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说: “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它的显着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 真 正 的‘艺 术’———一 概 都 离 他 们 很远。”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中只占很低的位置，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①。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各种研究着作在中国汗牛充栋，他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哲学家。翻译工作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黑格尔哲学译着对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到目前为止，对黑格尔哲学着作翻译研究却十分有限。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着作翻译的回顾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西学东渐中的从无到有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命运。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首次发现，自己执世界文化牛耳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于是摆正态度，以学生的姿态向西方学习。然而，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思想的洋务运动、企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先后失败。技术层面与政治制度层面的学习失利不是偶然的，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痛定思痛之后明白，不从思想层面进行彻底的改变，再好的技术和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施行只能是南柯一梦。
20 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一场求科学、要民主的中国式“启蒙”，大量西方思想传入中国，黑格尔哲学即在其中。虽然在清朝末年，黑格尔就得到了梁启超、马君武、严复等三人撰文介绍，但都是根据国外的二手资料整理出来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杂乱的无选择的稗贩阶段”。
在新文化运动后，黑格尔才真正的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1931 年黑格尔逝世百年之际，翟菊龙先生邀请张君劢、贺麟、朱光潜、姚宝贤等人写文纪念，以《黑格尔专号》刊于《哲学评论》第五卷第一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后，张颐、朱谦之、郭本道、沈志远、张东荪、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等人也出了自己的专文专着介绍黑格尔。黑格尔的研究一下成为了热门，“据不完全统计，1928 年 －1937 年共发表了有关黑格尔的文章近百篇……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着作的首次翻译就是在这样的热潮当中诞生的。
然而这一时期，仅有三本黑格尔的译着得以面世: 王灵皋译《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32 年) 、张铭鼎译《论理学》( 上海: 世界书局，1935 年) 、王造时与谢诒征合译《历史哲学》(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 年初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6 年修订重版去除了合译者谢诒征;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再版)。
这批早期译着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均不依据黑格尔的德文原版翻译。王灵皋译本根据金田竹千代日译本《历史哲学概论》，同时参考 1917 年莱比锡出版社的德文本《历史哲学》节译而成; 张铭鼎译着根据 1929 年沃尔特·约翰斯顿与莱斯利·斯特拉瑟斯合译的黑格尔《逻辑学》英文初版节译; 王造时与谢诒征先生根据约翰·希布利的英译本转译。其次，未对应于黑格尔哲学体系完整翻译。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分为三大部分: 导言———精神现象学、中坚———逻辑学、应用———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③。而这一时期只翻译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里面的两个小部分: 历史哲学和逻辑学，且有两本译着均是节译本。最后，质量欠佳。转译肯定不如直接翻译德文版。节译本的方式也破坏了黑格尔哲学的完整性，删除了黑格尔在文中的许多论述，影响读者跟随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思考。四位译者并无一人是黑格尔哲学，甚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专家，译文本身质量肯定大打折扣。对于这样的译本，阅读都会带来许多的问题，更遑论在阅读理解基础之上的研究了。
除王造时与谢诒征合译的《历史哲学》经重版后现在还活跃在学术界以外，其他的译本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从无到有的黑格尔译着出版初期，不可对此苛刻要求过多。1937 年后，中国连年战事不断，学者也在战争中颠沛流离，黑格尔哲学翻译停滞了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黑格尔着作一下成为了西方哲学翻译的主流。
二、建国之后的一度繁荣
以往引进西方哲学是为了挽救旧中国，期望形上之学在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这一目的，从鸦片战争后的技术学习到后来的西学东渐其实都未能摆脱向西方学习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在中国具有了强烈的说服力: 勿需再去寻找其他的西方学说来拯救中国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包括黑格尔哲学翻译在内的哲学研究失掉了原有救亡图存的目的，转而成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合理性的工具及其批判的对象。黑格尔虽贵为马克思的“老师”，他的着作在这个时期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分别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极大的干扰。
