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再政治化”的呼声高涨。联系上世纪80年代前文学的“过度政治化”,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的“去政治化”,文学界对政治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循环。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世界文学对政治的看法也不断出现“过山车”的旅程。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在世界文学的身后亦步亦趋,不同往往只是时间差而已。在20世纪末,当我国文学界“去政治化”之风盛行之时,许多学人就注意到,“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热潮”。在这种现象中,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分析这两种观点,会发现实际来自于不同的观察视角:或从政治的角度要求文学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或从文学的角度要求文学脱离政治。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观察视角会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要正确理解两种相对立的结果,需要有能包容原来观察视角的新视角。文学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审美现象。不论是政治对文学的要求,还是文学对政治的要求,最终都体现为对审美效果的要求。鉴于这种认识,本文从美学的视角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几个关键问题,以期达到对立观点的沟通。
一、“为艺术而艺术”产生的原因
主张文学脱离政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损害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以为文艺必须脱离政治,只有这样才符合文艺的自身规律,符合文艺的审美本性”。主张文学脱离政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早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文学就出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倡导“唯美主义”,反对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涉及政治。在我国现代文学中,“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文学派别,都承袭了这种理论。近年来诸如此类的主张,只不过是这种传统观点的延续罢了。
法国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Gautier,1811—1872)为自己的小说《莫班小姐》写的长序,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序言提出:“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其可怜虚弱的天性一样是极其肮脏、令人作呕的。”
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倡导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认为:“唯一美的事物是跟我们无关的事物。只要一件事物对我们有用或必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使我们痛苦或快乐,或者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同情,或者组成了我们生活环境极其重要的部分,它就在真正的艺术范围之外。”
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先驱,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主张呢?翻开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找到其中的原因。
在戈蒂耶出生前21年,也就是1790年,西方美学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件,这就是康德的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出版。康德认为,美不涉及功利,只与人的快感相关。“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
康德的美学思想在欧洲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学界认为,“后来的各种形式主义和纯艺术论大都溯源于此”。19世纪初产生的“为艺术而艺术”理论,是康德美学理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产物。
100多年来,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一直延续到当今中国文学。然而,只有正确认识康德“审美无功利”和“美在形式”的美学理论,才有助于对这种文学观点的认识。
美与功利的关系,在美学中也称为美与善的关系。最初人们认为,美与善是同一种事物。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到了18世纪末,康德明确提出,美只与形式有关,而不涉及功利。康德关于美与善的区别,是美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与人类生活中功利满足引起快感的普遍规律相比,美的事物为什么能够单凭形式引起人的美感呢?康德将其归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人在欣赏美的事物之前不需要抱有任何目的,欣赏过程中也无需想到对象有任何益处,但对象的形式却符合了人的目的,从而引起人的愉快。事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特性,康德无法说明,因为这实际上到了哲学思辨研究方法的极限。
20世纪以来,现代美学借助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发现美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单凭形式引起人的美感,真正的原因在于其符合了人的审美心理。人的审美心理由两种方式形成:一种是人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对事物形式的心理需求;一种是人在欣赏功利物的过程中,事物的样子在人大脑皮层的视觉区与快感区之间建立的新的稳定的联系通道。前者称为“需求型审美心理”,后者称为“记忆型审美心理”。审美心理以潜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神经系统并引导人的行为。
以往人们不了解这一点,只看到审美现象发生时,主体仅与对象的形式发生联系,并没有功利因素加入,因而认为审美无关功利,审美只涉及形式。
事实上,审美活动只涉及形式不涉及功利的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人潜意识的审美心理,而审美心理的形成过程,完全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之上。比如金项链较之银项链更为人们喜爱,就在于其所象征的价值不同;对新事物的喜爱源于人的好奇心;对色彩的喜爱则与人的生理结构有关,等等。这些对象之所以引起人的美感,与欣赏对象的功利作用紧密联系。
从现代美学的视角考察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文学不仅以形式引起人的美感,而且以内容引起人的美感。这与以往文艺理论研究的成果是一致的。什么样的内容最能引起读者的美感呢?就是与读者的价值取向一致的内容,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善。政治主张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因此,表现出与欣赏者相同政治倾向的作品,就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享受,为人们所欣赏。这种认识与文学欣赏的实际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政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政治倾向性是文学艺术能否为人们接受的第一要素。上世纪80年代,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曾经轰动一时。
