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2007）和汉斯·罗伯特·姚斯于20世纪60年代末共同创立了接受美学。接受美学是现代文学学和艺术学的一种理论思潮，它主要研究文艺作品的意义和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对文学社会学的生产美学（Produktions·sthetik）以及对新批评和作品内涵阐释学派的表现美学（Darstellungs·sthetik）的反拨，它系统地研究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完成了文学学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走向读者中心的范式转换。
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派，接受美学的共同特征是：在研究文学的交流过程时，将关注的焦点从作者或文本（Text,有学者亦将其译为“本文”.为避免歧义，文章中统一译作“文本”）转移到读者的接受意识上，将注意力集中于读者所发挥的作用上。但姚斯和伊瑟尔这两位接受美学家的研究方向迥异。姚斯的理论实质上是解释学导向的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即研究文学作品被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和产生影响的历史，其核心概念是历史的、审美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预先决定了读者对文本的反应，而文本可以实现、修正或毁灭读者的期待。伊瑟尔的理论则是现象学导向的效应美学（Wirkungs·sthetik），效应美学研究文学文本在阅读过程中对读者产生的审美效应，它以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为理论基础，追问文学虚构在读者的意识中所产生的效果，其核心概念是文本“空白”,空白能引起文本和读者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文本的意义潜能通过读者的想象和经验而得以实现。
一、效应美学概说
姚斯发现了读者的历史性，伊瑟尔建立了“隐含的读者”模型，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即从“古典主义-人文主义”范式、“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范式和“审美形式主义”范式转变到以读者为导向的接受美学新范式（姚斯、霍拉勃，1987:276-279）。但在接受美学内部，姚斯和伊瑟尔的研究方向是有差异的。伊瑟尔本人并不喜欢“接受”一词，他认为该词更适用于姚斯，而他本人更愿意用“效应”一词来概括他自己的理论，因为“接受”含有单向的、被动的接纳之意，“效应”则指的是一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它具有明显的双向互动性和交流性（朱刚，2006:227）。
为了显示自己与姚斯的区别，伊瑟尔将姚斯的理论称作“接受研究”,而将自己的理论称作“效应研究”（Wirkungsforschung）。他在《〈阅读行为〉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接受美学中的接受研究这一方向，主要关注载于文学史的读者阅读现象，它十分重视实例的分析，这种分析表明读者作为决定的因素在对文本的接受中采取的态度和作出的反应。而另一方面，接受美学中的效应研究则注重文本自身作为一种接受前提',其结果不仅调动了读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着这一过程。据此，应当说效应与接受构成了接受美学的两大核心研究课题。”（金元浦，1998:46）姚斯的接受史研究以处于历史变化之中的读者的“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读者的文化知识和审美心理期望、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他所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学标准的总和）为依据，探讨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性接受，期待视野控制着读者在某一特定时刻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审美理解就是接受者现在的期待视野与作品的特定视野达成的融合，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期待视野的变化是促成接受者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评价的决定性因素。伊瑟尔的效应美学则着重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效应，其效应理论的出发点是文本，理论核心是文本潜在的系统结构，他将文本视作一种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实现的效应潜能（Wirkungspotential），并将审美效应确定为文本结构和阅读的行为结构之间的交流性互动（Interaktion）。
