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跆拳道运动员国际流动的时代背景分析
职业体育和跨国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经影响到赛事体系的分化趋势。在欧盟，体育经济的作用比较大，占据GDP的3-4%。在2004年，5.4%的劳动力贡献了4070亿欧元附加值。体育移民潮流不断提高这种经济价值。体育经济学家对跨国职业足球运动进行了纵向研究，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世界杯足球队注册的球员在海外的联赛效力，从1978年的11.4%到1990年的27.1%，再到2006年的53.1%。在1998年到2007年间仅在一单项运动上，国际体育运动员协会就发现超过250名运动员更改了国籍。毋庸讳言，全球化的市场需要跨国的劳动力。尽管不是所有人具有相等的地位或平等地进入跨国劳动力市场，但是民族体育的崛起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笔者重点针对跨国体育劳动力精英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是全球化的产物，具有全球化特征。
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改革既鼓励又依赖跨国劳动力。首先讨论精英体育跨国劳动力和国家的关系，探寻体育和国家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改革的问题。以韩国跆拳道运动的全球体育为案例分析跨国劳动力如何根据强国精神和民族主义而变化，这是两个单独而彼此包含的概念，是建立社会权威的前提。笔者不是根据种族和民族划分来建构民族主义，相反，是基于民族主义是文化相对构成这个概念的，同时强调民族主义在不同层次上是如何揭示全球动态变化的。
尽管体育移民不是新鲜现象，但是在新的、快速变化的体育移民状况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明全球体育移民变化的关键因素。不管是否专业，都参与和受益于或构成了跨国劳动力市场。最开始，具有专业技能的精英运动员构成了跨国体育劳动力市场。这些优秀人才享有优先的跨国国家移民地位。尽管这些移民不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国籍，但是由于他们经济上具有特权，他们可以享受该国的众多好处。跨国运动员在国家之间游走，犹如持有VIP通行证一样。由于他们具有工作许可证、签证，甚至归化协议，他们可以快捷地流动，没有什么政府性的障碍延误或排斥专业跨国劳动力移民。尽管笔者认同具有能见度的“劳动力流动不存在挣钱性质的体育劳动力，但是显然对于靠体育谋生的人，这种解读并不完整”。
二、关于发展趋势的后续深化讨论
现在，妨碍体育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交换的障碍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国家和职业体育联盟的管制。主要根据国籍来配置国家队比赛，这是国际体育协会实施的规则。这些协会通过配额政策来监控外国劳动力的变化。配额政策包括本土人才并减缓当地身份焦虑，同时强调国籍的重要性。但是，国籍也伴随着相反的一面：出于球队竞争力和能力考虑，会打破规则。为了更好地定位和理解全球体育自相矛盾的过程和结构，尤其是定位和理解跨国体育劳动力流动，笔者在研究职业、商业球赛的同时也研究国家体育发展模型。体育移民流动不是单方向的那么简单，不是把全球化流动的人插入当地那么的简单，就像竞技体育“海外兵团”一样。
所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相关的视觉消费行为可被解读为，连接晚期现代性生活社会经历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文化节点。当地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是沉默无语的。当地无论在接收还是在派送人才方面，纳入、指定、排斥或拥抱符合当地情况的其它人才。
其它研究显示跨国精英（演员、音乐家、学者、跨国商人）在国际上占据富余空间，他们代表了去国界化的趋势，但是本研究关注这种跨国劳动精英，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活动直接参与国家结构、意义和发展。
在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价值观建构过程中，国家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背负着独立、民族自觉和群体认同等问题。韩国不想声称民族主义价值观是必然道德的，有许多惊人的相反案例，但是在全球资本流动的时代，国家仍起到了维持和规范的作用，降低了在西方高度消费主义营销的哄骗下，刚刚获得购买力的人群的脆弱性。体育是个重要工具，证明了通过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成功和举办体育盛事，可以确认科技、经济和社会文化实力，展现了时代特征和价值。
现代国家不仅是地理边界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还表现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即所在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方面。来自不同国家、语言、种族、文化的国际球员，对输入国既定的社会与文化生态会形成一定冲击。以普适价值为轴心的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文化制度，建立在高度的国际化和媒体化车轮之上，才能共聚同一兴趣事件，促进不同文化间理解，形成社会共识，消解移民之邦带来的文化、种族冲突的潜在危机。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充斥着全球商品符号，全球性赛事的推广将国内跆拳道运动等本土比赛驱赶至主流媒体和公众兴趣的边缘位置。在像韩国这样历经了重大社会经济转变的发展中国家中，消费被用以展现与世界主义的联系和与全球文化流动的接触。全球范畴内通过销售（官方和非官方）及媒体报道为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与这些全球化商品文化视觉符号相接触的场所，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广泛可得且相对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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