但在贺麟、王玖兴、朱光潜、王太庆、范扬、张企泰、杨一之、韦卓民、薛华、苗力田等先生的努力之下，黑格尔的翻译出版还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一波高潮。这时期的译着有: 贺麟译《黑格尔的小逻辑》(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50 年;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 年再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二版) 、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 》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年) 、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 、朱光潜译《美学( 第一卷)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范扬与张企泰合译《法哲学原理: 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59 年) 、贺麟与王太庆合译《哲学史讲演录( 第三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 年) 、贺麟与王玖兴合译《精神现象学 ( 上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 年) 、杨一之译《逻辑学( 上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6 年) 、杨一之译《逻辑学( 下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年) 、贺麟与王太庆合译《哲学史讲演录( 第四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 年) 、朱光潜译《美学( 第二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年) 、贺麟与王玖兴合译《精神现象学( 下卷)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年) 、朱光潜译《美学( 第三卷: 上册)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年) 、梁志学与薛华、钱广华、沈真合译《自然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 、薛华译《黑格尔政治着作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朱光潜译《美学( 第三卷:下册)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年) 、苗力田译《黑格尔通信百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韦卓民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 精神哲学》( 韦卓民先生在 60 年代译出，因故未在当时出版，后经华中师范大学整理后于 2006 年出版)④。黑格尔哲学着作翻译俨然成为了西方哲学翻译的主流，这一时期黑格尔译着的特点主要体现为:
首先，较为全面地翻译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着作，涵盖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所有部分: 导言部分的《精神现象学》; 中坚部分的《小逻辑》、《逻辑学》; 应用部分的《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美学》、《哲学史讲演录》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外，黑格尔生前出版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都得到了翻译。黑格尔的政治着作和与友人的通信这类边缘性的资料也进入了中国翻译者的视野。
其次，参考多种版本，多种语言进行翻译。黑格尔的各类着作 19 世纪起就不断重版，且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语种。黑格尔逝世后，德国学者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赫尔曼·格洛克纳、奥尔格·拉松、埃娃·莫尔登豪尔分别编纂的《黑格尔全集》相继出版。译者在翻译黑格尔着作时，能够从自己选定的德文原版出发，同时参考单行本、全集版本及其他外语版本进行校订，取长补短，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黑格尔着作的原貌。
最后，翻译质量高。翻译者全部都是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通晓德语与英语两种语言，朱光潜先生更是能够在英、法、德、俄四种外语中自由穿梭。译者对待译本认真，贺麟先生自 1941 年始译黑格尔的《小逻辑》，1950 年译完交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1980 年重新纳入商务印书馆再版。每次再版贺麟先生都对自己的译着再三斟酌，听取各方意见加以修正。正是这些译者孜孜不倦的追求，才为中国汉语界贡献出了一批高质量的黑格尔哲学译本，这批译着后来大都进入了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编辑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哲学类。
黑格尔的着作能够在这一时期广泛翻译出版，还因为当时的学术与政治挂钩，学术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研究，乃是把马、恩、列的评价，既当做出发点，又当做归宿。或者说，把黑格尔哲学研究变成围绕马、恩、列的评价兜圈子，变成他们对于评价的图解。不难看出，这是由僵化马克思主义而僵化黑格尔哲学的双重僵化。”王树人先生谈到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双重僵化，其实黑格尔哲学着作的翻译亦然。这个时期，黑格尔哲学的翻译研究只能在主流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黑格尔哲学着作的翻译出版，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附带着政治任务的黑格尔哲学着作翻译热潮实际上是一阵虚火。改革开放初期，李泽厚先生就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西方哲学研讨会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这样的情况也影响到了黑格尔哲学着作翻译接下来的命运。
三、改革开放下的逐渐回归
1978 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学术思想界也由原来的为政治服务而逐步走向自由研究，但黑格尔哲学着作的翻译却不乐观。1982 － 1999 年，黑格尔的着作翻译竟只有区区五本: 长河译《宗教哲学讲座·导论》(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 、贺麟译《黑格尔早期神学着作》(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8 年) 、宋祖良与程志民合译《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年) 、贺麟译《黑格尔早期着作集( 上卷)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魏庆征译《宗教哲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失宠了。与此相反的是，其他西方哲学家的着作翻译在这一时期却异常火爆: 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哲学、康德哲学、唯意志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科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学派的着作被大量翻译，黑格尔在中国的命运如 19 世纪中后期的欧洲一样，被当做了“死狗”。单就质量来说，除了贺麟先生的译本还具有价值尚被学术界使用之外，其他译本竟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之内被学术界遗忘。之前双重僵化的翻译研究工作与清理政治“左倾”给黑格尔在中国带来了噩运，而这股反潮流也的确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与沉淀。