伊瑟尔反对生产美学的反映论：“追寻潜隐意义的阐释规范，依据时代流行的思想体系对作品进行穿凿附会，似乎作品体现了时代思潮。因而文学文本被解释作时代精神、社会状况、作者精神病等的证明。”（伊瑟尔，1991:21）他还反对表现美学封闭性的文本自足论：“新批评废弃意义探讨，主张内在方法.新批评注意的是作品的构成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即使在这新开辟的领域中，旧的价值亦会乘虚而入。作品的价值在于诸因素的和谐……一旦它们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作品的审美价值就越大。”（伊瑟尔，1991:23）与反映论和自足论不同，伊瑟尔提出了一种互文性和交流性的文本模式：“我们不能把虚构文本当作无论何种形式的现实的文献记录，而应该把它理解成对已用语言表达的现实的改写，通过改写，一种世上前所未有的新现实得以出现。”（Iser,1976:9）穆卡诺夫斯基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除了实用功能（例如传达信息）之外，还具有审美功能；但这种具有审美功能的符号系统只是一种物质客体，它只有与接受者意识相结合才能成为审美对象（章国锋，1993:17）。换言之，接受者意识的介入使文学作品具有了交流功能。伊瑟尔发展了穆卡诺夫斯基的功能语言学，他将文学本体论的要素（例如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作者、作品与读者的静态三联体）动态化，强调文本与读者交流行为的事件性，从而创造了“主体性的建构活动”（Konstitutionsleistungender Subjektivit·t）这一概念：它是“虚构文本中的空白引起并导致读者的建构活动。作为各透视部分之间的悬而未决的可联结性，它标志着对某种等价物的需求。这样便将这些部分变成为相互关联的设计”（伊瑟尔，1991:243）。
伊瑟尔的互文性和交流性文本模式有两个层面：纵聚合层面的文本保留剧目与横组合层面的文本策略。文本保留剧目（Textrepertoire）指的是作者从文本外的诸参照系（例如文学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中所选取的传统成分，包括先前的文本、社会规范或历史规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因素。通过对这些读者所熟悉的传统成分的选择和重组，文本的保留剧目就不是对文本外诸参照系的再现，而是对它们的简化、改变和陌生化。文本的保留剧目对读者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它构成了读者和文本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基础。文本的保留剧目对熟悉事物的陌生化能促使读者进行重新感知和重新评价，从而获得他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具有的新视野。陌生化的文本保留剧目能激发读者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因此它和空白一样具有审美价值。
文本策略（Textstrategien）则负责对保留剧目进行文本内部的组织，策略包括所有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它们将文本组织成一个复合的透视系统。但策略又不仅仅是技巧和技巧背后的结构，伊瑟尔强调了策略作为保留剧目与读者的汇聚点这一动态特征：“策略同时组织了文本的材料和交流材料的条件……策略包括文本的内在结构和读者发动的理解活动。”（伊瑟尔，1991:104）保留剧目与文本策略的相互作用引发了读者对文本完形的描绘（Repr·sentation）。在《展望：从读者反应走向文学人类学》（1989）一书中，伊瑟尔使用了“描绘”这一概念，以阐明接受者在文本具体化过程中的语言运用（Performanz）。“描绘”只能在接受者的意识中进行，它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而是一种语言运用行为，即接受者运用语言来建立感觉和想象的完形，来建构文本的意义。
在《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一文中，伊瑟尔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确定性是文学文本产生审美效应的前提。“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指的是采用描绘性语言、有着各种成分的虚构文本在意义上是不完全确定的，虚构文本具有开放性的意义视界（Sinnhorizont），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因此具有多种可能性。伊瑟尔指出：不确定性“指在意向性客体的确定性或图示化观相的序列中的空缺”（伊瑟尔，1991:220）。由此可见，伊瑟尔是在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的。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的有限文句只呈现了被描绘的客体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组成了作品骨架式的纲要图式（Schema），该图式包含许多未定点（Unbestimmtheitsstellen），这些未定点有待读者用想象去加以具体化。英伽登认为正确的具体化乃是读者按照图式结构的提示和作品的审美特质对未定点的填补和丰富。伊瑟尔则提出了“多样性的具体化”（Vielheit m·glicherKonkretisationen），他认为意义是文本意向和读者的意向性投射共同作用的结果，读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自由地实现文本的意义潜能。
