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 内治法简朴
相较于外治法的丰富内容，出土医简的外科内治法则显得相对匮乏。治法中不涉及气、阴阳、五行等中医理论，且多数为酒剂。汤饮中有几处为复方用药，说明当时已初步认识到将各具特性的群药配合形成新的有机整体，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药物作用，适应较为复杂病证的治疗需要。
与后世按君臣佐使理论配伍的复方相比仍有显着差距。最为典型的即是“疽病”第一方： “冶白莶（ 蔹） 、黄蓍（ 芪） 、芍乐（ 药） 、桂、（（ 姜） 、 （ 椒） 、朱（ 茱） 叟（ 萸） ,凡七物。骨睢（ 疽） 倍白莶（ 蔹） ,【肉】睢（ 疽） 【倍】黄蓍（ 芪） ,肤睢（ 疽） 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 （ 最-撮） 一入？（ 杯） 酒中，日五、六荖欠（ 饮） 之。须巳（ 已） ,□□”[18]本方以七味药组成治疽的基本方，药性偏温。又将疽病分为： 骨疽、肉疽、肾疽，足见临床观察之微。还根据疽的不同类型针对性地重用方中主药，说明当时已具有辨证用药的临床思维方法[19].
此外，在医简中记载对同一类疾病用不同药物治疗，如《五十二病方》中“毒乌$（ 喙） ”,既有用芍药凉血止痛，地骨皮清热退蒸，铁镇心安神、平肝解毒，蘼芜本（ 川芎） 活血化瘀，亦有“饮小童弱（ 溺） ”,“吞菽”等方法。另一方面，亦有应用同一种药物治疗不同疾病的记载。如“诸伤”方中用“□□膏，甘草，桂、姜、椒……酒”.“疽病”方一用“白蔹、黄芪、芍药、甘草、姜、椒、茱萸、酒”; “疽病”另一方用“白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酒”以上三方虽主治各异，然用药却异中有同。这些都蕴含着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医学思想。
2. 3 祝由比重下降
《吕氏春秋·勿躬》[20]《说文解字》[21]释“医”为“巫彭作医”,《广雅·释话》[22]更明确指出“医，巫也”.可见上古时期巫术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从出土医简中涉及祝由术的疾病来看，许多为皮肤病。究其原因，大抵与皮肤疾患的机理密不可分。现代医学认为，皮肤病与免疫关系密切，造成皮肤病的外因大致有物理性（ 日光、摩擦等） 、化学性（ 染料） 、动物性（ 虫咬） ,更多是由细菌、病毒、真菌等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感染引起。
而这些致病因素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无法被正确认识，而致病机会与频率极大，当先民对此现象无法准确理解，便将其归为鬼神降灾、邪灵作祟。《五十二病方》中涉及皮肤疾患的治疗大多以祝由术为主要手段，如“尤（ 疣） ”、“ （ 漆疮） ”等。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小于自身不知多少亿倍的病原体无法得知，而对大于人体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生物又往往无力抵挡而被其吞噬[24].当这些野兽对人类造成巨大祸害，而人们又无力抵挡时，便对这些毒蛇猛兽产生敬畏而施行祝由术。如周代，武丁患病，占到“豨”（ 野猪） 作祟，或者“它”（ 蛇） 作祟。而在《五十二病方》中对于“羏”（ 毒蛇） 、“疒虿（ 厂虿） ”等动物咬蛰也掺杂着不少祝由术。
医虽不出巫，但医家却有从巫医蜕变的历史事变[24].所谓“巫医”已经不仅只是单纯的祈祷了，随着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提高，巫术渐渐转变为医学的“辅佐”.从现今已公布的出土医简中可见巫术在医学发展中的地位变化。如望山楚简、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中不乏有对疾病进行卜筮祭祷的记载，之后的周家台秦简中不仅有祝由条文，亦出现了药物疗疾的记载，而在阜阳汉简《万物》中则出现单味药疗疾的形式，至成书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又发展成了复方形式，后期所出现的祝由术则大致上分为咒禁驱除、灵药驱邪（ 女子月经布、男子精液等） 、巫医同用三类。而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武威医简》，因其成书较晚（ 约在东汉初期） ,其中外科疾病的治疗并未涉祝由疗法，这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医学水平的提高，医巫逐渐分离，巫术渐渐由盛转衰，逐渐成为医学的“辅佐”,处于医学体系的边缘位置。
3 外科学发展的地域性与历史性
中医外科学是我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反映战国秦汉时期的传世医学文献资料匮乏。但百余年来，中国考古界陆续发掘出大批涉医简帛，为今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早期原始医学文献。从这些散在的医简中不难发现在农、畜牧业发达的楚地，当时中医外科学正在蓬勃发展，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脉络。
3. 1 地域特色
