”在现实层面主要还是强调“心”对“情”之主宰之义。
朱熹以“心”来评书品画，倡言胸怀本趣之自得，强调作品之“写意”“写神”,执着于胸次之涵泳，诸多渊丰之品评，都是以“心”为核心而展开的。“心”在朱熹的思想中是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的，建基于此，“心”也就成为朱熹文艺批评思想中所指涉的文艺主体，这一主体既可是创作者，也可是接受者。
朱熹在对书画的批评中提出“谛玩心画”的观点，“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6]（ P3953）。在朱熹的思想中，书法作品即为“心画”,从中可见作者其人。“至于心画之妙，刊勒尤精，其凛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为激贪立懦之助。”[6]（ P3882）正是因为书艺能够写心，所以才能有“激贪立懦之助”,也就是说，创作者的心性能够通过这种“心画”通达接受者的心中，在二者的交流互动中从本根上起到人品德性之助。这种潜移默化之功也正是朱熹所言心画之“妙”处。朱熹以心评书画着眼于道德功利，这有利于道心的发见流行和主宰统摄，从而将这些艺术形式落实到了德性之本根，但从中也可看出，朱熹将这些艺术归根于人之生命的内在，并建基于“天理”之自然，强调其德性也表明这些艺术形式具有无遮蔽的心灵沟通交流之功。
朱熹主张心对性情的统摄和主宰并不意味着压抑或否定情欲的表达，而是提倡从心出发的真性情，他提出的“感物道情”即是以发乎真情作为批评的标准，如朱熹就批评《毛诗序》对《诗经》的穿凿附会的理解，指出《诗经》是出于真情的抒发表达，而不是以“美刺”为目的，他明确提出应该“去《序》观诗，以诗观诗”,这已经是深入到艺术自身来评价艺术了。朱熹也以“感物道情”的观点来评价屈原的作品，认为屈原的《天问》正是因为屈子看到了庙堂上楚国的天地山川，因之满腔悲愤涌动而书其壁上，这完1唯一的判定尺度，真情实感与艺术感染力都是其品评依据。
三、“法度即自然”之创作观
朱熹认为文艺创作一定要讲求法度，以“端楷”为标准，而不能任意放纵，如同做人之“方正”,朱熹极力赞誉“端庄厚重”之书法，“蔡公大字盖多见之，其行笔结体往往不同，岂以年岁有早晚，功力有浅深故邪？ 岩壑老人多见法书，笔法高妙，独称此为劲健奇作，当非虚语”[6]（ P3954）。朱熹推崇古法之法度，同时也注重书法之功力，笔法之精妙。朱熹批评那些过于纵意狂怪之作，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等人的艺术创作即在他批评之列，“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5]（ P3336）。“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6]（ P3868）朱熹认为“字字有法度”,米芾、黄庭坚的欹倾之字受到朱熹的否定也是自然之事。朱熹的《朱子语类》中有一段是对艺术法度的讨论，反映了朱熹的这种艺术观。
邹德父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 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 须要得恁欹斜则甚？ 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 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5]（ P3338）。
此段批评黄鲁直虽自知做人要诚实端悫，创作要讲究“端楷”,但却任由自己放纵而为，这在朱熹看来，正是世态衰下、人心惟危的表现。朱熹是以“立人立世”的儒家思想谈论法度的，因此更关注文艺创作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价值。
朱熹秉持文艺创作“法度”的同时，也倡导“自然”原则。朱熹思想中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之本性，朱熹将这种自然性归属于“天理”,“天理”流行自有自然之妙，因此说，他是将文艺创作中的自然性归根于最高的具有终极价值的“天理”,从“理”出发建构他的文艺批评本体，从而支撑文艺创作自然性的批评观。
朱熹强调“文从道流出”“文自胸中流出”.他曾批评苏轼及其弟子“刻意为之”“一向求巧”之弊，主张自然、平淡、真味之作品，推崇陶渊明平淡自然之诗作。他认为作诗不多吟，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 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5]（ P3333）完全是不假思量，自然从胸中涌出，这样才能有“真味”之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