伊瑟尔认为虚构文本的不确定性是由空白和否定造成的。空白（Leerstelle）指的是文学文本中未表达和未说出的部分。伊瑟尔将“空白”定义为文本的“中断了的或被省略的可连接性”（Iser,1976:284），即文本中“那些缺失的环节”（伊瑟尔，1991:222-223）。作为“被省略的可连接性”的文本空白激活并操控读者的想象活动，促使读者将各个文本片断和各种表现视角联结起来，从而完成文本的“一致性构筑”（伊瑟尔，1991:224）。空白是文本中缺失的“环节”（Gelenke）或想象中的“铰链”（Scharniere），其功能主要在于联系文本的不同部分。
就叙事文学而言，空白明显存在于情节结构上：“加强读者想象能动性的一个共同方法就是突然推出新的人物，甚至将另一条情节线切断，迫使读者竭力去寻找先前叙述的熟悉的故事与新的未曾目睹的情节间的联系。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可能性之网。于是便自己去补足所缺的环节。”
（伊瑟尔，1991:231）此外，在人物形象、性格、对话、生活场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绘等方面，文学文本也有许多空白（朱立元，2004:71）。空白能激活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对文本采取积极的反应，从自己的经验视野出发来填补空白，从而建构文本的完形。由此可见，空白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虚构文本的一种优势，它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动态的交流过程的驱动力，是“交流的基本条件”（伊瑟尔，1991:220）。
伊瑟尔的“空白”观超越了英伽登的“未定点”思想，因为伊瑟尔所说的读者对虚构文本的具体化不仅是对文本“空缺”的补足，而且还是一种在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意义的事件，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流行为。
作为文本策略的“空白”在横向轴上召唤读者对各个文本片断和各种表现视角（叙述者视角、情节视角和主次人物视角等）进行联结，而对社会文化规范和文学规范的“否定”（Negationen）则在文本保留剧目的纵向轴上对读者产生作用。
伊瑟尔认为虚构的文学文本是对文本各种环境系统之要素进行选择、重组和陌生化而形成的新世界，这个新的文本世界具有向读者的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文化规范挑战的功能，换言之，虚构文本能够打破读者头脑中的旧规范，形成对旧的社会-文化规范和读者现有的期待视野的“否定”.作为阅读过程纵向轴上的“动力空白”
（dynamische Leerstelle），“否定”会使读者产生思想上的迷惘和对旧规范的反思，读者需要通过进一步阅读来获得一个新视角，改变旧视野建立新视野，从而克服迷惘（朱立元，2004:73）。
总之，虚构文本的“不确定性”有两个基本结构：空白和否定。它们是文本和读者进行交流的基本条件。
二、效应美学模式下的文学文本的意义建构与审美具体化
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1969）一文中草创了效应美学的文本模型，之后出版的两本书《隐含的读者》（1972）和《阅读行为》（1976）只是对该文中效应理论的细化和发展而已。伊瑟尔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效应理论框架下，一篇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他从阅读过程出发来阐明文学文本的意义建构（Sinnkonstitution）问题：“文学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意义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文本之中等待阐释者去发现的某种意蕴。因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生产的，所以这种意义必然会因读者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Warning,1975:229）。
这种效应理论框架下的文本意义乃是阅读活动的结果，即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奥地利学者齐玛在《文学美学》一书中对伊瑟尔的“意义建构”论作了简要概括：“伊瑟尔首先研究的是文学的意义潜能和读者对文本的意义建构；他关注文本所设置的条件，读者在这些条件下建立意义结构并实现文本的意义潜能。作为审美效应的意义（Sinn als ·sthetischeWirkung）于是成为文学学的真正课题，而正确的或充分的阐释并非真正课题。对虚构文本而言，他首先感兴趣的是文本所引起的效果而非文本所含有的意义”（Zima,2001:250）。