分析这个作品,会发现无论人物刻画、故事情节还是语言表现,可以说都很不艺术。很不艺术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在于它符合了当时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特定的社会环境会形成社会成员某种共同的政治诉求,而较好反映这种政治诉求的艺术作品,因为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审美心理,就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艺术”。中外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代美学关于审美现象发生原因和机理的揭示,对康德区别美与善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同时也纠正了他关于审美不涉及功利观点的偏颇,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为艺术而艺术”产生的理论基础,为人们正确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政治在文学中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文学界,许多人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前极左思潮主导文学的现实教训。在那个年代,文学被作为政治的工具,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主张背书,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脱离这样的“政治”,毫无疑问有利于文学的发展。然而,在“文学再政治化”主张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政治”。马尔库塞说,“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即“是为政治而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两者都是关心现实的形式。”
分析这些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论述,会产生一种明显的感觉:在不同的论述者眼中,政治其实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在以往关于文学与政治的争论中,这种现象一直存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讲文学要服务或者脱离政治时,我们所指的是哪一个“政治”?在不同的辞书、教科书中,会看到不同的关于政治的定义。分析这些不同的说法,会发现政治经常被人们从社会和政权的不同角度运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政治指人们对社会如何发展的主张和行动;从政权的角度而言,政治指为夺取政权或维护政权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前者可以称为广义的政治,后者可以称为狭义的政治。
广义的政治包括狭义的政治,但较后者的涵盖面更广,不仅包括统治者的行为,也包括一般平民的行为;不仅包括人们现实的活动,也包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孔子所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参与政治,就是从广义的政治而言的。
马尔库塞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讲文学与政治,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
狭义的政治是广义政治在现实中最集中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阶级、政党为夺取政权或维护政权开展的活动;一种是从政者个体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前者通常表现为具体的制度、政策、法令等国家治理活动。当代中国文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或主张文学脱离政治,主要讲的是这个层面的政治。后者通常表现为各种权力争斗。“多少世纪以来,一些政治哲学家总是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低级、粗野和琐碎的不光彩的活动,是高雅贤明之士不屑于涉足其间的事”,就是讲的这个层面的政治。
任何文学作品,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和主张,即使作家本人没有明确的意识,他的作品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人表达的是一种政治主张;唱歌的“商女”表现的也是一种对社会如何发展的态度。两种行为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因而从广义的角度讲,都属于政治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者指出:“‘祛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千百年来,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如爱情、平等、自由、正义,等等。
这些共识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构成了广义政治的基本内容。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和《荡寇志》是描写同一题材的两本小说。前者歌颂梁山好汉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后者称其为贼寇,必欲除之而后快。前者数百年流传不衰,被译为多种文字,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后者一出笼,即受到下层民众的反对,被太平天国的士兵火烧了印版,作者的妻子也被惩办。何以如此,就在于不同的政治主张。广义的政治主张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艺术地表现这类主题的作品,往往会成为永恒的艺术经典。
许多学者总结上世纪80年代前文学过度政治化的经验教训,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这种现象的最大教训在于,不是文学描写了政治,而是应和与歌颂了错误的政治。为避免这类悲剧重现,要求作家建立独立的评判意识,从生活实际出发,不要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能够满足读者需要、推动社会进步的好作品。如果因为出现了上述现象就因噎废食,把脱离政治作为文学发展的方向,只能给文学带来更大的灾难。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去政治化的实践,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当作家脱离社会发展的主流,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个人的情感感受,放在猎奇、性爱、凶杀等所谓的“人性”上,文学就会为社会大众抛弃,就会受到冷遇。新世纪中国文学界之所以掀起“再政治化”的热潮,文学被社会边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现代美学的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的实践说明,文学涉及政治内容并非必然损害审美,艺术地表现大众普遍政治主张的作品,会大大增加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从广义的政治概念而言,文学根本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学脱离政治是一道伪命题。
从狭义的政治概念而言,文学如何反映政治,以什么样的态度反映政治,需要作家根据自己的观察,独立地作出判断。因为文学过度政治化的教训,就转而走向反面,是另一种极端的做法。从实践的角度看,文学脱离政治,往往意味着脱离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的做法会给文学带来更大的伤害。
三、文学独立的审美特性