可喜的是，新世纪曙光的来临使得黑格尔哲学着作的翻译回到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2000－ 2012 年的译着有: 李瑜青译《黑格尔经典文存》(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梁志学译《哲学全书·逻辑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 、燕晓冬编译《美学: 对广大的美的领域的尖端叙述》(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 、杨祖陶译《哲学全书·精神哲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李智谋译《小逻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6 年) 、黄昀与常培育合译《小逻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王诚与曾琼合译《精神现象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杨东柱与尹建军、王哲合译《法哲学原理》(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7 年) 、王福生译《黑格尔论艺术》( 吉林: 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 年) 、张作成与车仁维合译《历史哲学》(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8 年) 、刘烨编译《黑格尔的客观哲学》(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年) 、王义国译《小逻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年) 、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1817 年版、1827 年版、1830 年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潘高峰译《哲人咖啡馆 － 黑格尔历史哲学》(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 年) 、寇鹏程编译《美学( 对广泛的美的领域的尖端叙述) 》(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杨祖陶译《耶拿体系 1804—1805: 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这个时期的黑格尔着作翻译不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得到国内学界同仁的普遍认可，译者们完全是主动翻译黑格尔哲学着作。当然，这批译着在新世纪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补齐了黑格尔哲学着作在上一时期遗漏的作品。例如: 由薛华先生翻译，以完整面貌出现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1917 年版、1827 年版、1830 年版) 、杨祖陶先生翻译的《哲学全书·精神哲学》与《耶拿体系 1804 －1805: 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都是首次出现汉译版本。
其次，译者们贡献了黑格尔重要着作的新译本。例如梁志学、李智谋、黄昀与常培育、王义国分别重译的四个新版《小逻辑》，王诚与曾琼合译的《精神现象学》，杨东柱与尹建军、王哲合译的《法哲学原理》等。但是，这些新译本的质量却不敢恭维。以黑格尔的四个新版《小逻辑》的翻译为例，只有梁志学先生严格依照赫尔曼·格洛克纳编纪念版《黑格尔全集》第八卷进行翻译，且在新版中对于书名问题、译名的改进与修订问题、版本问题、文中注释问题等在学术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反观其他三本译着，李智谋译本就是贺麟先生《小逻辑》译本的缩编，根本不能称作译着; 采用哲学家的原版进行汉译，这几乎成为了当今哲学翻译界的常识，而黄昀与常培育仍然依据瓦莱士的英译本《小逻辑》转译，且在译文中不见任何注释; 王义国的翻译更加离谱，译文本身漏洞百出不说，依照瓦莱士的英译本《小逻辑》转译的同时居然只翻译前面七章，而异常重要的第八章( 逻辑学第二部分———本质论) 与第九章( 逻辑学第三部分———概念论) 则完全缺失⑤。
最后，时髦性的黑格尔哲学译着开始出现。黑格尔哲学着作本是极具思想深度的严肃文本。但部分黑格尔哲学译着居然成为了包装精美、装帧华丽的“心灵鸡汤”。在书中，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被随意的剪裁，只留下一些可供人闲来咀嚼的人生格言、心灵感悟，通篇不见贯穿黑格尔思想的辨证演绎。例如: 朱光潜先生翻译的四卷本《美学》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参考英、法、德、俄四种语言的版本，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较为全面地恢复了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原貌。而燕晓冬编译的单本《美学: 对广大的美的领域的尖端叙述》
全书配以 418 幅“典藏视图”，正文部分却只有十多万字，内容也是对朱光潜先生译本的缩编，全书看不到黑格尔对美学思想的阐述，仅留下一些残破的论断。不难看出，新世纪出现的黑格尔译着，除了老一辈翻译家梁志学、薛华、杨祖陶等的译本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外，其他的译本根本不过关。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浮躁心态不可避免的映现在当今学术思想界。对于中国学术水平已然提高的今天，这样的译本显然是不合格的。
结语
黑格尔哲学着作的翻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翻译出了黑格尔的大量着作，但黑格尔哲学着作的翻译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洪汉鼎先生在德国期间拜访哲学家伽达默尔时“谈到伽达默尔全集的中文翻译工作。当然，他很高兴他的着作能译成中文，不过当他得知中国现在还没有把康德和黑格尔全集翻译完，他感到遗憾。他说他不敢妄想，在康德和黑格尔全集中译本尚未出版前，一个当代德国哲学家的全集有可能出版。”伽达默尔的遗憾是有道理的: 康德和黑格尔全集无疑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哲学的必要书目。然而，至今中国只见到德国柏林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九卷本翻译出版发行，而未见《黑格尔全集》的全貌。
其实，《黑格尔全集》翻译一直都是中国哲学界同仁们的梦想。商务印书馆自 1962 年开始就想让贺麟主持《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因政治原因未能如愿; 1981 年和 1982 年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翻译《黑格尔全集》，随后还成立了《黑格尔全集》编委会，但该编委会却在 1987 年解散，且未出一本译着。2006 年，又分别传出了人民出版社由张世英先生牵头翻译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编辑，苏尔坎普出版社 1970 年出版的 20 卷本《黑格尔着作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由李秋零先生牵头的《黑格尔全集》，商务印书馆由梁志学先生牵头翻译的历史考证版《黑格尔全集》。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途退出了《黑格尔全集》的翻译，但由张世英与梁志学先生主持的翻译组还在辛苦的工作着。
令人欣喜的是，由梁志学先生主持的历史考证版《黑格尔全集》第 10 卷《纽伦堡中学教程和讲话( 1808———1816) 》( 北京: 商 务 印 书 馆，2012年) 、第 17 卷《讲演手稿 1816———1831》(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年) 以及由张世英先生主持的《黑格尔着作集》第 3 卷《精神现象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 在近期分别出版了。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两版黑格尔着作的翻译出版必然会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我国黑格尔的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2］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3］杨河，邓安庆．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王树人． 散论黑格尔哲学研究［J］． 哲学研究，1989( 9) ．
［5］洪汉鼎． 世纪哲人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N］． 中华读书报，2001 －07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