通过批评传统的文本阐释，伊瑟尔扞卫了其效应美学的“意义建构”论。传统的文本阐释要么试图揭示由作者意图设置的文本意义，要么力图发掘文本本身隐含的意义，这两种阐释方法均假定了文本的“意义恒定”.新批评文论是第二种阐释方法的代表。新批评将文学文本视作绝对自主的、永恒不变的审美客体，文学文本本身就含有恒定的意义和客观真理。伊瑟尔揭示了新批评理论危机的症结：“倘若文本确实只有那种由阐释所挖掘的含义，那么读者便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他们只有接受或拒绝这种含义的余地了。”（Warning,1975:229）事实上，新批评理论家们本身也是读者，他们的阐释艺术所发掘的文本含义只是多种多样的文本具体化之一：“他们的阐释最终只不过是一种文雅的阅读经历，只不过是文本现实化的诸多可能方式之一。”（Warning,1975:229）伊瑟尔发现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具体化具有多样性。时代和情景不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亦不同，期待视野的差异也造成了理解的多样性。他写道：“当文本世界投射到读者自身的经验上时，从自身经验和潜在的陌生经验的冲突中产生的反应是歧异百出的。”（Warning,1975:232）因此，阐释的任务不是破解文本所隐含的不变的意义，而是阐明文本的效应潜能。
伊瑟尔的效应美学追问的不是文学文本的固定含义，而是文本中所设置的意义建构的前提条件。
这种前提条件就是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文本所包含的大量不确定性赋予了读者参与文本意义构成的可能。”（Warning,1975:247）作为不确定性的主要构成因素，“空白”乃是读者进行积极阅读活动的基本前提。“空白”的功能在于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经验世界，使他们参与文本潜在意向的实现，以个性化的意义投射为不确定的文本建立意义完形。伊瑟尔写道：“倘若一篇虚构文本的空白数大大下降，那么它就会陷入使读者感到厌烦的危险之中，因为读者面对的是高度的确定性--无论它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定性还是乌托邦倾向的确定性。只有空白才能使读者参与到文本事件的共同完成和意义建构活动中。”（Warning,1975:236）换言之，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文本和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文本意向和读者的意义投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读者乃是与作者地位平等的文学作品的合着者（Mitautor），是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的共同创造者。
伊瑟尔认为阅读过程乃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性互动，他将这种互动性的阅读过程称作文学文本的审美具体化（Konkretisation）：“文学文本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发挥其效应。如果不对阅读过程进行分析，那么就无法描述这种效应。因此阅读是审美效应理论的研究中心，因为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学文本所引起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发生了对文本的加工，读者通过运用人的某些能力实现了对文本的加工。因此我们既不能只在文本中，也不能只在阅读行为中来理解效应；文本乃是一种效应潜能，这种潜能将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实现。”（Iser,1976:7）“审美性”（das ·sthetische,亦译“审美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人对一件艺术品或一个自然对象的非功利非概念的感觉方式，它也用于描述艺术品的特性（Nünning,2001:3）。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休谟（1711-1776）将艺术对象的形式对观赏者的感官刺激称作“审美快感”.
结构主义美学家穆卡诺夫斯基（1891-1975）则改变了传统的“审美性”概念，他区分了物质性的艺术品和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审美对象，他认为艺术品只有在观赏中被社会意识接受时，才能转变为审美对象，而审美对象之“审美性”的依据乃是物质性的艺术品在接受者意识中所产生的“反应和关联”（Simon,2003:142）。
伊瑟尔继承了穆氏文学美学的“反应”说，将它发展成一种精细的审美效应（？sthetischeWirkung）理论。在《虚构之现实》（1975）一文中，伊瑟尔将“审美性”等同于“空白原理”（Warning,1975:301）。他认为“审美性”指的是文学文本未表达的因素，即空白，换言之，只有空白才能引起美感：“审美价值是文本未表达的那部分，是全部保留剧目中未被给予的那部分。”（Warning,1975:316）在阅读过程中，文本以其空白召唤读者，读者则对之做出反应，运用自己的经验视界（Erfahrungshorizont）和想象力来不断地填补空白，在文本与读者的交流性互动中创造审美对象。易言之，“审美性”就是空白的召唤性和由空白激发的读者主动的创造性。