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追求文学独立的审美特性,主张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人虽然也讲文学的艺术性,却很少正面回答前者的诉求。因此,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文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审美特性?根据现代美学的研究成果,每一种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够引起人的美感,都有其特殊的原因。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自然也不例外。对论辩双方而言,笼统地承认这一点并不难,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独立的审美特性?或者说,文学之所以成为一种审美方式,其引起人美感的原因或因素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审美对象之处?现代美学研究认为,文学作品引起人美感的机理与现实生活中美的事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仅以形式而且以内容引起人的美感。如果说政治等社会题材构成了文学吸引读者的一种元素,那么,文学的基本形式则是其吸引读者的另一种元素。文学的基本形式,诸如诗歌、小说、散文等,与现实生活中美的事物一样,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从功利事物中分化出来的。学界谈中国古代文学,常讲一句话,叫做“文史哲不分家”。从美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文学独立的形式还没有形成,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没有独立的地位。庄子写《逍遥游》,是为了阐释自己的哲学观点;李斯上《谏逐客书》,是在尽臣子的责任,说服秦王以保住自己的官位;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撰《史记》,是尽史官的职责……但是,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人们发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能触动人的情感、令人愉悦的形式,由此产生了唐代的散文和传奇,进而发展为现代散文和现代小说这样的文学形式。同样的道理,在劳动、祭祀和各种表达情感的活动中,人们发现了韵语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诗歌。
文学的基本形式如何引起人的美感?或者说它们中的哪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独立的审美特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一篇论文所能回答。但是如果就各种文学形式的共同特点简而言之,则有三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形象性、故事性和情感性。
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形象思维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咿呀学语的儿童,不识字甚至不会说话,却可以翻看图画,表现出普遍的兴趣。人的这种天性,使得形象化的形式成为人们普遍乐于接受的形式。文学虽然依靠语言文字,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形象的语言与抽象的语言对欣赏者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同样是记载历史,《春秋》用抽象的语言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左传》、《史记》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发生的故事。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形象的描述比起抽象的说明,更能给人留下印象,更能给人带来情感的享受,于是把这种形式从史学中分离出来,小说的形式便由此诞生。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也是如此,越是能塑造鲜明形象的作品,就越能给人带来较强的审美享受。形象性是文学从社会功利活动中被抽绎出来作为审美方式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引起人美感的重要因素。
文学中的形象性,无论是人、动物还是神仙鬼怪,其所作所为就构成故事。文学的故事性实质上是形象性的延伸。对故事的喜爱与对形象的喜爱一样,是人的一种天性。许多儿童都爱听故事,有的甚至形成晚上听完故事才肯睡觉的习惯。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有讲故事的传统。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中,充满了各种真实的和虚构的故事。
《左传》、《史纪》与一般史学著作的不同之处,也在于记载了大量的故事。禅宗更是以故事作为传承教义的重要方式。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代的传奇,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一个个故事。这些不同目的、不同类别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故事性。人们把故事性这种形式演绎出来,就形成小说这种体裁,进而发展出戏剧、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成功的文学作品,必然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不仅小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经典诗歌也是如此。
文学是一种情感活动,能够传递情感、激发情感,是文学基本形式成为审美方式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作为审美方式的重要特点。关于诗歌的起源,以往存在两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种是劳动起源说,一种是祭祀起源说。其实,无论是劳动还是祭祀,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情感的表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诗歌起源于情感表达的需要。《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当代文学中,有人忽视文学情感性的特点,把诗仅仅看作一种语言形式。
近年网络上曾经流传一首赞美白云的诗,这样写道:“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被质疑是否为诗,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失了文学情感性的特点。文学的情感性,在诗歌、散文中表现得较为直接,在小说中则隐藏于形象性与故事性之中。许多著名的小说,如鲁迅的《阿Q正传》、路遥的《人生》等,无不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
形象性、故事性和情感性是文学基本形式作为审美方式的重要特性,是文学作品成为审美对象不可缺少的元素。在文学与政治的争论中,正如“为艺术而艺术”者忽视政治在审美中的作用一样,主张文学与政治联姻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文学的独立审美特性。有学者总结新中国前30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指出其中之一就是“用政治作为文学批评的惟一标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忽视,导致文坛充斥了大量缺乏审美功能的所谓的“文学作品”。对这种现象的憎恶,使得一些作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翻烧饼”现象产生的重要现实原因。
综上所述,从美学的角度看,表现与欣赏者相同的政治主张和发挥文学基本形式的审美特性,是构成文学审美性的两种重要因素。文学界对政治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论,核心是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元素。再好的文学形式,如果与欣赏者的价值观相悖,也不会受到欢迎;再正确的价值理念,如果没有好的文学形式,也无法带给读者审美享受。
惟有两种元素的完美结合,才能创造出能够激发强烈美感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陆贵山:《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爱因斯坦指出:“说两个事件是同时的,除非指明这是对某一坐标系而说的,否则就毫无意义。”(《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11页)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坐标系也就是观察视角,相对论较之牛顿力学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否定了后者唯一的绝对的观察视角,给各种观察视角以同等的权利,从而也包括了后者的观察视角。
[3]李志宏:《新时期文学实践昭示下的文艺与政治关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5]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