已公布的涉及外科的简帛中，望山楚简、周家山秦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的出土地在战国时期均属于楚国范围。这一地区为江汉之滨，正处亚热带东部，气候温暖湿润，水利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物资富饶，且“最早冶铁和使用铁器的地区很有可能是在楚国。”
这一地区具备了北方不可比拟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楚地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当时医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而在上述涉医简帛中外科疾病包括有外伤、动物咬蛰、皮肤病、肛肠病、泌尿系统疾病等，且多数疾病的治疗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巫术治疗。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医方 283个，用药达 247 种之多[26].全书的 283 方，治疗外科疾病有 253 个，占该书总方数的 90%,247 类药物包括动、植、矿三大类，所用剂型达十余种。说明当时该地区的外科医学已初具雏形，虽未涉及气、阴阳、五行等中医基本理论，但仍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辨证施治的医学思想。
另，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是目前已发现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其中记载了戍役外伤疾患。敦煌地处河西走廊和西域的交界地区； 居延地区，是汉初以来匈奴从北方草原南下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之一[27].此处是汉初抵御匈奴的门户。《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期间发戍甲卒十八万，在“张掖北置居延，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故在此处出土的汉简作为汉代边防的档案册，不乏对戍役外伤的记载。此外，《五十二病方》中首篇对“诸伤”的详细记载，也正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于此类疾病的重视以及与汉初战争硝烟纷飞的社会因素有关。
3. 2 历史脉络
将各地出土的医简按成书时间排列，可见一些疾病、治法等的发展脉络。在疾病认识方面，望山楚简中记载病名“痤”、“足骨疾”; 云梦秦简中记载有“疠疡”（ 麻风病） ; 周家台秦简中记载祝由术疗“痈”、生发方、去黑子方； 里耶秦简中的“治令金伤毋痛方”.以上记载在汉简中的均有所涉及且有所延续、发展，譬如阜阳汉简《万物》中记载的“痤”、“□令白发复黑之”,这些病症、治法印证了秦简中的记载。在治法上，《万物》中“蜱蛸杏？（ 核） 之已痈耳也”,较之周家台秦简中纯以祝由疗痈，已有了飞跃，可见时至东汉初年，人们对“痈”已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五十二病方》专设“痈”篇，分为“痈首（ 头部生疮） ; 身有痈； 颈痈（ 发于颈面部位的痈肿） ”三类。共八个条文，其中有两条祝由方，与周家台秦简中相比较，都属于咒禁驱除一类，且较为相似，体现了祝由方术的传承与延续； 余为外治方，有热熨法、膏敷法等，并提出敷法中的注意事项，如“傅药毋食□彘肉、鱼及女子”; “勿尽傅，圜一寸”等。说明当时人们对“痈”的认识已经由模糊懵懂上升到较为清晰客观，由咒禁驱除到运用药物这种更为科学的治疗方法，且已认识到治疗时所应注意的事项，这些都表明古代人们渐渐对此类疾病的本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地点出土的医简中存在有相似内容。
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记载的“令金伤毋痛方”与里耶秦简中的“治令金伤毋痈方”所用药物类似，均以“鼢鼠”、“薪（ 辛） 夷”、“甘草”入药。成书时间晚于《五十二病方》的《武威医简》中亦有记载“金伤”治疗； 此外，《五十二病方》“牝痔”题下“一，牝？（ 痔） 有空（ 孔） 而 （ 脓） 血出者方：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令。”[18]与北大藏西汉竹书中记载“五十六·治牝痔有空（ 孔） 而）（ 脓）血出者方： 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29]两者基本相同。这些都意味着在当时虽未有成形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但中药、单方已能熟练运用，小复方也已出现，说明战国秦汉时期在民间已形成了一些重实用、重疗效的经验方集，并在各地传播。
4 小结
出土涉医简帛的记载、描述虽然尚欠详尽，但却以它原始的真实面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外科学图像。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远未臻于成熟，有的还比较幼稚，但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医外科的各种治法，为后世外科学理论的形成和诊疗技术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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