文本和读者的相互作用引起了文学文本的审美效应。这种审美效应具体体现为读者在阅读中参与文本的意义生成和审美对象建构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审美愉悦（？sthetisches Vergnügen）。伊瑟尔在《隐含的读者》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发现是审美愉悦的一种类型。因为发现为读者提供了两种主要机会：意义建构行为的结果乃是一种发现，通过发现读者获得了一种自由度，他能够（即使是暂时地）摆脱他的旧我，并且超越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束缚。此外发现要求我们同时运用我们的各种能力，尤其是情感能力和认识能力。”（Iser,1972:9）与创造性的审美愉悦紧密相连的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的提高”（朱立元，2004:80）。阅读过程是文本视野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融合过程，文本视野中既有我们所熟悉的成分，也有陌生的成分，而陌生的成分会使我们修正我们的各种期待，从而形成新的期待视野，因此我们能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我、塑造自我、改造自我和提升自我。霍拉勃对伊瑟尔关于阅读过程产生的审美效应作了概括：当我们适应处于文本前景中的陌生经验时，我们让我们以前的经验退到背景，我们在吸收他者时疏远旧的自我。由于吸收了陌生经验，主体的精神视野得到了拓展，阅读于是造成了读者“自我意识的提高”（姚斯、霍拉勃，1987:375-376）。
三、作为客观化标准的主体间性
在效应美学诞生之前，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主要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种倾向。新批评和作品内涵阐释（Werkimmanenz）学派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通过解读文本意图就能把握文本本身隐含的恒定意义；而生产美学则将作者意图当作文本阐释的客观标准。与文本中心或作者中心的客观主义相对立，霍兰德等人的阅读心理学将文本视作读者个人随心所欲进行意义投射的投射面，这种意义赋予因其任意性而被贬为主观主义。在关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辩论中，伊瑟尔采取了调和的立场，他的效应美学预设了文学文本的开放性，由此推断出读者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但读者的个性化阐释必须受到客观的文本结构的限制。
尽管伊瑟尔将审美效应确定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即在阅读过程中文本起召唤作用而读者则做出积极反应，但由于效应美学注重读者的能动性，因此前东德的瑙曼等人还是把他的效应理论定性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慷慨地给予读者以构成文学文本意义的权利，仿佛根本不存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存在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接受的社会方式。”（姚斯、霍拉勃，1987:416）。
为避免主观主义嫌疑和应对他人的批评，伊瑟尔引进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t）概念，把它当作文学交流和文本阐释的客观化标准。“主体间性”是胡塞尔为避免其先验现象学的唯我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若干人意识之间的共同性或意向对象对于若干人（即群体）的可理解性（Drosdowski,1980:1357）。
在《阅读行为》一书的序言中，伊瑟尔将主体间性树立为其效应理论的支柱之一：“效应理论应该促进阅读的个性化意义实现之主体间的可讨论性，应该支持阐释行为主体间的可讨论性”（Iser,1976:8）。简言之，读者对文本的具体化乃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流行为。
伊瑟尔把“主体间性”概念引入他的效应美学文本模式，是为了解释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篇文本见仁见智的主观评价的客观性。伊瑟尔将文本称作“引导读者想象的结构化指示模式”（Iser,1976:20），只有受到文本引导的具体化才是一种合适的理解。他认为文本结构规定着读者的理解活动，文本结构乃是主体间性的基础：“因为文学文本含有生成意义的主体间可证实的各种指示，而意义乃是一种被建构的意义，它当然可以引起各种不同的体验，并因此引起各种不同的评价。如果由文本引起的意义建构活动具有主体间性，那么文本结构就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基础，它使我们能够判断体验者的主观评价是否恰当。”（Iser,1976:47-48）简言之，客观的文本结构是不同的读者能够在“意味”（被建构的意义）层面上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础。
伊瑟尔认为读者的经验视界和精神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文本阐释的主观性，但文本结构的引导可以“使各种评价不可避免的主观性通向主体间性”（Iser,1976:47）。他认为读者对文本的意义建构不能脱离文本结构所生成的语境，他用文本结构来阻止读者随心所欲的主观理解，从而将基于文本结构的“主体间性”确定为判断各种不同的具体化是否恰当的客观化标准。但这种客观化的“主体间性”标准与客观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客观主义将文本意图或作者意图当作文本阐释的客观标准，却忽视了读者的主观解读。伊瑟尔一方面将文本结构当作“主体间性”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又提倡读者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具体化，客观的文本结构和主观的阅读行为在伊瑟尔那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伊瑟尔的“主体间性”构想一方面指的是不同读者对同一篇文本的理解的可通约性和可交流性，另一方面指的是主体间的意义建构，即文本（准主体）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交流：“文本与读者两极，以及发生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奠定了文学交流理论的根基。”（伊瑟尔，1991:1）伊瑟尔的效应美学将文学文本视作一个事件，文本在运动中逐渐展开自身，它具有不可跨越的过程性。在以不对称性为特征的双向交流中，文本以其不确定性迎迓读者的阅读，因此文本拥有了“准主体”的地位（金元浦，1998:51）。除了表达功能和指事功能外，文学文本还具有准主体的召唤功能（Apellfunktion），它以“空白”刺激读者的意义建构行为，以对规范的保留剧目（Normenrepertoire）的“否定”引发读者打破旧的期待视野，建立新视野，并以个性化的方式实现文本的意义潜能。
伊瑟尔认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交流具有一种“不对称性”（Asymmetrie）。首先，阅读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文本在与读者接触时自身不能随机应变，读者也不能从文本中得知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其次，文本与读者之间没有一个可以相互调节意图的“语境”,这种语境只能靠读者从文本的提示中去建立（伊瑟尔，1991:199）。
于是文本空白就成了核心的调节因素，它作为一种“被省略的可连接性”,表达了应将文本各部分和各种表现视角联结起来的需求，而读者则可以通过“游移视点”（wandernder Blickpunkt）将它们组织起来，建构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意义视界（Sinnhorizont）。因此文本与读者交流的“不对称性”恰恰造成了文学文本的召唤性与读者主观的阅读行为的创造性（朱立元，2004:77）。
结语**伊瑟尔将文本视作一种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实现的效应潜能，将审美效应视作文本结构和读者的行为结构之间的交流性互动，但其效应理论忽视了最重要的创作主体“作者”的作用。为了将读者纳入其效应美学的文本模式，他建立了一个先验的读者模型--“隐含的读者”（derimplizite Leser）。“隐含的读者”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角色和作为行为结构的读者角色（伊瑟尔，1991:44）。但这个现象学的读者模型中恰恰没有作者的位置，对此他解释道：“作者的意图无法说明读者对文本的实际反应。”（伊瑟尔，1991:42）这种解释无异于宣布“作者已死”.
伊瑟尔的效应美学在忽视作者作用方面脱离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1990年以来，德国文学学界开始关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脱节的问题，并从新的视角来多方面地探讨作者身份和作者的作用，其中最丰硕的研究成果当属扬尼迪斯（Fotis Jannidis,1961-）主编的论文集《作者的回归》（1999）和《作者身份理论文选》（2000）。
伊瑟尔晚年已注意到了他以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为核心的效应美学的缺陷。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前景》（1991）一书中，他将人（包括作者和读者）作为文学学的研究对象。他的文学人类学的文本模式由3种虚构行为组成：选择、组合与自我显示。选择与组合均与作者有关，选择行为指的是作者从文本外的诸参照系中选取某些成分并将它们纳入文本，组合指的是作者将这些包裹在文本中的诸意义系统成分加以重组以形成一个新的文本世界；自我显示则与读者有关，它指的是读者对文本的创造性具体化。
从总体上看，伊瑟尔的效应美学是一种杂糅的折中主义，他将现象学、解释学、交流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系统论、完形心理学、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科学哲学、仿佛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而晦涩的美学理论体系，其中充满了矛盾和“不协调”（方维规，2012:134）。他的“空白”构想和“隐含的读者”模型则属于理论上的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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